满清王朝之灭亡，实乃缘于一纸书也。

此“一纸书”就是孙中山先生1894年初写的《上李傅相书》，后世称为《上李鸿章书》。

这次上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即1885年到1894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国内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左宗棠击败沙俄，成功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摧毁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战争后的《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幻想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能够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施行新政，推行改良，从而实现自强之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出于这种思考，年轻的孙中山决定上书李鸿章。那时，他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

1894年1月底，孙中山回到家乡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多天写出了洋洋万言、思想精深的鸿文《上李傅相书》，他在其中提出“富国四策”：“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冀望出现一个能够改良时政的政府，采纳他“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的治国谋略，实践他改变苦难民族生存环境的愿望。

是年二月，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同北上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时李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已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

临去天津前，改良派元老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可是，孙中山虽然不惮路途遥远关山险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做了充分准备，寄予极大期望，然而结果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事与愿违。“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但那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军务繁忙的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顾不上这类接见，更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回到上海。

上书受挫之前，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改良处于主导地位，受挫之后，革命和改良在他的头脑中展开了拉锯战。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孙中山与好友在六七月间到达北京。此次北京之行让孙中山充分目睹了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军备废弛，认识到“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

五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共和国（当时美国还没有吞并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满清帝国土崩瓦解，不久，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

如果当初孙中山上书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他可能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而是成为康有为之前的“康有为”，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领导，清王朝就不会这么快地走向灭亡，这大概也可以作为蝴蝶效应的一个真实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