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制度依靠天下大乱这样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实际上，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一样的。

作为政权，没有哪个王朝愿意灭亡；但作为制度，帝国却必须定期不定期地把偏离了自己正常轨道的代理集团（现存王朝）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并为自己寻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么，所谓帝国的正常轨道是什么？

帝国的正常轨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会状态。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乃是一种必然。就中华帝国而言，这些条件包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成员主要依靠铁制农具和家养牲畜进行农业生产，其收人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略有节余；二、在当时技术条件（车马、道路）所能到达和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大体相同（即都达到并不超过上述生产力水平）；三、这些地区和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比如自然灾害或游牧民族的侵犯），必须共同防御，因此有组织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需要；四、这些地区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当时技术条件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高山、大海、沙漠），军事上便于征服，政治上便于统治，经济上便于平抑，文化上易于认同。在这些条件下，帝国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适合帝国制度，或者说，帝国时代的"最佳"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强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经济水平太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而不是帝国。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而经济水平太高，则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当然，政治状况太好也不行。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过剩，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所以，王朝必须将自己的国家状态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内，或者虽未达标，却有发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这种状态。因此一个新王朝只要政策和决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则如晋、隋），就总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能逐渐达标，便是治世；等到正好达标并略有超出时，便是盛世了。而后，则是盛极而衰，除非它能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控制。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首先，它要求社会安定，要求风调雨顺，还要求环境相对封闭，没有外部的冲击和干扰，才能达到上述条件的下限，即疆域不至于太小，人口不至于太少，经济水平也不至于太低。但这岂能担保，又岂能事事天遂人愿？因此只要有风吹草动（自然灾害或者外敌人侵），王朝就会动荡起来。如此看来，帝国制度其实是很脆弱的。

帝国制度的脆弱还在于，它不但经受不了天灾人祸，也经受不了繁荣富强。实际上帝国制度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按照这种设计，帝国的所谓"王道乐土"应该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数不多不少的自耕农，分散在疆域不大不小的国土中，靠着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维持温饱，并向国家缴纳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赋税。赋税之所以不必超过百分之十，是因为理想中的帝国规模不大，要求也不高，可以低成本运行；而百分之十的赋税之所以必须，则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弱小的、微不足道的自耕农无力自保，只能由帝国的国家力量来保护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可见，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中国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不知计划生育为何物，反倒以多子多孙为福。因此只要天下太平，人口就会增加；如果承平日久，人口就会猛增。这就要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而官员和衙门的增加却并不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因为帝国的所谓管理，主要是防止民变，所以人口稠密时的管理成本要较人烟稀少时为高。何况牧民之官增加了，牧官之官也要增加。牧官之官增加了，配套机构也要增加。其实，不要说民间人口的增长，单是皇族的膨胀就让朝廷焦头烂额。这些凤子龙孙们要封，要赏，要安排职位，要建立府衙，要配备服务人员，还要拉帮结派，无事生非。这些都要增加管理的成本和人数，更何况官僚集团还有一个自身膨胀的问题。结果，人口如果成算术级数增长，官员和官僚机构的增加就会成几何级数。如果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其次是财富的增长。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财富和民间财富。民间财富的增长，在理论上说应该是好事，其实不然。因为民间财富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均等的。有的人增加了，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增加得快，有的人慢。这就会拉开贫富差距，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就会去买田买地，并由少量购买发展到大面积兼并。我们知道，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资源本来就会日趋紧张；而兼并一旦开始，就必定会是一个滚雪球似的过程。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少数兼并了大量土地，因而也获得了大量田租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成为王朝无法控制的豪强，而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则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卖身为奴，成为佃户、雇农、奴啤；要么落草为寇，成为流民、盗贼、土匪。无论哪一种，王朝都控制不了。

国家财富增加了就更不好，因为它更没有出路。朝廷总不能用这笔钱来购买土地吧？也只有两种用途：一是穷奢极欲，这只能导致腐败；二是侵略扩张，这只能导致战争。腐败和战争，都是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朝亦然。

何况人口和财富的剧增，会使一个王朝从适中状态迅速发展成超级大帝国，其结果必然是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中枢机关指挥失灵，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一有突发事件便顾此失彼。这是所有超级大帝国共同的问题，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也好，王朝也好，积弱固然必至瓦解，积强也同样会至于崩溃，而且盛极之后，必是衰亡。道理很简单：过速的燃烧只能导致提前的熄灭，而只有退回到类似于秦朝末年的那种低水平状态，帝国制度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依据。

于是动乱就成了必然甚至必须。诚然，一顶顶王冠落地并不足惜，一个个王朝覆灭也不足惜，但千百万百姓无辜被杀呢？千百座城池无端被毁呢？千百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灰飞烟灭呢？更何况我们民族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竟只是为了维持帝国制度的生命，而且其直接原因，又竟然是人口和财富太多！这才真是悲莫大焉！

那么，过剩的人口和财富当真就没有出路吗？

当然有。而且严格地说，人口和财富也并不过剩。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工商业。但帝国对此要么不感兴趣，要么心存忌恨。结果，体力劳动者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一条路，一旦地少人多，就危机四伏；脑力劳动者则基本上只有读书做官一条路，一旦僧多粥少，便弊端丛生。

帝国对科学和工商业持敌视、仇视、蔑视态度并不足为奇，但王朝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变法不能成功即其中之一。比如在王安石的时代，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进行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绝不会是当时那种情况。

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于，帝国还根本不能允许相互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存在。钱财由银行支配，则置户部、藩司于何地？司法可以独立，则置刑部、臬司于何地？老百姓都独立自主了，爱贷款就货款，不爱贷款就不贷款，什么都按经济规律办，不按道德和王法办，则置皇上、朝廷干何地？

的确，对于只身一人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效忠远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业也远比发展民生事业重要。人口富余没有关系，有作为的君王可以用来侵略扩张；财产富余也没有关系，无作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员贪污挥霍。这些钱财，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简直就匪夷所思，用于发展工商业则万万不可。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如果普遍富裕起来，将置帝国于何地？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了。也就是说，它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愿意发展国计民生，更不愿意发展工商业。当然，不会有人说国计民生不重要，工商业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事实上，每个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的工商业发达的时期。汉、唐、宋、明，皆如此。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明代则有商业大城市三十三个。与之相对应，则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商业从业人员的队伍庞大。东汉王符说，洛阳地区的守本工商是农民的十倍，离本工商则又是守本工商的十倍（《 潜夫论》 ）；而据日本学者桑原先生考证，唐代末年仅被黄巢杀死的外商就多达十二万人。至于贸易额，自然也很可观。比如北宋神宗时期国内贸易总额就达三亿两千万贯，岂能说不繁荣？

但这又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明王朝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因为帝国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更不用说培育和扶植了。何况这些工商业制造销售的，也主要是一些"淫侈之物"，除了满足少数富贵人家的穷奢极欲，也实在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因此这只是一种"病态繁荣"。它既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也不能使帝国制度变得完善，反倒只能加速王朝的灭亡。也因此，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王朝时，它一定会将这"病态繁荣"一并消灭，重新回到"重农抑商"的轨道上来。当然，等着它的，又将是下一轮的"病态繁荣"，以及下一轮的"改朝换代"。

除此以外，帝国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