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 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也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 年）四月画了一张《 流民图》 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 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新法。据说，诏书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 年和1086 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 年初），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我们当然不能说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变法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恐怕也是事实。

那么，难道是新法真有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实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许多政策都兼顾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是很替农民作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利息自然是很低的，农民负担得起。所借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问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错。第一，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对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县试行时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铺开，不下达指标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铺开，变法就是纸上谈兵；不下达指标，官员就会置若阁闻；而一旦全面铺开，并下达指标，新政就会南辕北辙，面目全非！那么，地方官不从中盘剥不行吗？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统统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团，这当然也办不到。在这一点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宋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熙宁变法如此，其他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两税法"，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赋。除土地税外，其余租庸杂徭一律免去。这原本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然而结果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因为两税法实行后，流通减少，物价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征实物，地方官员便趁机加收耗羡，由规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亦然。一条鞭法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按亩计数，以银纳税，简化了手续，明确了任务。然而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类似于税外加费），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续费竟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还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审诸历代变法，概莫能外。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盲。正因为走投无路，才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他们是对的。同样，正因为病人膏育，所以不能乱下猛药，只能慢慢温补，不能动大手术，只能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他们是对的。但不管谁是谁非，变法却总归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这样一种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制度是如何的无药可救。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历史观，就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一般是不太喜欢什么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因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针办，谁也不要折腾谁，更不能全国都种试验田。同样，治理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最好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心血来潮就搞运动。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 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小鲜如不断翻炒，就一塌糊涂；治大国如频繁运动，就民不聊生。所以韩非子说绝不能频繁变法，因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韩非子·解老》 ）。能够不变，最好别动。

当然，完全不变也不可能，事实上历朝历代也都在变。但即便要变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而且，只要能够维持，则能不变法就不变。事实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错。问题是由于帝国的惰性，循序渐进往往等于纹丝不动，文火慢熬则往往等于一潭死水。结果是积重难返，变也不是，不变也不是。变则千头万绪，不变则问题成堆，慢慢变又时不我待。因此，当一个王朝下定决心厉行变法时，那就多半是非变不可了。非变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后果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最后一个机会。求治不得，只有动乱。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 年，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十三年），郓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 年），睦州方腊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 年），河北、京东张迪等人又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动乱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介草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皇帝再昏馈，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所以，不到万般无奈，草民们都不会轻易言反。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全国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义的事，有时又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旦成功，对起义者本人尤其是起义领袖而言，那可是一本万利。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尝试，有人效法，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制造动乱，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于我们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生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群众大批量死亡，文化遗产大规模破坏，国家局势长时间动荡。在官兵和起义军的战斗中，双方往往都会荼毒百姓，滥杀无辜。黄巢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张献忠杀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国则至少让大清人口减少上亿。实际上，哪一次战乱不是让普通民众析骨为炊，易子为食？又有哪一次动荡不是使中华大地人死如林，骨积如山？正所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 篙里行》 ）。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兴亡，还要匹夫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无人负责，更在于帝国需要这种破坏，因为每次破坏之后便是它的新生。农民起义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历史功绩，就是能够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于畏惧造反忌惮灭亡，往往在建国之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放松钳制，减轻剥削，收敛贪欲，与民休息。这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其实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轨道。这个轨道是每个王朝在其中后期一定要偏离的，而且这种偏离也是无法通过王朝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需要这样一条出路，而且它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