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阳历七月的“甲午战争”，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一百年。其间我们这个自称为“人类”的“群居动物”竟然以他的所谓“聪明才智”所发明出来的杀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此以前，人类的战争全是“区域战争”，没有把全体人类都卷入战火也。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惨痛中的最惨痛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苦命的中华民族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苦难之外，还要加上三次武装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农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数不尽的内战和外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史家，和许多官私文件的统计，为内战和外战，百年之中我们总共打了数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干百次战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本文所要阐述的“甲午战争”和我们老前辈华裔都亲眼目睹的，二次大战后的国共决战了。这两大战役皆最具关键性。它们的胜败都改写了历史。在这两大战役之中，也都是该败者战胜，而该胜者战败。胜败本兵家常事。但是该胜者战败之时，竟败得那样惨，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还是这两次战争，虽然一个是外战，一个是内战，但是它们胜败的方式，却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说来，败的一方难免都大而无当，颟顸松散，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幸灾乐祸。结果天倒大家灭，悔之已晚。

而胜的一方则短小精悍，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处心积虑、不眠下休，非把对方吃掉，决不罢手。终于战胜强敌，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发难收。最后饮鸩止渴，也没落个好下场！

就说我们所亲眼自见的国共之战吧！二次大战后的南京国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库存黄金白银美钞的价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飞机千架，舰艇如云。原是联合国中，不折不扣的四强之一。为什么为时不过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鸟枪、铁锤、土炮……”（抗战歌词），打得落花流水引！？等到华北失守时，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无缺。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长江堵住，不让共军渡过。为什么后来汤恩伯将军的四十万大军，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呢？！

撇开我们亲眼看到的“怪哉”不谈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个“甲午战争”，那也是个怪哉的怪哉呢？！

1.1世界第八位海军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十四吋，配备有十二吋巨炮的七千吨主力舰二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条。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蛇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如把这些船舰，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还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呢！何况当年。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 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刊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会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1.2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着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八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着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t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1.3“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 May 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 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一二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 - 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齿也。

1.4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做“师夷之长技”；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输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拚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1.5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沈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 ）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由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京师，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Civil War），转为国内建设（reconstruction），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笔者曾有专文论之，不再赘。其时美国传教士丁跶良（W. A. P. 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颇像当前的“小平中兴”）的巅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之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1.6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成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员，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海军师长），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佑亨（一八四三～一九一四）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民国时代国共两党建设海军，何一而非由陆转海哉？！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画期中，四百万元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四百万元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满清，仍只是满清。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中，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一百二十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往，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一百二十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附注】 关于上述诸节，中文史料山积，见王仲孚编《甲午战争中文论着索引》，台湾师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陆十年前亦有类似著作。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资料，应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舰队》（一九八一年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为简明，足资雅俗共赏。简明的英文史料可参阅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作者出身教会家庭。其父于一九三七年沪战期间，我机误炸“大世界”时遭难。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附有简明西文参考书目。作者与笔者为数十年老友。笔者亦鲜有较详尽之英文书目以补其不足也。

1.7北洋舰队的虚实

规章既已厘订、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获拨款四十五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十五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条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

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它们的吨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录，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伹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四四〇吨级；舰长二一七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浬。每舰有二十二磅（火药）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

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厂Krupp）出产的大炮。——且扫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老蒋总统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一百发四〇三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最爱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款时，他就转向德国订货了。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透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can），订购七千四百吨，具十四吋装甲，配备有十二吋（三〇?五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二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lad）了。

定远（后为清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三〇八呎，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win st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时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二舰的造价是六百二十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两百万两以上吧）。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做“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下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下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二、三干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制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二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共船舰二十五艘，约四万五千吨，参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王英男〈北洋舰队实力总览〉，载上引《论文集》页三〇〇；或Rawlinson 前书List of ships，1860～1895，pp246～259. 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军共有舰艇一三四艘。资料分列极为详尽。）

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项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土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啰！举朝只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着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

1.8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项即将到来的中国史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战争爆发，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悉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问题（personnel）。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十四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十四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寃而死。——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同样的，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马尾创办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

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

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传统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倡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为。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阳历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及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1.9严复、刘步蟾和黎元洪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魏京生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们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战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刮刮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一八九〇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