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皇古以还，其来尚矣。连横曰：台湾为宇内奥区，农矿虞衡，各蕴其利，商务之盛，冠绝南海。当宋之时，华人已至北港贸易，其详虽不可考，然已开其端矣。方是时，马来人之居此者，势力忽涨，渐事远略，驾竹筏，渡大海，以与吕宋通商，转售于内山之番，其物犹有存者。荷兰为商务之国，略地殖民，以侵东海。明天启二年，据澎湖。四年，复据台湾，与中国贸易。语在《开辟志》。初，荷人设东印度公司，经略爪哇，不用一兵，不碎一舰，而得数千里之地，握其海权，以肆蚕食，一时无敢抗衡。而台湾亦隶于公司之下，土田初垦，一岁三熟，出口之货，糖约十五万盾，米十万盾，羽毛齿革之属多售日本，年亦数万盾。而日本幕府方严海禁，唯许荷人贸易，故商务独大。荷制吏禄薄，不足用，各自为商，博私利，以与民争，而赋税又重。日人以先来之故，时与抵抗，其后遂有滨田弥兵卫之事。

永历十五年，延平克台，与民休息，整军经武，以待时机，而财用不匮，以有海通之利也。初，芝龙驻安平，自为坚舰，贸易于南洋群岛，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及王入台，而清廷方严海禁，沿海数千里，尽委而弃之，故得独握其利，通饬金、厦、铜山、达濠诸镇，与民交易，无相诈虞。凡中国诸货，海外之人皆仰给焉。故能以弹丸之岛，而养七十二镇之兵，苟非岁入充裕，其以何堪。咨议参军陈永华又行屯田之制，内兴殖产，而外饬军实，故无患。二十八年，嗣王经命户都事杨贤监督洋船，往贾暹罗、爪哇、吕宋。是时华人之在南洋者已数百万，多遭异族苛待，而清政府不能保之，且以为叛民，任其杀虐，破家荡产，莫可吁诉。故延平有征伐吕宋之举，而经亦有经略南洋之议也。使行其议，镇抚华侨，用张国力，以开辟外府，则群岛皆我有也。而延平无禄，经亦早世，遂致跼■一隅，不能展布，岂非天哉！是年英国水师提督奉命东来，八月，驾两夹舨至安平，求通商。经命礼官待之，许开安平、厦门，订立条约，是为英国通商之始。方是时，欧洲各国之在东海者，葡萄牙有澳门，西班牙有吕宋，荷兰虽失台湾，尚有爪哇，而东印度公司之势未艾也。是诸国者，皆与台湾贸易，岁率数十万金，而日人之居台者皆礼之，别以鸡笼为商埠，许其侨住。台湾所用之铜，来自日本，德川幕府亦辄以宽永钱助饷，岁率数十万贯。此则郑氏通商之策也，其所以裨益于国计民生者甚大，故漳、泉人争附之。是台湾者农业之国，而亦商务之国也。

清人得台，渐开海禁。是年省议以郑氏之时，贩运白糖鹿皮，拟照例岁办鹿皮九千张，白糖二万担，往贩外洋。下询其事，诸罗知县季麒光复以兴贩一项，实关国计，唯所用之船，不得不豫为筹画，前时郑氏商船，现多停泊厦门，应请拨用。从之。四十二年，议准出洋商船，许用双桅，于是漳、泉商人贸易于东南洋者，逐年而多。而廷议以漳、泉人民，希图巨利，私贩粮米，台湾之人又时与吕宋之人来往，皆当严防，特召闽浙总督入京会议。五十六年，遂定往贩南洋之禁，唯许外人互市。雍正五年，总督高其倬奏言：“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惟开洋一途，藉贸易之赢余，佐耕耘之不足，贫富均有裨益。从前暂议停止，今外国之船许至中国，广东之船亦许至外国，彼此来往，历年守法，应请开禁。”从之。台湾商务为之一进。洎乾隆间，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圆，而三郊为之主。三郊者，南郊苏万利，北郊李胜兴，糖郊金永顺也，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为往来之港。而南之旗后，北之北港，亦时有出入。四十九年，许开鹿港。五十七年，又开八里坌港，以与泉州互市，而商务乃暂及台北。及蔡牵之乱，大被劫掠，损失巨万，一时遂为停滞。嘉庆十四年春正月，福州将军赛冲阿入觐，奏言：“漳、泉二郡向不产米，全仰台湾，从前商贩流通，食货赡足，皆缘商船高大，梁头有高至一丈数尺者，又准配带炮位器械，间遇盗船，克资抵御。近年洋匪不靖，恐其牵劫商船，梁头不准过高，又恐炮械出洋，有接济盗贼之事，不准携带。商船畏惧，无不裹足。间有出洋之船，多被掳劫，米石既资盗粮，船只复为盗有。是以商贩不通，漳、泉米贵。刻下蔡牵势已穷蹙，可否仍准用高大梁头，并配带火药器械，则遇盗足以抵御矣。”诏以：“盗船接济之源，最重食米，其劫掠既专注台湾商贩之船，则商贩往来，首当防范。朕思兵船在洋剿贼，东追西逐，未能肃清，迨经严饬，又往往以海洋辽阔，未能遇贼为词。揆厥缘由，或系盗船畏惧兵威，望而却走；或因兵船无可劫掠，故不驶近。若照赛冲阿所议，遽令改易大船，多带火药器械，又虑为贼牵劫，所获滋多。而商船出洋之后，更难保无不肖奸徒，阴为接济。此时欲求其有利无弊，莫若酌派兵船，与之同行，既可无虑盗劫，更可借以攻剿。唯兵船商船向来各有旗号，不如混为一色，则盗船驶近，可以乘机注击，并可剪缚巨魁。且商贩流通，漳、泉得免米贵，而盗船无由接济，此为正本清源之道。但须妥议周详，不致窒碍，方为尽善，其速议奏。”于是乃定兵船护卫之法，而海寇亦渐平矣。

天津之约，许开台湾互市，英、美、法、德相继而来，派领事，划租界，设商行，建栈房，轮船出入，次第渐兴，而交涉亦愈繁。咸丰九年，设通商总局于道署，由道办之，置提调官二员，委员四员，翻译官二员，稿案书二名，清书二名，以理租界商务，保护游历，领事往来，教堂传教，以及华洋互讼之事。沪尾、鸡笼、安平、旗后各设分局，驻委员。光绪十三年，藩署亦设通商总局，归布政使，而台南仍归道。当是时，贸易虽少，而递年增加，油光绪十九年，竟至一千一百十七万余两，可谓盛矣。盖自刘铭传巡抚以来，垦田治产，茶脑大兴，运至欧美各埠。居民既多，几至三百万人，所需洋货亦盛，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使长此以往，台湾之富未可量也。夫外国贸易，以英为首，美、德次之。英货之多，以阿片为最，每年四千箱，箱值五百圆，则为二百万圆，此则台湾之漏巵也。台南土产以糖为巨，其始多配天津、上海，同治九年，旗后陈福谦乃自运至横滨，岁率二三万担，颇赢其利。十三年，又设顺和栈于其地，以开台糖贩路，是为台人互市日本之始。是年又以夹板装糖三万担至英伦，以前此多由香港转配也。光绪十一年，刘铭传任巡抚，官山府海，大拓其利。十二年，设招商局于新加坡，委革职道张鸿禄、候补知府李彤恩偕赴南洋，考察商务，招徕华侨，以筹兴物产。又购驾时、斯美两轮船，航行上海、香港，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而飞捷、成利、万年清三艘，则往来沿海及东南各省，运载货物，无有积滞。夫欲兴商务，必速交通，故内建铁路，而外开航运，以启开地利。初，天津之约，许开淡水，而范围广漠，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其时竹堑置厅之地，亦称淡水，而清廷臣工昧于地理，荒忽订约。淡水德领事欲扩商权，铭传知之，乃以城外之大稻埕为商埠，濒河而居，可通航运，遂说富户林维源、李春生合建千秋、建昌二街，为市廛。内外茶商多僦之，其后日盛。十三年，邀江、浙商人集资五万两，设兴市公司，创建城内之石坊、西门、新起诸街，以栖商贾，治大路，行马车。聘日本人凿井，曰自来水，汲者便之。翼年，设电汽灯，燃煤为之，凡巡抚、布政各署、机器局及大街均点之。而大稻埕铁桥亦以是年成，费款七万余圆，上利行人，而下通船舶，设机为纽，可以启闭。当是时，省会初建，冠盖云集，江、浙、闽、粤之人，多来贸易，而糖、脑、茶、金出产日盛，收厘愈多。其后遂改招商局为通商总局，以董其事，而台湾商务乃日进矣。

各国立约通商表

英吉利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天津条约第十一款。

法兰西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天津条约第六款。

美利坚咸丰八年五月初八日，天津条约第十四款。

俄罗斯咸丰八年五月初三日，天津条约第三款。

普鲁士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条约第六款。

丹墨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条约第十一款。

荷兰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条约第二款。

西班牙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北京条约第五款。

比利时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条约第十一款。

义大利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北京条约第十一款。

奥大利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条约第八款。

日本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条约第一款。

台湾外国贸易表（略）

台湾糖出产表（略）

此表据海关造报及外人著书而列之，唯中有可疑者，则光绪六年自用之额为三千一百九十二万余斤，而十二年降为一千一百七十万余斤，仅以六年之间，锐减约三分之一，似有不当。夫糖市之盛衰，虽系收成之丰歉，而以台人用糖程度计之，每人年约五斤，则全台三百万人，应用一千五百万斤，故以此额而推算台湾产糖，表之于后：

台湾产糖推算表（略）

台湾糖出口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