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方人在十八世纪时，却看重中国考试制度。但他们自有他们的历史渊源，不可能把中国制度彻底抄袭。英国最先模仿中国考试制度，但只事务官须经考试，各部门行政首长，则仍由政党提名。照理论言，海军应用海军人才，外交应用外交专长，都该经政府客观考试录用。但西方却只采用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下半截，海军外交各部之事务官，须经考试，其主持海军外交各部行政首长，却不须考试，仍由政党提名，岂非在理论上像似讲不过。此正为政党政治，乃西方历史渊源中自生自长的东西，若连此废了，势必发生政治上大摇动。此是政治元气，不可遏塞。任何一种外国制度，纵其法精意良，也只可在本国体制中酌量运用。西方人懂得此层，采取中国考试制度之一枝半截，成为他们今天的文官制。中国何尝不可也采取西方制度的一枝半截，把皇帝废了，再加上国会代表民意，而考试制度则依然保留。政府一切用人，仍该凭考试，只在内容上方法上再酌量改进。

但当时中国人意见不同，学西方便得全部学。其实如日本，又何尝是全部学了西方？他们依然还有一个万世一统尊严无上的皇帝，反而日本维新，早有富强实效。中国赶不，回过头来主张，不仅政治制度要全改，连文化学术也该全改，甚至连文字最好也全改。日本还未废绝汉学，中国则主张改用罗马拼音。一面又盛赞西方，如英国之善用习惯法，却不许自己尊重自己习惯法。只有海关、邮政、电报各机关因经由外国人主持，仍用考试制度，不致大扰乱。其他中国近代各机关一切用人，连像曹操、陈群时的九品中正制也没有，政治安得上轨道？而反肆意抨击中国传统政治之专制黑暗。于已往一切制度，漫不经心。政治无出路，回头来再打击历史学术文化。认为整个社会，均得从头彻底改造始得。结果造成今日对历史文化一笔抹杀，社会礼教一体推翻之狂妄风潮。

于此我们不得不推尊孙中山先生，只有他能高瞻远瞩，他的五权宪法，正也恰合于西方人采用中国制度半截的办法，他也想在中国自己传统制度下采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一枝半截。但他的理论之精深博大，至今未为国人所注意，所了解。此层并不专限在考试制度之一项目上。若不明了孙先生五权宪法之精意所在，单单再来添进一考试制度，依然是要有名无实，难生大效。

中西考试制度，在方法上，复有一至要之歧点。西方考试只重专家，只如汉代辟召奇才异能之例。至于政治人才，则贵有通识，尤胜于其专长。此等人才，西方则在国会中培养。中国传统考试着重在通识，不在专长。中国科学不发达，考试制度亦预有关系。如在金、元统治时期，异族君临，政权不开放，考试制度松弛，有名无实。但中国社会其他各专门学术技能，如医药、天算、水利、工程、艺术、制造诸项，反而有起色。此后中国考试制度，自应在录取专长方面，积极注意。然如何培植政治通才，此事依然重要。即如明、清两代之翰林院制度，即在此方面颇著绩效。可见每一制度，其背后必有一段精神贯注，必有极深微的用心所在，哪里是随便抄袭，即能发生作用？

这里更有一种重要关键。我常说西方民主政治重选举，是偏于人治精神的，一切政制均可随大众意见而转移，政府须常常受民众监督，这非人治精神而何？中国传统政治，重考试制度，是偏于法治精神的，政府一切用人，全凭客观标准，公开竞选，再凭客观标准，按例铨叙，中国人想把整个政府，纳入一种法度规范之内，如是则便可减轻人治分量。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及其权能分职之理论，正是无意中走上了中国政治传统精神之老路。其实人治法治，亦各有长短，各有得失。大抵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即以英、美两国言，英国制度偏多人治意味，美国则偏多法治意昧。今天中国人论政制，只高喊法治空口号，又心上终觉考试是中国土货，选举才是舶来新货，因此不免过分看轻了考试，过分看重了选举。政府虽有考试院，却尚未能深切发挥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重视考试一权之内在精神。此等处，决非一枝一节，单凭一项制度来讨论，而不贯通到全部政制之整体精神者所能解决。

创制立法，应该通观全局，我们今天实有对政治理论再行细加探究讨论之必要。否则总是多方面采摭几许条法规章，临时拼凑，临时粉饰，将永远建不起一个规模，永远创不成一种制度。中国的考试制度，在历史上已绵历了一千年。若论其最早渊源，则已有两千年的演变，这自然应该遭受研究讨论将来中国新政治制度发展趋向的人的绝大注意了。

以上叙述考试制度之用意及其成效所在。但有不尽然者，每一制度则无不皆然。考试制度特其一例而已。中国古人言：“士先器识，而后才艺。”场屋取士，才艺则较易认取，器识则甚难判定，此其一。抑且考试与教育，事业大不同。果使孔子复生于后世，主持一场考试，岂能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七十群贤？又岂能得惟我与尔有是夫之贤哉回也其人？此皆孔子毕生教育之所成，而岂场屋考试之可获？抑且刘先主三顾诸葛于草庐之中，以此较之场屋取士，所胜何啻千万倍。然而刘先主亦未能于诸葛终身大用。八十三万大军沿江东征，诸葛默尔未敢发一辞，乃终招致白帝城托孤之悲剧。会合此三例观之，则考试制度在政治方面之应用，宜亦可得其为用之限度矣。

考试制度乃中国传统政治中重要一项目，其为效乃如此，其他可以类推。然则为政究何当重？曰：“为政以德”，岂外在制度之可尽。西方政治则又惟知重视几项外在的制度，故曰“法治”。此又与中国传统政治大不相同。

（一九五一年冬考试院讲演，载《考诠月刊》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