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种官立教育，同时亦是一种贵族教育。从孔子以下，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时乃是社会私家教育时代，亦可称为乃一种纯粹的社会教育或平民教育。秦代统一，似乎又想把当时社会私人教育的新风气新运动收归政府，由政府来办理，此乃一种微带有复古倾向之开始，其时乃有博士官之设置。博士官虽受政府禄养，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只备顾问，供参议，而同时得收纳弟子，仍不失其为一学者传播学术之身份。此种制度，渊源于战国时代齐之稷下先生。齐国稷下先生七十人，秦博士官员额亦七十。此因孔子拥有七十弟子，故齐王秦帝亦定此数为员额。则当时政府仍为尊重学术尊重学者，而非如近人所谓只要巩固其私人之政权，而始设立此制度。

博士官汉初沿袭不废，待到汉武帝，又来了一次大改变。在秦始皇时，曾因博士官中有主张复行封建的，于是加以一番澄清，严禁以古非今，凡博士治古史的，几乎全都罢黜。汉武帝则一反秦旧，把凡治战国百家言的博士都废了，只立五经博士，讲求五经则是讲求古代史实的。又秦始皇焚书禁以古非今，主法后王，乃荀卿所主张。汉武帝表彰五经，主法先生，乃孟子所主张。孟、荀皆孔门儒家，而主张各异。又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主性善乃中国传统文化一特点，主性恶近似西方。故孟、荀相比，孟当较胜。后世常同称孔孟，而荀卿则被遗弃。故秦汉之博士制，诚亦中国历史上一大变。

秦代得天下，只二十余年，周代绵延了八百多年。专站在政治立场上，是秦代不足法，故必上研古经籍，这是当时一般人意见。其次，武帝又建立太学，五经博士在太学中正式任教，太学生又称博士弟子，如是乃恢复了西周官立教育之旧传统，但已非贵族教育，仍是平民教育，只由政府特立学校来推行。

西汉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与选贤双轨并进。换言之，乃是教育制度与选举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学即郡国学申送十八岁以上青年入太学，受业一年，经考试，以甲乙等分发。甲等得在宫廷充皇帝侍卫，乙等回归本乡作吏。为吏有成绩，重得选举入充皇宫侍卫，再由侍卫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各职。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汉代政府较之以前历史上所有之旧政府，崭现了一独特之新面相。凡属政府成员，皆须太学出身，或是由太学生服务地方政府为吏之双重资格为出身。此等人，皆经政府之教育与选择。每一成员，既通经术，亦称文学，又擅吏事，汉人谓之“通经致用”。纵位极承相，亦不例外，必备此资历。故汉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备受后世之崇重。后代政府，亦莫能自外于汉代之规模，而别创一新格。总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职，教育地位，乃显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于五经，有兼通、有专精。但虽兼通，亦必以专经任教。惟一经亦可有几派说法，经太学博士与朝廷公卿会合审查决定。所以到宣帝以后，五经共设有十四博士，即太学中共有十四个讲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难者则在考试，须定一客观标准。故每一太学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据某一讲座之说法而作答。汉人谓之家法。五经共分十四家，每一经之章句训诂，必遵从某一师之家法，以为考试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实所谓师傅家法，皆为便于考试，在学术上，其高下是非，则仍待讨论，非有定案。

但太学在此后已成为利禄之途，来者日众。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渐增至一百人，两百人，一千人。有人说孔子弟子三千，太学生名额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汉之末年。下及东汉晚期，太学生乃增至三万人。试问十四位讲座，如何能教三万名学生。太学至此，逐渐变质，失却了开始重视教育之用意。

而且既定家法，则重墨守，陈陈相因，无发明，无创辟。私人聪明反而窒塞了。于是官学遂又不受人重视，真心求学的，重又转归到社会私学去。私学即是排拒在博士讲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讲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会贯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为太学所不容，于是只在民间设教，当时谓之开门授徒。太学博士所讲，以其为当时所通行，称为今文经学。民间所授，以其非为当时所通行，乃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无家法，可兼通，可博采。此亦都在东汉之世，私学乃又代官学而崛起。

其间最值一述者有郑玄，山东高密人，曾造太学，又自向私学从师，游学遍全国。以东方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介绍，投马融门下。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受业者五十余生。玄在门下，仅得高业弟子转授。三年，不获见融一面。某日，融会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召见于楼上。玄因得备问所疑，既毕，辞归。融喟然曰：“郑生去，吾道东矣。”玄不仕在乡，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曾途遇黄巾数万人，见者皆拜。并相约不敢入县境。孔融、袁绍亦对玄备致敬礼。

就历史言，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西周以下辟雍泮官等制度，今已无可详说，秦汉两代博士制度之演变，经学上今古文双方之异同得失，余已有专书详述。惟郑玄以在野学者之身，当朝廷提倡数百年经学达于堕地将尽之际，玄之为学，不专治一经，更不一专师一家，能囊括汇通，成一大结集。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师传，尽归散失，惟郑玄最晚出，而使经学传统不坠重光。其功绩实为两汉经生四百年来所未有。可见教育事业，主要在师道。师道所贵，主要在为师者之人格与学问。振衰起弊，承先启后，其能发挥绝大功能者，则多在师不在学校，又每在野不在朝，抑且在乱不在治。如郑玄之在两汉，即可为一例。故其人在中国教育史上，尤为后代所重视。

郑玄稍前，有一郭泰亦当附说。郭泰亦当时一太学生。其时太学生数万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讲。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学清议，成为当时政治上一难对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学生中之翘楚。同时又有符融，亦太学生，师事少府李膺。膺乃当时名公卿，但见融，必绝他宾客，听其言论，为之捧手叹息。郭泰家贫，从其姊夫借五千钱，远出从师。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及来太学，时人莫识。融介之于膺，时膺为河南尹，待以师友之礼。后泰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泰惟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视若神仙。时汉政已污浊不堪，太学亦有名无实。但公卿中有贤如李膺，太学生中有英特奇伟如符融、郭泰。其故事着之史籍，长供后人玩赏。虽无救于汉室之覆灭，但中国文化之内蕴，与夫其社会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无穷生命，决不随一时朝政而俱潜。

郭泰可称为当时一极崇高之社会教育家，党锢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经其识拔奖诱者，或值幼童，或在里肆，或事刍牧，或役邮驿，或从事屠沽，或出身卒伍。而其终皆成英彦，凡六十余人。尚有不少故事，见于史籍。后代史家评郭泰，谓虽墨翟、孟轲不能远过。时有孟昭，尚在童年，谓泰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泰许之。夜中令作粥，进而呵之。三进三呵，昭不变容。泰乃与友善，卒成妙士。如此之类，不能备述。泰又自著一书，专论取士本末，惜遭乱丧亡。如郭泰，诚可谓在中国教育史上为师道树立一标格。今若目马融为经师，郭泰为人师，而郑玄则两者兼备，故益为后人所推重。

由此言之，论教育事业，注重制度，更该注重人物。制度可以坏而复修，人物则不可坏。制度可以随时而变，人物则自有一不可变之典型。有了制度无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无制度，可以随时创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现。战国与东汉晚季，皆是无制度而有人物之时代。虽则人物不同，却有在文化传统下同一典型之存在。近人好言战国，忽视东汉，亦可谓终是一偏之见，应加纠正。

以上是叙述了秦汉大一统四百年之教育制度，当属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制度演变之第三期。以下当续述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六百年来分崩时期之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