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山水之妙，在于淡雅天真，幽闲秀雅，可以避世，可以修静。置身其中，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慢慢感受，悠然品度，方能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而不该是走马观花般地一览而过。此即复社名士冒襄所言：“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

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共寻芳草啼痕。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铺魂。才提起，泪盈红袖，未说两三分。

纷纷，从去后，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

——陈子龙《满庭芳》

嘉兴古名槜李、嘉禾，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没有名山大川，却是风光自然，清新可喜。春秋时，这里属于越国国土，由于靠近吴国边境，遂成为两国争战角逐之处，著名的“槜李之战”便发生在这里。

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春秋霸主吴王阖闾听闻越王允常病死，便趁越国国丧，兴兵伐越。越国新君勾践勾践率兵抵御，在槜李摆开阵势。吴军军阵严整，无隙可乘，勾践几次派军强攻，吴军阵脚不动。于是勾践又派出一队罪犯出战。罪犯排成三行列阵，将剑横在脖子上，道：“两位国君出兵作战，下臣触犯军令，在君王的队列之前丢丑，所以不敢逃避刑罚，谨自首而死。”于是都自刎而死。吴军为这种壮观的自杀场面所震惊，都惊异地出来观看。勾践乘机下令攻击，大败吴军。越国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中吴王阖闾，阖闾脚趾被击断，鞋也掉了一只。吴军败退途中，阖闾因伤势过重，死于距槜李仅七里之遥的陉地。

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而率军攻越，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听从大臣文种、范蠡之计，向吴王夫差卑辞求和，情愿称臣归附。夫差因胜而骄，拒不听从伍子胥灭越之劝告，答应了勾践的求和。勾践受尽奇耻大辱，卧薪尝胆，立誓报仇雪耻。又用美人计，献越国绝代美女西施给吴王。传说西施经过嘉兴时，曾以当地名产槜李解渴。她想到从此将远离故乡，侍敌为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家乡，心中难过，纤指一划，在槜李留下一道指甲痕迹。从此，嘉兴所产槜李果顶均有一道凹洼，人们称为“西施爪痕”。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光阴荏苒中，吴越往事随风飘散，已不可追，唯有西施划李的故事流传不息。

隋朝开凿江南河之后，给嘉兴带来灌溉舟楫之利，遂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产粮区，被誉为“天下粮仓”。明代在嘉兴设府，下辖七县，秀水、嘉兴两县相连，为府城所在地，另有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桐乡五县。

嘉兴之胜首推南湖。南湖最享有大名者，并非湖光水色，而是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嘉兴人开口必提烟雨楼，以至天下笑之。

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年间，起初修建于滮湖湖畔，为吴越王钱鏐第四子钱元璙所筑，作为登眺之所。这处台榭小筑保留了近二百年，直到北宋灭亡后，金兵南下，才毁于战火。

南宋嘉定年间，吏部尚书王希吕致仕退休后寓居嘉兴，在钱氏旧址上建一小楼，取唐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意名楼，以度晚年。吴潜在嘉兴为官时，有《水调歌头·题烟雨楼》词云：

有客抱幽独，高立万人头。东湖千顷烟雨，占断几春秋。自有茂林修竹，不用买花沽酒，此乐若为酬。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　　　叹吾曹，缘五斗，尚迟留。练江亭下，长忆闲了钓鱼舟。矧更飘摇身世，又更奔腾岁月，辛苦复何求。咫尺桃源隔，他日拟重游。

此为嘉兴“烟雨楼”一词始见于历史记载。浩气与云浮，足见烟雨楼依趁南湖，势弯如月，总是笼罩在烟云当中，虚幻飘渺，趣味悠然。

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带动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更是出现了空前繁华的局面，官员们纷纷选择山水秀美之处营建私宅园林。在嘉兴，著名园林甚多，如潘师旦的会景亭、岳珂的金陀园和柳氏园等。然最广为人知者，还是首推王氏烟雨楼，这当然与烟雨楼的绝佳位置有关——位于滮湖之滨，北望雉堞城垣，西面即是千顷湖水。晓烟苍翠，窗火摇星，倒映波光，最宜推篷写望，即所谓滮湖之环抱。

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残酷剥削汉人，最终导致四方民众揭竿而起。元朝末年，张士诚率领义军攻打嘉兴，为元军守将杨完者击败。战事之后，杨完者又以搜捕反贼为借口纵部行凶，虏人勒赎，烧杀奸淫，无所不为，城外民房几乎烧毁殆尽。在这场大灾难中，烟雨楼也未能幸免，再一次毁于兵火。

明朝嘉靖年间，赵瀛任嘉兴知府，有意重修烟雨楼。他首先疏浚河道，再发动渔夫将挖出的河泥运往滮湖中央，填成一座小岛，取名湖心岛，占地近二十亩。又仿烟雨楼旧制在小岛建楼，仍名烟雨楼。由于四面临水，水木清华，晨烟暮雨，新楼风光比昔日更胜一筹，“楼之胜益奇”。楼阁亭亭独立，宛在水中央。登楼远眺——天垂野尽，涵青洄碧，微雨欲来，轻烟满湖，苍茫迷蒙，疑似仙境，因而当地人又叫其为“疑楼”。

之后倭寇作乱，烟雨楼多有损坏，为风雨之所摧毁最甚。万历年间，龚勉上任嘉兴知府，第一件事便是来到湖心岛，欲登临烟雨楼，然楼已圮不可登。龚勉喟然叹道：“此郡之大观也，岂宜久湮？”于是主持重修烟雨楼。

除了烟雨楼楼阁外，龚勉还在湖心岛增筑了不少亭榭。在北面拓放生池，称“鱼乐国”。鱼乐国碑由书法大家董其昌所书。南面则筑台为钓鳌矶，龚勉亲书“钓鳌矶”三字，刊成石碑，嵌在石台之下，并作《春日登烟雨楼》诗云：

孤屿当空涌碧涛，屿中楼阁入云高。苍茫仙峤浮湖面，缥缈瀛洲隔市嚣。

烟雨一天唯此胜，风流千古独吾曹。春来东海桃花浪，还向矶头钓巨鳌。

殷切期待嘉兴士子能够考取功名，独占鳌头。

有趣的是，钓鳌矶筑成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嘉兴府秀水县士子朱国祚高中状元，应了“钓鳌”的吉兆。从此之后，烟雨楼不仅是登临游览的胜地，且成为“有关一郡文风”的象征，无数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湖心岛也逐渐由风光名胜之地演变成一处繁华所在，人称“小瀛洲”，除了商船、小贩云集外，还有专供演出的戏台。著名戏剧家屠隆的《彩毫记》便是在烟雨楼戏台上首演，开南湖昆曲之先声，创下“楼倚重楼酒百巡”的壮观景象，传为一时佳话。

崇祯五年（1632），嘉兴知府李化民再度重修烟雨楼，岳元声撰《重建烟雨楼记》，文学家李日华等立碑。在晚明惟耽乐之从的风气下，焕然一新的烟雨楼愈发成为文人宴游酬应必到之地。士大夫们争相在此设宴品茗，临眺题咏，丝竹歌舞，日以继夜。秀水知县李培有诗云：“鸳鸯湖上春光滟，烟雨楼台夜月明。到处管弦留客醉，几船渔火傍人行。”堪称最为写实的南湖春色图。

烟雨楼楼高两层，琐窗飞阁，青瓦粉墙，为砖木混合结构。坐南朝北，入口和楼匾均在南面，北面临水，可远眺城堞。楼阁周围梅杏青青，夭桃似火，杨柳如烟，绿树参差，亦见小致。

楼阁南面有座寺庙，名大士阁。主殿供奉观音大士，还有钟楼傍悬宏钟。内有僧人常年在此驻守，收一些香火钱，在岛上做一些简单的清扫管理，还负责在晨昏之际敲钟报时。此钟因声出水上，益清以远，亦成为嘉兴一景，号称“水上钟”。

大士阁后，左右两侧均建有楼，一为文昌祠，供奉梓潼帝君，一为武安祠，供奉三国名将关羽。阁前东、西各有两亭，一名浮玉，一名凝碧，翼然立于水边。又有两处静室，名禅定斋、观空室，作为游人休憩习静之所。旁有栖凤轩，四周翠竹葱葱，郁然可爱。

南面临湖处即是钓鳌矶，原先仅是一座大石台。龚勉重修烟雨楼时，顺带将石台增高，列级而降，可以临湖垂钓。龚勉手书的石碑即立在台侧，“钓鳌矶”三个大字写得心画神藻，波勒飞动，有苏黄姿韵，亦成为一大景致。石碑旁还有一口井，名“湖心井”，也是龚勉在任时开挖，方便长驻湖心岛大士阁的僧人饮用。

在钓鳌矶上观湖更旷，因而这里也成为搭台唱戏者的首选之处。不但石台上下可供人坐立，南侧空旷湖面上更是可以停靠各种大小的船舸画舫，有广阔的延展空间。

目下正有苏州来的戏班在台上表演一出好戏，名为《牡丹亭还魂记》，是已故临川名士汤显祖的名作，已到嘉兴秀水上演了数日，今日是首登湖心岛，亦围了许多观者。不仅城里民众蜂拥而至，甚至有百里外的乡人专程摇船赶来，以窥姑苏名角风采。仅南面水域上的小船便不下百只之多，黑压压一片，蔚为大观。

尽管钓鳌矶上丝竹声声，紧锣密鼓，吸引了四方视线，烟雨楼中却依然滞留有不少游人。且绝大多数是呼朋唤友，自带酒水菜肴，讲究些的备上鹅黄老酿、银丝鲜鮓，随意些的带一壶清茶、几碟小吃，再向大士阁僧人借了桌椅摆在北面围栏之处，一面欣赏湖光景色，一边把酒言欢，好不惬意，竟是比城中的酒家茶肆还要逍遥自在。有怕旁人来回走动干扰的，便将座位用布幔围上，独享一方小小天地。

棹歌远入秋波绿，塔影中分晚照红。樽酒待游烟雨景，画图著我笠蓑翁。江南山水之妙，在于淡雅天真，幽闲秀雅，可以避世，可以修静。置身其中，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慢慢感受，悠然品度，方能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而不该是走马观花般地一览而过。此即复社名士冒襄所言：“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喜坐在烟雨楼上品茶评酒者多是文人雅士一类，对于他们而言，美景的吸引力显然要远远大于声乐。

围坐在西北角最佳位置是两男两女。年长的男子三十岁出头，姓李名长祥，字子发，号研斋，达州人。其人有胆有识，曾在家乡以诸生的身份练乡勇守城，与张献忠作战。可惜寡不敌众，最近因避蜀中战乱来了江南，借住在常熟妻兄家中。

二十余岁的男子名叫黄鉴，字水明，号明水，安徽歙县人氏，是以刻书卖书为业的刻工兼书商，出自有“雕龙手”之称的歙县虬村黄氏家族。

最年轻的女子十七、八岁，装扮清新，明艳动人。她姓姚名淑，字仲淑，工诗善画，是金陵有名的才女，因其住在钟山一带，故号称“钟山秀才”。且有绝世姿容，善于梳妆打扮，每一出游，秦淮丽人争相窥仿，是南京的风云人物，众多名妓亦自愧不如。

然而名气太大，亦有麻烦上身。当今崇祯皇帝宠爱艳丽多姿的贵妃田秀英，对相貌平庸的周皇后则相当疏远。田秀英是“瘦马”出身，仪态万方，风姿远非后宫其他女子所能比拟。国老嘉定伯周奎为帮助女儿对付田贵妃，特下江南广选美女，凡淑女名妓，均不放过。姚淑正当妙龄，尚未婚嫁，自然难逃这场劫难。不得已之下，她抢在周皇亲来金陵选美之前与人订了亲。坐在她身侧的黄鉴便是她的未婚夫，曾刊刻出版过她的文集，为她才色倾倒，一直情有独钟。

年长一些的女子二三十岁，姿色中等偏下，有姚淑这样的绝色美人坐在一旁，她的容貌服饰便如同乡下村姑一般。她就是被人誉为“德胜于貌”的嘉兴才女黄媛介。

黄媛介，字皆令，出生于儒学世家，是黄洪宪族女。自幼聪敏，继承家教，通经史，在诗、词、文、赋上成就很高。如其广受欢迎的《闲思赋》云：

惟古人之不作兮，咏遗篇之渺茫；意欲欻举而无合兮，心远降而自伤。何伊人之不多怀兮，托幽会于灵神；故素所悦爱兮，冀一见而相亲。致微辞而献诚兮，竟不接而弃我；眷彼美而长怀兮，竭平生而增慕。既不察余之哀情兮，何踌躇而不去？诵诗书以自陈兮，使君王之道光。接一语以迥隔兮，怅永昧于椒房；身欲去而顾留兮，羡浮云之飞扬。曾不得而相抚兮，渺一世而沉藏。何慷慨之不绝兮，人各具此深情。不延赏于君德兮，竟伤怀于友生。固陈迹之可哀兮，当新怨之未平。怪清风之夜吹兮，音声凄而不绝；清惨怛而易增兮，心惆怅而焉歇？保高人之胸襟兮，虑已开而更结。

清洒高洁，韵味深远，为复社名士吴伟业激赏，认为有魏晋风致。黄媛介也由此与吴伟业结为诗文好友。

可惜这样一位才女，迄今尚未出嫁。黄媛介幼年时许配给同郡杨世功，后杨家一贫如洗，无力生活，流落到外地，杳无音讯。父兄均劝黄媛介改嫁，她置若罔闻。有富豪家愿以千金为聘礼，娶她为妾，她也毫不动心。复社领袖张溥读到黄媛介的诗词文章后，大为倾倒，上门求亲。当时张溥方入翰林，享有盛名，其人亲自登门，令黄氏父母受宠若惊，极力攒托。凡人均有虚荣之心，黄媛介久闻张溥大名，亦颇为心动，欣然答应见面。哪知第一次相亲后，黄媛介竟断然拒绝了张溥，还对父兄道：“我以张公名士，欲一见之。今观其人，有才无命，可惜也。”原来她假意答应约会，只是想看看声名倾动天下的复社领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好在张溥并未计较，闻言后只是哈哈一笑。

黄媛介之姊名黄媛贞，字皆德，跟妹妹一样才华过人，能诗词，工书法。嘉兴才子朱茂时某日经过黄府，听到墙内黄媛贞诵读《史记》之声，怦然心动，当即上门提亲，娶其为妾。当时黄媛贞年仅十五六岁。黄媛贞嫁入朱家后，因才华备受敬重，传闻公公朱大启所写书札，均是出自其手。

李长祥与黄媛介算是亲戚。他妻子亦是姓黄，名叫黄青萍，与黄媛介同族。他这次来嘉兴，并不是特意来访黄氏，而是受朋友之托来找一个人，黄媛介是中间牵线者。黄鉴则是为黄媛介姊妹刊刻诗文事宜而来。姚淑仰慕黄媛介才名已久，专程赶来结识相会。四人早已互相厮见过，今日相聚烟雨楼，原是新来嘉兴的李长祥挑头，以黄媛介的名义，要约见一位贵客。

几人谈了一番诗文，见约定的时辰早已过了，却还是不见贵客出现。李长祥不免有些着急起来，道：“会不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

他刚想要起身下楼查看，忽有一名年轻男子莽撞地揭开布幔，问道，“哪位是黄媛介黄娘子？”黄媛介忙起身应道：“我就是。阁下是……”

那人正是郑森侍从施琅，简短地道：“诸位是在等柳娘子么？她让我来叫几位过去。”

姚淑大是好奇，问道：“柳姊姊人到了湖心岛么？”

施琅这才留意到姚淑，登时为她惊艳容光所惊住，愣了一愣，才结结巴巴地道：“啊，你……你是钟山秀才，我在南京见过你。”

姚淑是金陵著名美女，早已见惯男子为自己神魂颠倒的局面，加上她本人性情活泼奔放，没有传统仕女的矜持和娇羞，倒也不以为意，只笑道：“是啊，我的外号叫钟山秀才。不过我可不记得见过你。”施琅道：“上次在秦淮河边，娘子……”

黄鉴忙挺身挡在未婚妻面前，警惕地问道：“你是谁？当真是柳娘子派你来的么？我怎么瞧你不像复社中人。”

施琅忙道：“我确实不是复社的。我是……”忽想到就算报出自己的名字，对方也没有听过，而郑森则十分不喜侍卫在外面报他的名号，便改口道：“我是临时替柳娘子来送信的。”

李长祥问道：“柳娘子人到了么？”施琅道：“到了，就在前面码头的画舫上。”

姚淑奇道：“烟雨楼这里风景最好，我们还特意赶早到了，为的是占了个好位置。柳姊姊既然到了湖心岛，为何不肯上烟雨楼来相见？”施琅道：“嗯，这个……柳娘子好像是看见了什么人，不大方便上来。具体我也不清楚，各位不妨到船上当面问她。”

李长祥遂拾了脚下包袱，挥手道：“既是如此，我们就移步下楼吧。”

黄媛介忙招手叫来仆人，命他收拾好布幔、茶具等物，先携回船上等候。

施琅忙道：“这里观湖极佳，不妨将这位置留给我家公子。”

李长祥问道：“你家公子是谁？”施琅道：“嗯，他姓郑，跟朋友先去那边看戏了。”

黄媛介闻言，便命仆人先留在这里，好站住位置。施琅引李长祥等人到码头，指明柳如是所在画舫后，便自去岛上寻郑森了。

柳如是在南湖上遇到彭莱一行后，便搭乘画舫同来湖心岛。诸人虽好奇她如何会怪异地出现在渔夫的船上，还目不转睛地观望沙机子往水中寻宝，但她只字不提，旁人也不好相问。

王微有话要对柳如是说，便与她单独进来船舱，告知道：“徐霞客徐先生过世了。”

徐霞客即是江阴旅行家徐弘祖，霞客是他的号。他从年轻时便志在千里，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放志远游，游山川如会知己，探穷奥如掘至宝。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最近这次出游云南，始于崇祯九年（1636）。徐弘祖已年届五十，大笑出门，立志跋涉蛮荒，考察西南地貌。同行者有顾姓仆人。另有江阴迎福寺僧人静闻，他刺血写成法华经一部，愿供于云南的鸡足山，所以与徐弘祖结伴而行。次年，三人夜泊湘江新塘时，遇盗焚舟，静闻、顾仆受伤，行李财物尽失。徐弘祖没有为之却步，设法取得友人资助后，又重新上路。当年九月，静闻因水土不服，病死于广西南宁崇善寺。徐弘祖背负静闻遗骨，与顾仆分担行李，历时一年余，终于到达鸡足山悉檀寺，代静闻料却了遗愿。崇祯十一年（1638），顾仆不堪忍受困苦，卷包潜逃，徐弘祖在僧人们的帮助下继续考察。后终于病倒，再无力行走。丽江知府木生白派人用轿子将他送到黄冈，由黄冈乘船到京口，辗转回到家乡江阴。

到家后，徐弘祖料想时日无多，即开始着手安排后事，将旅行中记录的手书原稿交给外甥季梦良整理。另外，他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告知在朝中任职的好友黄道周。打听之下，才知道黄道周正被关在刑部大狱等死，已是朝不保夕。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年少家贫，因刻苦攻读而成才，精通经学、史学、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且能书画，时人称其“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徐弘祖评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天启二年（1622）进士。为人严冷方刚，不偕流俗。步入仕途时，正值阉党魏忠贤擅权，黄道周与人相约，要尽言报国，共劾魏党。崇祯时，任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却因为刚直敢言一再早贬，受尽发配、囹圄之苦。

原来崇祯皇帝任用大臣杨嗣昌和熊文灿围剿农民军，熊文灿力主招抚议和，为时任翰林学士的黄道周所指斥。崇祯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命杨嗣昌与黄道周当场辩论。黄道周犯颜谏争，观者莫不战栗。急功近利的崇祯皇帝袒护杨嗣昌，斥责黄道周道：“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黄道周高声争辩道：“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又厉声逼问崇祯道：“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崇祯皇帝气得脸色都青了。

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道周因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不久，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其下属官员时，对黄道周推崇备至，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称他有资格入阁拜相。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二人以伪学欺世，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将黄道周逮进刑部大狱，预备处死。

徐弘祖得知经过后，忧心如焚，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到北京，可惜他身患重病，不能行走，便派长子徐屺赶往京城探望黄道周。徐屺设法入刑部大狱见到黄道周后，告知父亲近况。黄道周听说徐弘祖生病，老泪纵横。然他本人身陷牢狱，命悬一线，也不能为老友做些什么。徐屺回报后，徐弘祖担心黄道周安危，病情加剧，几日后便不治身亡。

柳如是当年在松江名士陈继儒七十五岁寿宴上曾见过徐弘祖，对其人印象颇深，忽惊闻他已经过世，先是一怔，随即心中一紧，难过之余，又生出岁月婆娑、世事无常的感觉来。

王微道：“我特意告知隐娘这件事，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徐先生在西南旅途中，曾救治过一个麻疯病者。那人自称是前大明辽东军士，后随主帅投降了满清皇太极。然他本是广西人，思念家乡，遂逃了回来。他既已降敌，只能隐姓埋名，远远观望亲朋好友，以免牵累他们，心中颇为懊悔。临死前，他告诉徐先生说，皇太极采纳降人沈文奎之计，派了奸细混入京师，专门挑拨大明朝廷党派相斗。”

柳如是吃了一惊，问道：“这沈文奎是谁？奸细又是谁？”

王微道：“沈文奎是个汉人书生，官任宏文院学士，主持满人文馆。至于其来历，那病者也不十分清楚。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徐先生认为他说的奸细一事应该是真的，可惜的是，他也不知道奸细的姓名。徐先生原本想将这件事告知黄道周先生，然而徐屺到京城后，见到黄先生在大狱中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自身难保，便没有好意思张口。徐先生听到徐屺回报，急怒攻心，当即晕了过去。他病危时，我正好路过江阴，他便将这件事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托我有机会转告给钱谦益钱公。”

徐弘祖素来与钱谦益交好，曾几次到常熟拜访，二人常有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他转而选择钱谦益，除了因为对方是值得信任的老朋友之外，还兼有东林党魁的身份。自万历党争兴起以来，东林党从来都是先锋主力，政治舞台上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按徐弘祖的想法，是希望钱谦益出面斡旋，说出满清派奸细挑拨明大臣争斗真相，平息朝中党争，不要再继续被奸细所利用。

徐弘祖过世后，王微和丈夫许誉卿便立即动身赶往江苏常熟，预备找到钱谦益，完成徐弘祖遗愿。然钱谦益人却不在，其家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只隐隐约约地说可能去了杭州。许氏夫妇又雇船南下，打算前往杭州。想不到今日在嘉兴慕云酒楼意外见到了复社领袖张溥。以目下复社的声望和地位，张溥当然比钱谦益更有影响力，许誉卿便欲提及徐弘祖所告知的满清奸细一事，却为王微阻止。他夫妇二人后来私下商议，一致认为张溥为人刚毅自大，很难听得进旁人意见。既然柳如是人也在嘉兴，又住在竹亭湖墅中，也许正如传说中那样，她和张溥又旧情复燃了。那么将事情缘由告诉她，再通过她的口转告张溥或是钱谦益，肯定效果更佳。

柳如是听了前后经过，微一思忖，即道：“先有一件事要告知微姊姊，钱谦益钱公目下就在嘉兴，他人也住在竹亭湖墅中。似乎是张溥近期要召集一次重要会议，除了复社骨干外，也邀请了钱公。但具体涉及什么，我也没有多问。”

王微忙说了适才在慕云楼先后遇见阮大铖和张溥之事。

柳如是沉吟道：“钱公一早便出门了，说是要去北门迎客。大概他们一直在策划的会议，就安排在今日。”

王微很是纳罕，问道：“如果是秘密会议，为何要选在慕云楼这样的地方？选在私人宅邸，如竹亭湖墅这样的地方，不是更隐蔽、更安全么？”

柳如是道：“微姊姊有所不知，因为复社以嘉兴为聚集之地，这里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并不太平。朝中不断有首脑人物派人监视着竹亭湖墅，日夜不停。我猜张溥不愿意外人知道他最近与哪些人会过面，将会议安排在人来人往的酒楼中，应该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柳如是所言“首脑人物”，是指前内阁首辅温体仁和现内阁首辅薛国观。温体仁在位八年，于政治上一筹莫展、一无建树，唯在玩弄权术、排除异己上得心应手，千方百计地诋毁东林党和复社，更是利用手中权势，采取种种手段迫害钱谦益和张溥两位党魁。张溥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因血气方刚，得罪了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备受攻讦，不得不请假还乡，自此再也返回官场。

起初，因内阁首辅周延儒为张溥座师，周延儒也希望援引张溥为自己效力，因而千方百计地维护复社。野心勃勃的温体仁便暗中开始对付周延儒，一心想取代其成为首辅。他利用周延儒与宦官交恶，最终利用宦官势力逼迫周延儒辞职。崇祯六年（1633），周延儒被排挤出朝，温体仁一跃成为内阁首辅，得以独掌内阁，之前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他开始有计划地排斥异己，东林和复社成为他首当其冲的打压目标。张溥被迫辞职，他见自己在仕途上难以有建树，便开始走一条道路来介入政治——利用复社巨大声望，来引导舆论。

崇祯六年（1633）春，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先期传单四出，广为知会。开会之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等地复社成员坐船坐车络绎而至，往来丝织，与会者达几千人之多。虎丘寺大雄宝殿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寺中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座无虚席，是复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会。苏州有商家立即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引人围观。由于复社风行一时，许多私家船只甚至挂上写着“复社”字样的灯笼作为装饰。一个文社，竟有如此轰动效应，观者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虎丘大会后，复社声遍天下，人人俱以两张为宗。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争相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天下无人能及得上张溥。复社规模日益扩大，以致史称“明季复社大兴，每郡取领袖数人，刊名编籍，互相标榜。甚至衣冠视履皆仿摹成式，望而知为社中人。时流趋之如骛，以得与为荣”。

内阁首辅温体仁见复社有如此声势，亦有所畏惧，命其弟温育仁主动要求加入复社，想以此来缓解与张溥的矛盾。其实这是一个消弭党争的极好契机。不少东林、复社人士主张接纳温氏一方的示好。然复社庞大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少数富裕社员捐助，那些为复社提供经济支持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如吴昌时虽学问平平，却能一言九鼎。他当时是复社事务的实际主事者，坚决拒绝温育仁加入。加上复社领袖张溥为人鲠固刚愎，行事直道，对温体仁极为蔑视，亦不屑于与他讲和。温育仁由此被拒之门外，颜面失尽。温育仁恼羞成怒，雇人排演了宜兴吴炳所作的《绿牡丹传奇》，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讥讽复社为“社榜”，最喜通过各种舞弊手段操纵科举考试。

《绿牡丹传奇》上演后，复社成员深以为耻，纷纷致信张溥，请求采取措施回击。张溥亲自求见浙江督学副使黎元宽。黎元宽遂动用官方势力，下令查禁书肆，销毁刊本。然不久后黎元宽亦被温体仁以整肃学政为由革职。

经《绿牡丹传奇》一事后，温体仁与复社的矛盾更深了。他见张溥身在乡野，却能遥执朝政，深为忧虑，于是派遣大批心腹前往江南为官，就近监视复社动静，伺机而发。

为了反击当权者的打压，张溥则利用复社才子云集的现实，鼓励社员参加科举考试，甚至不惜揣摸科考题目，结交考官，以科考为社事之重心，以中榜为强盛之基业。崇祯七年（1634），复社在会试中大获全胜，中式者三十余人。崇祯十年（1637），一甲前三名刘同升、陈之遴、赵士春均为复社成员。

温体仁以会试名单比对相当于复社名录的《国表》后，大惊失色。对他来说，大量复社成员得到入仕的机会，无疑是重大威胁。为了削弱复社的科举优势，温体仁做出欲改革弊政的样子，适时抛出了“保举令”，请求废科举而改保举。崇祯皇帝并不同意，称：“科举从来已久，岂能遽废。”于是温体仁又改口道：“臣以为科目虽未能遵废，保举请暂一举行。俟其考成，以两者相校，若科举得人多而保举少，则请仍行科举；若保举得人多而科举少，则请专行保举。”正值多事之秋，崇祯皇帝急于求才，最终同意了温体仁的建议，下了保举令。

张溥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行动，指令各邑社长积极推举复社成员，并联络地方官吏和名流，施加影响。保举名单上报后，温体仁再次比对《国表》，发现一多半的人都是复社成员，不由得怅然长叹道：“念不及此。”他这才意识到复社势力已渗入地方官府，难以轻易撼动。

刚好此时淮安武举陈启新伏阙上《三大弊政疏》，称天下有三大弊端：第一，科举取人；第二，只重进士；第三，由推官和知县中选科道官。主张停止科考，多途选科道官。陈启新的几项主张均对复社不利，因而立即得到了温体仁的支持。陈启新被破格授官，进了六科。

然复社也没有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朝臣，上书弹劾陈启新破坏祖宗法制，称其“非参科目也，是伤国脉也。非参科目诸臣，参孔孟也”。陈启新既得罪了复社，又攻讦科举和进士，得罪了天下读书人。官员大多是进士出身，交相弃之，不肯与他交往，即使是公务之事，也没有人知会他。在极为孤立的局面下，陈启新于军国大事竟无一言陈奏，最终被降二级，不再重用。

温体仁坐任大明首辅，却在与复社的争斗中一败再败，自然极不心甘，苦苦寻找新的机会。他手下亲信多方查访，找到了张溥同乡陆文声，要他出面告发复社。

陆文声年轻时跟随岳父周文潜读书，复社另一位领袖人物张采也曾拜周文潜为师傅，二人有同窗之谊。张采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及第，又有与张溥“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号“娄东二张”，二张创立复社后，声名满天下。陆文声成就远远不及昔日同学，颇有嫉妒之心。钱肃乐任太仓知州时，敬慕张采文才，常常向他请教。当时太仓有陶姓恶人，横行乡里，张采列举其罪状，预备向钱肃乐举报。陆文声因与陶有旧，预先泄露了消息。陶遂先赶往钱肃乐之处自辩。张采得知后大怒，其人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不能容人过失，当面怒骂不说，还命人将陆文声剥光衣衫鞭打了一顿。

陆文声受此侮辱，引为毕生之耻，由此与张采及复社结下难解仇怨。在温体仁的怂恿下，他上书称张溥等结党，“倡导复社，以乱天下”。崇祯皇帝最厌恶有人结党营私，很快下谕旨道：“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所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惩饬，据实回奏。”措辞严厉，严令南直提学御史倪元珙督察。

张溥听到消息后，立即请出徐汧出面拜访倪元珙。倪元珙本就对温体仁不满，一见徐汧便道：“得生徒主名数人，然后可以塞清议。”意思是让张溥交出几个无足轻重的人，先蒙混过关再说。

徐汧大喜过望，但他也知道倪元珙此举必将得罪首辅温体仁，怕是官位难保，便温言谢道：“社中有杰才，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无恙，公祖目前虽暂屈，后必大伸。”

于是倪元珙抓了几个已废弃学籍的学子，如顾敏思、陶镕、江德淳、董士镕、钱度等人，回奏道：“臣受命督江南学政，奉有复社一案。夫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陆文声挟私憾抵欺瞒，故奏事不以实，荧惑上听。臣昧死据实以闻。”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也上书称复社无可罪，三人均遭贬斥。

与此同时，张溥又派人找到陆文声之子陆茂贞，告道：“若因他人负罪而无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阴隙何。”陆茂贞于是到北京找到父亲，转告了张溥的原话，又道：“复社党羽半天下，独不为子孙计乎？”陆文声开始害怕起来，于是同意不再与复社做对，找借口离开了京师。

失去了原告兼证人，局面立时陡转。温体仁见陆文声这件事难以扳倒复社，便迅速找到复社的宿敌周之夔，鼓惑其再告复社。

周之夔，字章甫，福建闽县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与张溥同年，任苏州推官，负责管理兑漕粮仓。他本人最早加入复社，与复社诸人及东林党人钱谦益、瞿式耜交好。周之夔任苏州推官时，已预定要当崇祯六年（1633）乡试考官。然而当他任期临近时，张溥预先毫不知会，支持时任太仓州知府的刘瞻文担任此职。周之夔由此大忿，怒道：“若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众辱我。”由此与张溥结怨。正好当年太仓闹饥荒，刘瞻文提议用军储来救济灾民。周之夔便上书告发刘瞻文“行媚乡绅”。不久有圣旨下，刘瞻文被降四级，离任调用。

张溥得知事情起因于周之夔后，勃然大怒，在复社大会上公开责问，丝毫不留情面，周之夔羞愧得无地自容。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在张溥的影响下，复社上下全力批判周之夔。苏州生员也广制檄文张贴，要求他离任。黄道周、蒋德瑕，文震孟等名宿纷纷指责周之夔无端倾陷循吏。其房师许士柔甚至写信来，要求他立即改过，否则为时贤所摈，仕途难自振。周之夔犯下众怒，不得不辞官归乡。

这本是一桩旧怨，事隔几年后，又再度被温体仁利用。周之夔有了内阁首辅支持，立即伏阙上书，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内极言张溥等把持典计，又涉及复社恣横事状，张溥有谋反之意，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

崇祯皇帝本就对倪元珙的调查结果不满，认为他是巧言掩饰，将其降为光禄寺录事，任命张凤翮继任南直提学御史，继续调查复社结党一案。张凤翮厌恶温体仁的不务正业，倾向于复社这一派，虽然奉旨调查复社，却是迟迟不办。周之夔上书后，崇祯皇帝再次下旨严查，张凤翮依然以“拖”字应付，结果被离任外转。局面再次对复社不利。

张溥与温体仁争斗多年，虽偶有胜利，然多年来攻讦复社的奏疏络绎不绝，最终由陆文声和周之夔的上告触动了崇祯皇帝敏感的神经，严旨穷究。他可谓处境艰难，日日处于危疑震惊之中。

比起张溥来，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崇祯即位之初，钱谦益即因争位阁楼与温体仁结怨。他虽然被排挤出朝，然文名远扬，声望日隆，成为东林党一面核心旗帜，甚至有人称他为“山中宰相”。他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政，而且入阁的呼声一直很高。温体仁生怕钱谦益东山再起，有心置其于死地。钱谦益对温体仁的心机也心知肚明，对门下客道：“温体仁虽做了首辅，仍然怕老夫死灰复燃，非要除掉老夫才肯罢休。”而温体仁要一举除掉政敌，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朝中握有实权东林派大臣排挤掉，陷钱谦益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崇祯八年（1635）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入阁。刚好温体仁因为家事告假在家，不及阻拦。回到任上后，温体仁立即与吏部尚书谢升内外相结，大力为难排斥文震孟，而利器就是诬陷与文震孟同年进士兼好友庶吉士郑鄤，由此造成了轰动一时的“郑鄤杖母案”。

郑鄤，字谦止，号峚阳，常州武进人。出身于世家大族。父亲郑振先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官嘉兴县令、工部营膳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主事，后因名列东林党人，参与朝中党争被革职，闲居家乡。母亲吴氏是大学士吴宗达族妹。岳父周士英是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任义乌县令，主持撰写了《义乌县志》。

郑鄤少有才名，曾随父亲在东林书院讲学，成人后才气纵横，与东林党魁钱谦益并称文章大家，号称“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之最”。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选为庶吉士。因上疏弹劾阉党，被降职外调，回籍候补。天启六年（1626），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遭魏忠贤阉党诬陷入狱，郑鄤作《黄芝歌》以当野哭，被魏忠贤削籍为民。为免遭阉党毒手，他曾远遁江西、广东一带。崇祯皇帝即位后，才得以返回家乡，因先后为父母守制，直到崇祯八年（1635）官复原职。入朝后，他看不惯内阁首辅温体仁胡作非为，公开批评其行事，旋即遭温体仁诬陷。

事情大致经过是：郑鄤父郑振先有小妾，在郑家极为擅宠。郑母吴氏生性嫉妒，常有意寻小妾过失，加以责罚。郑父维护小妾，对郑母很是不满。然吴氏出身不凡，他不敢轻易容易。正好吴氏相信扶乩之术，郑父便勾结道士，假以仙人之语责备吴氏虐待小妾，且命人杖责。郑鄤当时年纪还小，却是有名的孝子，名闻乡里，见父亲借神仙名义要打父母，便叩头涕泣请以身代，以赎母罪。

这本是郑鄤幼年时郑家因妻妾争宠而引发的一场闹剧。郑鄤族舅吴宗达与郑家素来有隙，便将这段陈年旧事改成一个新故事，讲给旁人听：郑鄤母亲吴氏早死，父亲郑振先又娶了继妻。这女子生性歹毒，经常虐待家中的婢女。郑鄤想惩罚一下继母，便让利用父亲郑振先信奉箕仙之说，借神仙鬼怪之口判杖责继母二十。

温体仁听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添油加醋地写成奏疏，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罪名弹劾郑鄤不孝。崇祯皇帝一直标榜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郑鄤有“杖母”这等大逆不道的行为，勃然大怒，立即命令逮捕郑鄤，下刑部狱，严加审讯。郑鄤本可以如实说出真相，但他不愿意自揭父母当年丑事，对温体仁所控告的罪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在狱中作《痛沥奇冤疏》，内中云：“疾痛呼天，一字一血，字忘溢格。”

刑部初审后，冯英上书回奏，称郑家信奉扶乩仙幻之术，“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指出郑鄤并没有直接杖母。但温体仁却不肯罢休，认为冯英徇私袒护郑鄤，借故把冯英革职，将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最高长官为指挥使邹之有，他不愿意接下这桩子虚乌有的案子，称病告假在家，郑鄤案遂落在了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手上。吴孟明审问后，认为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大多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片面之词。但他不敢得罪温体仁，便有意拖了下来，郑鄤也一直关在锦衣卫诏狱中。但由于有吴孟明的同情和庇护，他在牢里的待遇还算不错，不但能读书著述，还能收徒授课，同样关在诏狱的诸生雷应元向其执弟子礼，甚至还有狱卒之子向他问字。

郑鄤被逮后，新任内阁大学士文震孟因与其私交极好，饱受温体仁一党攻讦，上任仅几月，便被迫去职，号称“百日宰相”，且回乡不久即郁郁病逝。都给事中许誉卿也在这场风波中被罢官为民。但仍然有正直大臣挺身而出，为郑鄤鸣不平，如名儒刘宗周、黄道周上疏申救甚力，东林党人也多方奔走解救。温体仁遂转而将矛头对准了东林党魁钱谦益。他命心腹花重金收买常熟县衙师爷张汉儒，令其上书告发钱谦益居乡不法。

这张汉儒不亏是绍兴师爷，下笔厉害无比，列举了钱谦益及门生瞿式耜共五十八条罪状，每条都相当严重。略举如下：

一是倚恃抚按有司多为其同年相知或门生故旧，每逢学使按临，关说入学的秀才，常数十名，得受钱财，何止四、五千金。遇有里中富家因事涉讼，不诈数干金不止。即同属缙绅，如主人势衰物故，亦乘机挟诈，不得数干金不止。遇抚按任满复命，则又为之斥巨赀纳贿，请托举荐其平素相知交厚之地方官以得优擢。地方官得此照顾，自更俯首弭耳，甘受指髦。而钱瞿二人之横恣不法，益无忌惮；

一是令豪奴家仆结交库吏奸胥，以包庇钱粮、侵没官帑。或则伪造库收凭据，朋分伙用。其银半归吏囊，半归宦橐；

一是利用官府荫庇的势力，纵令豪奴兴贩私盐图利。以致官盐壅滞，而利归私家；

一是纵使豪奴四出结党，或投献他人之财产，或借官司以诈人钱财。以致富家奴仆无不腹餍粱肉而身满绫罗，无告小民，则膏血俱尽；

一是恃势霸占湖荡水利，逼勒小民投献常规；

一是恃势霸占公地，造屋出租，借以牟取厚利；

如此等等。称钱谦益贪污受贿的赃银多达三四百万两，还拥有绝世珍宝一捧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听起来耸人听闻、却难以证实的政治罪状，如诽谤朝廷、危害社稷、把持当局、遥执朝政等。

张汉儒奏书一上，温体仁便立即下令将钱谦益、瞿式耜二人逮入京师，下刑部狱审问，预备酿成一起大狱。

明眼人均知道这些匪夷所思的罪状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是温体仁为进一步荼毒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刻意寻找的借口。江南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接连上疏，为钱谦益鸣冤叫屈。可崇祯皇帝对钱谦益成见已深，又信任温体仁，根本听不进去。

钱谦益自狱中上疏，公开指出温体仁是这一冤案的幕后主使。然而崇祯根本不予理睬。有传闻说，皇帝不满的不是钱谦益本人，而是另外一件事——那一捧雪号称天下奇珍，竟然为钱谦益所有，崇祯心中很不痛快。

崇祯皇帝如此态度，温体仁愈发嚣张。他执掌内阁已经八年，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权势熏天。东林党人无权无势，根本无力援救。而复社正因陆文声和周之夔先后上告被崇祯严旨查办，自顾不暇。钱谦益想要活命，唯有自谋出路。他在朝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朝堂的虚虚实实洞若观火，了如指掌，情知当今有实力与内阁相抗的，唯有为天下人所看不起的阉党。

当年司礼监大宦官王安敬佩东林气节，主动与东林党人结交。王安过世后，钱谦益为他撰写过墓志铭，而当今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正是出自王安门下。钱谦益便利用这一点交情，派门生持重金求见曹化淳，请他出手相助。曹化淳顾念师恩旧情，表示愿意出力营救。

另一方面，钱谦益同乡好友冯舒赶去求见前内阁首辅冯铨。冯铨虽在野多年，却在阉党中极有影响力。冯舒连着三天登门拜访，都没有见到冯铨。直到第四天四更时分，冯铨才答应见他。冯舒还没有张口，冯铨就直接道：“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冯舒这才知道冯铨已经与曹化淳暗通过声气了。

温体仁得知曹化淳意欲插手后，立即指使亲信陈履谦散发匿名传单，称钱谦益正预备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又指使人出面作证，称曹化淳收了钱谦益四万两银子。而他自己也没闲着，上书弹劾曹化淳受贿，与钱谦益勾结已久。

曹化淳原本只是打算帮助钱谦益脱难，没想到温体仁诡计百出，竟是要连他也一块搞倒。是可忍，孰不可忍？被彻底激怒的曹化淳一面派出大批人马，专门刺探寻找温体仁的差错，一面主动向崇祯皇帝请求调查钱谦益一案。

明代的政治体制比较独特，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且朝臣权力再重，内阁即便拥有相权之实，东厂和锦衣卫却始终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因为他们起着监视和耳目的作用，崇祯主动将温体仁的弹劾告诉了曹化淳便是明证。温体仁不明白这一点，由此激怒了曹化淳，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曹化淳得到皇帝允许查案的批准后，便以奉旨清查的名义，大张旗鼓地逮捕温体仁亲信陈履谦等相关人士，全部关押在东厂监狱中。

当日，曹化淳与东厂大太监王之心、锦衣卫长官吴孟明一同坐堂问案。陈履谦哪见过如此架势？不等用刑，便主动将经过都招了出来：他是如何找到张汉儒的，张汉儒又是如何起草诬陷钱谦益的状子的，他是如何印发钱谦益拉拢曹化淳的传单的。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当今内阁首辅温体仁“一手握定”。

审讯笔录被迅疾送到皇帝案头。崇祯看过之后，只长叹一声道：“温体仁也‘有党’啊！”

皇帝之所以信任温体仁，就是因为相信对方从不结党，而今看到事实真相，心中震撼，终于决定罢去他宠信了八年的宠臣。

由于曹化淳、冯铨的意外介入，事情戏剧般地发生了变化。温体仁还不知情，犹自自鸣得意，以为稳操胜券。他又像往常一样，请了病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待到大局已定时，再谎称病愈复出，给局外人造成他和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向皇帝“引疾乞休”，称身体出了状况，请求辞职。

殊不知崇祯早已了解真相，正打算除掉温体仁，当温体仁的亲信张至发把温的“引疾乞休”奏疏，以及他起草的挽留谕旨，一并交给皇帝时，崇祯毫不犹豫地拿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挽留”语句，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不愠不火地表示批准了温体仁的辞职请求。

温体仁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太监前来宣读圣旨，一听“放他去”三个字，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崇祯皇帝刚愎多疑、猜忌成性，自从其登上皇位，朝中重臣更换频繁，如走马灯一般。而温体仁于崇祯三年（1630）入阁，不久升任首辅，到崇祯十年（1637）六月去职，担任大明宰相辅长达八年之久，成为崇祯一朝的奇葩。此人上台后勾结党羽，排陷异己，置国事于不顾，“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如此臭名昭彰，竟然能一直得到皇帝重用，时人均感到大惑不解。北京城内有民谣传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温”与“瘟”谐音，意为崇祯皇帝受到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京城百姓听到这位自崇祯皇帝即位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阁辅终于下台的消息，欢声雷动，跑到街上举手相庆，皇帝“遭瘟”的日子可以结束了。

温体仁去职后，张汉儒、陈履谦等被定为奸民，枷死在狱中，钱谦益自然也被释放。而之前力主对复社穷追不舍的正是温体仁，他一罢去，张溥等人所面临的压力亦相应减少。刚好应天巡抚张国维就周之夔告复社一事回奏崇祯，称张溥、张采并无朋党，周之夔是以私愤而告奸，这次回奏使得崇祯态度有所缓和，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复社所面临的危机。

温体仁罢官而去，郑鄤仍然悬而未决。崇祯十一年（1638）夏天，京师酷旱无雨，崇祯为了祈求上天降雨，于是要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便把郑鄤案作为“冤抑”上报，希望释放郑鄤，以昭天和。但令人惊讶的是，崇祯严厉斥责了吴孟明，道：“杖母逆伦，干宪非轻，如果无辜，何无人为之中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从公回话。”并罢免了吴孟明，任命温体任义子董琨为新任锦衣卫长官，负责审理郑鄤一案。

董琨接手后，立即对郑鄤用了大刑。郑鄤第一次过堂，十指全部被夹断，当场晕死，三日后方才舒醒。为了尽快定案，逼迫郑鄤认罪，董琨又积极寻找新的证人，即崇祯皇帝所称的“常州府人在京者”。凑巧这时郑鄤同乡武进县生员许曦来到京师，在兵部尚书陆完学的支持下考取武英殿中书舍人，正符合皇帝所说“常州府人在京者”的条件，于是被请进锦衣卫镇抚司作证。许曦告发说郑鄤不仅杖母，而且奸媳奸妹，简直蔑视人伦之极。

许曦落魄怯懦，居然敢挺身以更严重的罪名指控郑鄤，自然是他身后的陆完学在作祟了。

陆完学与郑鄤同乡，其子陆卿鸿之妻与郑鄤二儿媳韩氏是表亲。韩氏也是武进人，自小与郑鄤次子郑喆定亲。其父韩锺勋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任湘潭县令，两年后在任上病逝。其时，韩母已经过世，韩氏成了孤女，遂在祖父的许可下，住进了郑鄤家。韩母生前曾为女儿做好打算，将一批财物寄存在陆家。韩氏想先要回这些财物，然而陆家却不肯归还，为此发生了争吵。一个月后，韩氏病死，争夺财产一事遂不了了之。然而韩氏家族的人却一直心怀不满。

陆完学一心媚上，知道崇祯皇帝想要定郑鄤的罪，偶然从儿媳妇口中得知韩氏之事后，遂指令许曦以证人身份告发郑鄤奸污韩氏，才导致韩氏身死。

彼时韩氏祖父仍然在世，立即被拘到北京，入堂作证。他已经是七十余岁的高龄，在公堂上听了许曦的指控后，当场就惊吓得断了气。

离谱的是，锦衣卫将新案情写成奏疏上报后，许曦立即翻供，显然并不知道郑鄤之事，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事后觉得害怕，决意改口自保。锦衣卫镇抚司只得再次向皇帝报告之前的作证是伪证。崇祯皇帝却在这样的情况下，坚称郑鄤“穷凶极恶、逆谲灭伦，真巨憨异奸”，判其脔割处死，也就是所谓的活剐。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郑鄤在京城西市甘桥下四牌楼刑场受凌迟之刑，被活剐三千六百刀。围观者如堵，大声叫好不说，还争相向刽子手买郑鄤肉的作为药料，给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愈发增添了奇诡的色彩。

郑鄤生平最敬重之人为岳飞、文天祥，曾有《拜岳武穆祠》词云：

满目兴亡，评终古，都归了歇。单驻著、英灵千载，父忠子烈。苍狗随翻岭上云，玉蟾不老秦时月。看精神炯炯照乾坤，留清切。　　　三字狱，君难雪。五日召，胡未灭。恨儿曹、巧弄得长城缺。马策忙挝铁铸首，龙章未表银瓶血。想忠魂缥缈驭罡风，还金阙。

他在狱中时，已经将死生名利看淡，甚至还在著述中详细分析了自身得祸的原因。当年著名山人陈继儒为他的《峚阳草堂诗集》作序时，即称道：“如子瞻海外偏爱陶柳诗，其刚介之性情，英特之风格，政绝相似之，此非独谪居然后为然，即在中秘公车之前，其真气可掬，高风绝尘，皆此类也。”认为他跟北宋名士苏轼一样耿直刚介，真气可掬。郑鄤也认为口直心快是遭祸的根源，称“世间能杀人者莫如财，吾身能自杀者莫如口”，又称“吾以浮心取奇祸”。他还特意在手稿中道：“存口占诗若干首，后之君子，论其世、知其人，与是有考焉。”断言后世还会继续议论他和这件离奇得不能再离奇的案子。

郑鄤一案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他是否杖母还在其次，他个人的悲剧，生动地折射出了崇祯一朝的政治风气。郑鄤同年进士萧士玮认为郑鄤之死是“以身殉”，因其“一片热肠，未能冰渥”，所以“不思仗马，不辨道狼，茫然而列朝班，茫然而就逮”，抨击温体仁之流“胥天下而弃之如敝履，何吝一谦史”，“保一君父而不能，何惜一郑鄤”，可谓洞若观火。

佛家有云：“生老病死，事与愿违。”红尘中的凡夫俗子，最终难逃一个死字。郑鄤以失败者的身份悲凉谢幕，然一手陷害他入狱的前内阁首辅温体仁也未能逃脱死亡的阴影，在免职后的第二年即病死在乌程家中。崇祯皇帝接到讣闻后，竟然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

对于复社而言，形势并没有就此好转，代替温体仁内阁首辅位置的正是其心腹门人薛国观。薛国观自入阁之初，便效法温体仁，蔽贤植党。最近更是指使人托名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称“复社之主为张溥，佐为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愚衷哀痛”。称首领张溥有十大罪，分别是：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听起来骇人听闻，跟当初绍兴师爷危言耸听地告发钱谦益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薛国观派人将《复社十大罪檄》广为散播，欲再兴大狱，置复社于死地。又派大量心腹到江南监视张溥等复社骨干的动态，竹亭湖墅更是重中之重。张溥本以为温体仁去位后可以一展愁眉，不想却始终处于风雨当中。

王微本是玲珑剔透之人，一听就明白了，叹道：“天下人都以为复社张溥一呼百应，风光无比，岂不知道他也是谤议缠身，日夜难眠。隐娘，听说你……”忽觉得引用旁人的闲言碎语不大合适，便又改口道，“你最近还好么？是不是身子不大好？”

柳如是道：“还好，只是前一阵心情有些低落罢了，而今已经没事了。对了，我打算编选一本《列朝名媛诗集》，不过个人能力有限，想找一些帮手，我已经约到了嘉兴黄媛介黄姊姊，黄姊姊又帮我约了金陵姚淑。微姊姊有咏絮之才，是当世才女，不知可有兴趣加入？”

王微先往舱外看了一眼，才踌躇道：“编诗集可是件大事，要花费不少时间，很可能长达数年。我得先问过我相公。”

柳如是微笑道：“女子嫁了人，果然就不一样了。”王微道：“嗯，那是自然。隐娘，你和张溥……我是说，你也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女儿家，才再高，名再大，终归还是要寻个归宿的。”

柳如是道：“我与微姊姊相识多年，情分不比旁人。有一件事，我可以私下先告诉微姊姊——其实我跟张溥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但我已经跟钱公订了亲，再过一些日子，就预备成亲了。”

王微本是淡漠素静之人，闻言骇然张大了嘴，惊异之极。愣了好半晌，才问道：“隐娘说的钱公，可是东林党魁钱谦益？”柳如是道：“不错，我要嫁的男子，正是虞山钱谦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