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两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逃离长安到成都的时期，僖宗不理政事，专心玩耍。而田令孜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一方面把持朝政。二人并不冲突，所以相处融洽。僖宗因为对田令孜的依赖，尊称其为“尚父”。到了成都后，僖宗在山河破碎的惊醒下，有心开始处理朝政。而田令孜依旧将皇帝视为掌中玩物，甚至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从而导致僖宗对他不满。

一、僖宗与田令孜：从阿父到对手

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僖宗逃离长安，完全丧失了帝国皇帝的尊严。而尤其可笑的是，一向养尊处优的僖宗跑得比谁都快，马不停蹄，昼夜狂奔，丝毫不觉得疲惫。以致大多数随从人员都跟不上，被皇帝远远落下。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僖宗马术特别好，而是因为他生怕黄巢军追上来。堂堂大唐天子，惊恐到如此地步，内心的空虚由此可见一斑。

僖宗先是奔逃到骆谷。唐凤翔节度使（镇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县）郑畋闻讯赶来拜谒，并请求僖宗留驻在凤翔。僖宗此时犹如惊弓之鸟，总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还是不够安全，依旧坚持要去成都。僖宗临行前，还不忘摆出皇帝的威风，勉励郑畋说：“你就留在这里，东拒贼军的兵锋，西向招抚诸蕃族，纠合邻道的军队，尽最大努力建立丰功伟业。”

郑畋，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史载郑畋“聪悟绝伦，文章秀发”，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进士及第，当时郑畋年仅十八，可谓是年轻有为。然而，此时朝廷政治混乱，党争不已，郑畋一直在藩镇任幕府，相当师爷之类的人物，郁郁不得志。咸通五年（864年），年近不惑的郑畋入朝为虞部员外郎，算是当上了京官。过了五年，升为刑部员外郎。之后，郑畋的运气似乎开始好转了，不久后就得到了宰相刘赡的赏识，推荐他任翰林学士，从此得以亲近天子。这时候的天子是懿宗李漼（僖宗之父）。郑畋本来想好好大干一场，施展才华，能够建功立业，但很快就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

同昌公主为懿宗爱女，嫁给韦保衡不久后病死。懿宗痛失爱女，迁怒于医官，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宰相刘赡上书直谏，惹怒了懿宗，被罢去宰相，贬为荆南节度使。郑畋一直认为刘赡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因此替刘赡大说好话，结果也同样惹毛了懿宗，被贬为梧州刺史。

僖宗即位后，召回了郑畋。不久，郑畋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当上了宰相。一生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郑畋可算是扬眉吐气。这时候，他有个女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当时有余杭人罗隐，擅长咏史作诗，不过非常自负，恃才傲物，为京城公卿所恶，所以六举不第。郑畋爱惜罗隐的才华，有时候也稍微接济他一下。郑畋之女很喜欢读罗隐的诗，经常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便想成全女儿的心意，为他们做媒，于是在府中宴请罗隐，让女儿在帘后悄悄观察。这一看，郑畋之女的热情全没有了。原来罗隐长相十分丑陋，惨不忍睹。自此，郑畋之女对罗隐深为厌恶，也不再念他的诗。郑畋倒也开明，没有勉强女儿。事见《旧五代史·卷二十四·罗隐传》。

郑畋拜相后，并没有当成太平宰相。他当上宰相一年后，即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三年后，黄巢成长为农民军中最大的势力，一时间天下为之侧目。唐朝廷在对农民军是剿是抚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议，而郑畋是坚决的主战派，在用兵方略上与另一宰相卢携（即潼关失守后喝毒药自杀的那位）意见不同，二人经常吵得面红耳赤。而郑畋因为僖宗总是听从卢携的建议，很不高兴，几次提出要辞职，有点要挟皇帝的意思。不过，当时郑畋在朝野上下名声很好，器量弘恕，能以德报怨。加上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文学优深，神采如玉，极有宰相的气质。何况此时天下多事，正是用人之际，僖宗虽然不满意郑畋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但也没有同意。

乾符五年（878年）五月初一，两位宰相又因为政见不同开始争执。卢携在内依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倚靠高骈的军事力量，专制朝政惯了，见不得不同意见。然而，郑畋口才要好一些，言语中占了上风。卢携勃然大怒，拂衣而起，结果衣袖浸入桌上的砚台，染上了墨汁。卢携怒上加怒，当场将砚台摔得粉碎，完全丧失了宰相的风度。僖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郑畋传》）意思是说，大臣们互相吵架，怎么能成为四海的表率呢？第二天，郑畋、卢携都被罢相。郑畋之后当了凤翔节度使，而卢携因为推荐高骈出战黄巢，打了几场胜仗，算是有功之臣，又被召回来重新当了宰相。结果潼关失守后，卢携成了当权宦官田令孜的替罪羊，被迫服毒自杀。

重新回到正题。僖宗继续西逃后，郑畋赶回凤翔，召集部下将士，商议如何拒战黄巢、收复京师。此时，黄巢军势力极大，望风披靡，所向无敌，天下为之震动，连帝国的皇帝都落荒而逃。将领们都感到害怕，不敢与黄巢军对抗，于是劝郑畋说：“黄巢贼众的势力正盛，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各道勤王的军队到来后，再图收复京师。”郑畋闻言大怒，说：“你们是不是还想劝我投降黄巢呢？！”因为气愤之极，郑畋竟然当众昏倒，结果脸撞到地上，因受伤而暂时不能说话。

刚好这时候，黄巢派使者到来，目的是威慑招降唐军。唐监军袁敬柔与众唐将对黄巢使者毕恭毕敬，并草写了投降书，瞒着郑畋署上了他的名字。之后，袁敬柔为了讨好黄巢使者，还特意举办宴会。音乐声奏起的时候，将佐以下级别的兵卒都为将领们的不战而降感到心寒，因而失声痛哭。黄巢使者惊问其故，唐节度使府幕客孙储掩饰说：“这是因为军府相公郑畋因病不能来参加宴会，所以大家感到悲痛。”

郑畋得知消息后，立即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派亲信送往成都给僖宗，以表明自己对唐朝廷的忠心。又召集部下，激以忠义，部分官兵表示愿意听命。于是，郑畋再次刺血与大家盟誓，再“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预备与黄巢军决一死战。

当时，神策军还有数万人分镇关中，听说僖宗逃往西蜀后，一时无所归从，茫然无措。郑畋派人将这些军队都招往凤翔，并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诸军，于是军势大振。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

而僖宗一路历经颠沛流离，先是到了兴元。因为是逃难，准备不足，一路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候，唐汉阴县令李康突然不召自来，而且用骡子运来数百驮粮食，逃亡的皇帝一行才有了饭吃。僖宗非常惊讶，问李康说：“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怎么能想到主动运粮过来？”李康如实回答说：“我确实想不到，这是张浚教我的。”

张浚，河间（今属河北）人。他为人豁达，自负才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因此，和他同辈的士人大多不愿与他交往，也没有人给他找路子晋身仕途。长久以来郁郁不得志，张浚于是隐居金凤山中，转而学习纵横术，后来为唐枢密使杨复恭所知，向僖宗举荐其为太常博士，后来又当了度支员外郎的官职。黄巢率大军进逼潼关时，张浚带着母亲避乱于商山。当他经过汉阴县的时候，提醒和他有交情的县令李康说：“你快点准备粮食，越多越好，一两天内就能派上用场。”李康大为惊讶，追问原因。张浚回答说：“现在黄巢乱贼已攻到潼关，不日就会进入长安，到时候天子、朝臣仓促出逃，一定来不及带大量食物，你现在准备好粮食，那时必能救急，你也将因为这个功劳而获得奖赏。”李康半信半疑地准备了数百驮干粮。结果几天之后皇帝西逃，果然没带粮食。李康献上干粮，及时解了天子一行人的燃眉之急。

僖宗听了李康的回答后，认为张浚能够深谋远虑，是个人才，就派人去召张浚，拜为兵部郎中。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僖宗的车驾才到达西川成都，得以在节度使府舍安歇。想想一年前的正月，帝国的皇帝还在忙着斗鹅击球，玩得不亦乐乎，真是恍若隔世。

而僖宗身边的宫女因没有闲暇梳理发髻（以往唐宫中流行高髻，飘逸而浪漫，但需要很多时间），也一切从简，只将头发系至头顶，用根丝带系住就算完事。这发型很像囚犯的发式，所以被戏称为“囚髻”。囚髻本是宫女们的临时应急措施，不想被成都的妇女们看到了，竟然也跟着学，一时流行起来，成为当地的时尚。

此时的西川节度使即为靠击马球第一赢来的陈敬瑄（田令孜亲弟弟）。陈敬瑄出身低微，最早靠卖麦饼为生。田令孜发迹后，陈敬瑄靠哥哥的裙带关系混入了左神策军。后来，在田令孜的暗中帮助下，没有任何军功的陈敬瑄通过打马球赢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因为之前陈敬瑄不名一文，默默无闻，他的任命下达后，蜀中人士都感到惊讶，不知道陈敬瑄是谁。竟然有青城无名妖人到成都冒充他，且很长时间没有被人识破，成为当地的一大奇闻。

前任西川节度使是崔安潜，其治下治安良好，百姓均能安居乐业。当初崔安潜新官上任的时候，蜀中盗贼横行。而崔安潜到官上任后，却不追捕盗贼。有人感到奇怪。崔安潜解释说：“追捕盗贼势必动用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无功。”他命人在闹市张榜，称：“有能告发并捕获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本来是盗贼的，只要告发同伙，便可以免罪，且一样领赏。”告示贴出后不久，有个盗贼揭发了同伙。崔安潜立即给揭发人赏钱，同时当众将被逮捕的盗贼处死。结果从此以后，盗贼之间互相猜疑不已，不得不逃离了四川。崔安潜不动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前任头疼的盗贼问题。

十分可惜的是，崔安潜费尽心力治理好的局面，很快被他的后任陈敬瑄给破坏了。陈敬瑄到任之后，搜刮极狠，还搞了一个新名堂，即让一些亲信当所谓的“寻事人”，派这些寻事人到各镇各乡诈取财物。四川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对陈敬瑄和寻事人痛恨不已。

有一次，有两个寻事人到了资阳镇（今四川资阳县）。奇怪的是，这两个人什么都不要，转了一圈就离开了。一向狮子大开口的寻事人，突然不索要钱财了，绝对是件奇怪的事。资阳镇将谢弘让越想越不明白，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弃官不做了，逃进深山。捕盗使杨迁诡计多端，想借机立功，便游说谢弘让出山自首，保证他无事。谢弘让相信了杨迁的话。结果出山后，杨迁立即将谢弘让捆送节度使府，还编了一番谎话，说他杨迁是如何英勇奋战，好不容易才擒获了谢弘让。陈敬瑄也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下令用酷刑残酷折磨谢弘让，将他钉在城西，长达十四天。还将滚烫的油泼在谢弘让身上，极其残忍。

谢弘让被折磨致死后，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反而引出一桩更大的事变。当时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县）牙官阡能因为小事误了期限，害怕被陈敬瑄杖责，干脆弃官逃跑了。他听说谢弘让的事后，义愤填膺，大骂杨迁，决定集众起义，响应者达万人之多。陈敬瑄派牙将杨行迁率五千官军平乱，结果官军大败。因为陈敬瑄喜怒无常，杨行迁担心无功获罪，便将普通老百姓抓起来，谎称是阡能一党，日数十百人。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些无辜的人全部杀掉。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陈敬瑄不得不动用了劲旅，改派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镇压义军，剿抚兼施。阡能最终失败，被俘后惨遭杀害。

之后又有韩秀昇、屈行从起兵，都是因为陈敬瑄的恶毒统治所致。此人还反复无常，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平乱有功，却遭到陈敬瑄的猜忌，莫名被杀。

僖宗逃到兴元后，陈敬瑄听到消息，派兵迎接。因为这个所谓的功劳，他又加官晋爵，被封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不久，又被升官，进兼中书令，封颍川郡王，还被赐予赐铁券，可以饶恕他十次不死。黄巢之乱后，更被封为颍川王，检校太师，权势日盛。陈敬瑄官位如此显赫，深受僖宗信任，自然都是因为兄长田令孜的关系。

僖宗逃到成都后，田令孜因保驾之功，晋官爵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因为逃离长安的时候，随从基本上都是宦官，到了成都，僖宗仍然“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论天下大事。

阿父田令孜依旧擅政，他大肆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本土蜀军的“黄头军”（该军戴黄帽）。黄头军为此大为不满，多有怨气。有一次，田令孜设宴，用金杯行酒赏赐，诸将都接受，唯独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受赐。郭琪还站起来当众批评田令孜赏赐不公。于是，田令孜用另外一个酒杯亲自斟酒给郭琪。郭琪也是个精明人，知道酒中有毒，不得已，只好将毒酒饮下。郭琪回到家中后，杀死了一个婢女，靠吮吸她的血来解毒，吐出黑汁有好几升。

之后，郭琪率黄头军作乱，焚烧和抢劫成都坊市，成都一片混乱。陈敬瑄率军队前来围攻。郭琪于夜晚突围而出，逃奔广都，部下大多溃散，只有军府厅吏一人跟从。郭琪于是对厅吏说：“你追随我始终如一，今有一个办法可以报答你。你可拿我的官印和佩剑去向陈敬瑄报告，就说：‘郭琪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落于水中，尸体随急流而下，缴得他的官印和剑。’陈敬瑄为了安定人心，必定会相信将你的话，将我的印和剑悬于成都坊市，张榜以安民心。你也必定能为此获得丰厚的奖赏，我的家人也可因此得保而无恙。”于是将印和剑解下交给厅吏，然后自己逃走。厅吏将官印和剑献给了陈敬瑄，果如郭琪所料，厅吏得到厚赏，郭家被赦免。

黄头军作乱失败后，左拾遗孟昭图上书，指出僖宗从长安出发时不带朝廷百官的失误，而此时依然只与亲信宦官在一起，“天下，非北司（指宦官）之天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若“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则“收复之期，尚劳宸虑”。孟昭图冒死上书，是希望皇帝罢黜宦官，信用朝臣。

十分可惜的是，言路被堵塞，这封奏疏没有被送到僖宗手中，直接为田令孜扣押。田令孜又假传僖宗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当孟昭图前往嘉州赴任时，田令孜则秘密派人在半路上将他装入麻袋，沉入蟇颐津。知道和听说这件事的官员，为之义愤填膺，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揭发田令孜，即史书上说的“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而黄巢攻占长安后，宦官曹知慤（音què，同确）召集壮士据守嵯峨山（在今陕西三原西北），多次夜入京城袭击黄巢军营。僖宗听说后，十分赞赏曹知慤的胆略，下制嘉奖，擢升其为内常侍。这样，曹知慤就成了内侍省的副长官，可以与田令孜平起平坐了。田令孜非常不高兴，竟然伪造僖宗诏书，派邠守节度使王行瑜袭杀曹知慤的壮士营。

从这个时候开始，僖宗才开始忌惮田令孜。只是皇帝身边的神策兵都是田令孜心腹，僖宗对此也无可奈何。田令孜日益骄横，竟然公开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昔日的阿父已经成了可怕的对手，僖宗“患其（田令孜）专，时语左右而流涕”（《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真够窝囊的。

光启元年（885年），黄巢失败，僖宗终于回到京师。战后的长安已经破坏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僖宗面对这样的情形，真是百感交集。然而，还有更令他郁闷的事在后头。田令孜认为胜利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恣意妄为，僖宗已经无法自主发布号令了。对于这种情形，僖宗除了流泪不止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田令孜开始掌管政事，登上唐朝廷的政治舞台，不过是因为僖宗年龄小，任性贪玩，生活与政事依赖于田令孜安排，故称其为“阿父”。在中国历史上，儿皇帝即位，朝政大多要落入权臣或宦官之手，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朝霍光辅佐昭帝（八岁登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权臣或宦官在立皇帝的时候，经常有意识地选择年纪幼小的嗣位者，比如汉朝王莽之立孺子婴（两岁即位）。

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两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逃离长安到成都的时期，僖宗不理政事，专心玩耍。而田令孜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一方面把持朝政。二人并不冲突，所以相处融洽。僖宗因为对田令孜的依赖，尊称其为“尚父”。到了成都后，僖宗在山河破碎的惊醒下，有心开始处理朝政。而田令孜依旧将皇帝视为掌中玩物，甚至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从而导致僖宗对他不满。

另外一点需要提到就是宦官对兵权的掌控。安史之乱后，玄宗不再信任大将，认为身边的宦官反而更可靠。为了防止大将起异心，他开了宦官监军的先例。其时，宦官的权力甚至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而德宗因为对泾原兵变的后怕，干脆将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禁军的护军中尉、中护军都是宦官。这样，正如《新唐书》所言，“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宦官权力进一步加重，甚至可以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生杀废立由之。

回到长安后，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五十四都，每都一千人，分隶左右两神策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可以说，他此时的实力不亚于任何一个藩镇。

当时因为长安聚集了大批唐军。养这么多军队，钱是最必需的，否则很容易起兵变。田令孜感到财力不支，便想控制河东辖境内的安邑、解县两池的榷盐专利。两池的榷盐专利油水相当丰厚。最早这两块大肥肉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代管，并由王重荣每年向中央朝廷献盐三千车，以供国用。

为了捞到这两块肥肉，田令孜先派义子匡祐到河中，想说服王重荣主动交出两池。然而，匡祐到了河中后，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态度相当倨傲。王重荣身为坐镇一方的节度使，很下不来台，自然对匡祐也很不客气。匡祐回到长安后，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于是，田令孜奏请唐僖宗，收两池盐利归中央，专门用来赡军，并由他自己兼两池榷盐使。

为了打击王重荣，田令孜还调王重荣改任泰宁节度使（镇兗州）。然而，王重荣也不是个平庸货色，自然不甘心被一个太监牵着鼻子走，于是联络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一起起兵声讨田令孜。田令孜自恃手下有一支神策军人马，不甘示弱，也联络邠宁节度使（镇兗州新平，今陕西彬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来对抗李克用、王重荣。

双方在沙苑大打了一场后，神策军、朱玫、李昌符大败。神策军溃败回长安后，开始作乱抢劫，并四处放火。田令孜干脆带着僖宗再度出逃长安，到了凤翔。诸镇节度使一齐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其实，这时候僖宗完全在田令孜掌握中，哪有能力杀田令孜。田令孜见犯了众怒，打算逃往兴元。僖宗不愿意再走，田令孜便派兵挟持皇帝而行。

朱玫、李昌符也不愿受田令孜利用，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一起反对田令孜。田令孜到了兴元以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便自任为西川监军使，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依靠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去了。田令孜去位后，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大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一直遭到压制。当田令孜为众人所痛恶时，僖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兼任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这样，唐朝廷的权力就由田令孜转移到杨复恭手里。

在这场大混乱中，邠宁节度使朱玫又扮演了一个急急吼的角色。他为了控制天子，私立襄王李煴（唐肃宗之子襄王李僙的曾孙）为皇帝，同时尊僖宗为太上皇。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为宰相，以号令藩镇。

但是，襄王李煴虽然也是姓李，却是远房宗室，没有太大的号召力。朱玫的兵力又有限，当诸节度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时候，他很快就失败了。

田令孜走后，僖宗派遣使者笼络王重荣。王重荣接受了僖宗的诏令，并与李克用联合起来讨伐朱玫。朱玫忙于应付外敌的时候，突然被部将王行瑜所杀，长安因此大乱。襄王李煴逃奔河中，被王重荣所杀。

光启三年（887年）三月，僖宗由兴元返至凤翔，因长安破坏严重，宫室未完，便暂时留在凤翔。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僖宗突然病重，他便从凤翔回到长安，希望能死在长安。三月，僖宗病危，大宦官杨复恭请立僖宗弟寿王李杰，僖宗下诏立寿王李杰为太弟，监军国事。僖宗旋即病死，年仅二十七。寿王李杰即皇帝位，改名李敏，是为唐昭宗。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僖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有义子王建，时任壁州刺史。王建野心勃勃，在四川大肆抢占地盘，搞出不少动静。田令孜自恃为王建的养父，派人去召王建。王建来见田令孜的时候，陈敬瑄害怕王建暗使阴计，派兵阻截，于是双方开战，打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唐朝廷派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不肯让出西川节度使的位子。唐朝廷派韦昭度讨伐陈敬瑄，三年无功，因粮运不济，决定息兵罢战。一直坐山观虎斗的王建等到韦昭度走了，便以唐朝廷之命，继续奋力进攻成都城中的陈敬瑄。成都粮食匮乏，饿殍狼藉，弃儿满路，强弱相凌，惨不忍睹。王建急迫攻城，环绕成都城烽火堑壕绵延五十里。城中官吏百姓处境窘迫，不少人不愿意为陈敬瑄送死，谋划出城投降。陈敬瑄想扭转危局，但每次派兵出战都被王建打败。陈敬瑄走投无路，让田令孜携带西川官印符节，到王建军营主动求和。到了这个时候，王建也不管什么父子情分了，将田令孜囚禁起来，随即进军成都，杀了陈敬瑄。王建倒没有直接杀死田令孜，大概是怕弒父不祥，只下令将田令孜囚禁。于是，不可一世的田令孜最终饿死在义子手中。

至此，田令孜和僖宗这一对曾经以父子相称的臣君，终于又在黄泉下见面了。无论如何，在僖宗短短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

二、玄宗与高力士：是君臣也是伙伴

唐朝宦官的崛起，始于唐玄宗。

玄宗前半生励精图治，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正是在他手中开创了封建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当时，唐朝国力达到了最巅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连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极为突出，唐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众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唐代文明空前阔大和繁荣，眼界开阔，兼容并蓄，又极富自信，因而成为历代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玄宗所取得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强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声威撒播四海。

伟大的繁荣之后隐藏的危机却往往为人所忽视。玄宗后半生开始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不理朝政，缠绵于和杨贵妃之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伟大爱情。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执政，导致整个大唐帝国的形势急转直下。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的转折点，之后，唐朝的政治格局有了很大改变，除了前面提到的藩镇外，还有宦官势力的崛起。毫无疑问，宦官横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唐朝中后期的时局，甚至该为唐帝国最后的覆灭负有最直接的责任。而宦官势力崛起的起源者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手下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宦官高力士，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几大宦官之一，声名甚至远在田令孜之上。当然，并非什么好声名。

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所干之事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色官服的还很少。唐制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绿，五品服浅绿。唐玄宗因高力士平息太平公主叛乱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再也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三千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唐玄宗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高力士就是历史上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第一人。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茂名）人，本姓冯，名元一，“冯盎曾孙也”（《新唐书·卷二百零七·高力士传》）。冯盎因武略过人，被隋文帝杨坚授为金紫光禄大夫，官拜汉阳太守。隋亡之后，岭南一带地方势力多被冯盎收服，归于其麾下。时有人向冯盎提出说，大唐初建，尚无力顾及僻远的岭南地区，不如自封南越王，独霸一方。这个建议即被冯盎拒绝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冯盎率自己的兵马归附唐朝。唐高祖李渊对冯盎甚为器重，让他仍旧管辖当地事务，并授冯盎上柱国、高罗总管之职，晋封为吴国公，不久改封为越国公。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被授予春州刺史、东合州刺史。冯盎家族可谓显赫一时。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取名为冯元一，他就是后来的高力士，论辈分是冯盎的曾孙。

唐长寿三年（694年）二月，有人诬告岭南流人谋反，武则天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以监察御史衔前去查处。万国俊到广州后，将流人三百多人驱至水滨全部斩杀。与流人有来往的也受株连。潘州刺史冯君衡（冯元一之父）因受此案牵连而被抄家。当时冯元一年仅十岁，免死被阉，改名力士，圣历元年（698年）入宫。

力士年幼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很得武则天赏识，让他留在身边，给事左右。后力士因犯小过，被鞭挞后逐出宫。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出自武三思门下，高力士因此也常往来于武三思家。通过武三思的关系，武则天将高力士重新召回了皇宫。

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缜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此时高力士已经成年，身高六尺五寸，性格谨慎缜密，办事精明干练，善传诏令，受任宫阉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

景龙二年（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在藩邸集才勇之士图谋帝位，高力士料到李隆基将来大有作为，倾心巴结，李隆基也将他引为知己。自此，这二人开始了长达了五十年的共荣辱共进退的生涯。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睿宗复帝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

太极元年（712年），高力士协助已经是玄宗皇帝的李隆基，再一次发动宫廷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高力士因功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不久后一路高升，从右监门卫将军开始，一直当到骠骑大将军。至此，高力士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顶峰。

玄宗对宦官的倚重较前朝尤甚，高力士地位的上升就是明证。虽然高力士仅仅充当着皇帝心腹的角色，未曾越位擅权，但唐朝后期宦官专宠乱政的局面，却正是因此而起。

玄宗宠信高力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力士在，我寝乃安。”意思是有高力士管事，他才能睡得安稳。高力士权倾朝野后，常宿禁中。“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由此开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因高力士有能力一言兴人，一言废人，投机钻营之徒皆投其门下。朝廷内外大臣也纷纷讨好高力士，就连显赫一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宇文融、韦坚、杨慎矜、安思顺等人也不例外，全部是因为巴结了高力士，才能爬上将相高位。

高力士身为宦官，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但为了显赫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仍娶妻纳妾。河间人吕玄晤在京师长安为小吏，有个女儿吕国姝颇有姿色，且躬行妇道，高力士遂娶来为妻。吕玄晤随即升为少卿刺史，吕国姝的兄弟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晤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岳母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也争相赠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接，相望不绝，排场绝不亚于王侯将相的葬礼。

高力士家产之富有非王侯能比，但他仍然利用机会大肆敛财。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之名，派小宦官到各地掠取财货，派出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几乎占去京城的十分之六七。

高力士还不满足于既得的财富，想占有得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出钱在长安建造了宝寿佛寺，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琢，镶金挂玉，就连朝廷建造的寺观也为之逊色。高力士特意在宝寿寺内铸了一大钟。钟铸成之日，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富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提出新钟铸成，每杵一下，需要纳钱十万作为礼钱。在座的人为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先纳钱叩钟。多的人击至二十杵，少的也有十杵。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数计。他还拦河筑坝，修建了五座水力推动的碾子，每天可磨三百斛麦子。真是生财有道！

高力士平素谨慎，善于观察时势，从不随意开口讲话。又因为在宫中时间已久，见到过各种危险和阴谋，很会明哲保身。就是他自己亲近的人，如果受到皇帝的斥责处分，他也不轻易相救。所以，玄宗始终保持了对他的信任，君臣二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加上高力士“性格淳和，处事周谨，少有大错”，观时俯仰，轻易不敢骄横，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与诸王公大臣都能保持和谐的关系，当时朝中的大臣也并不讨厌他。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尤其在李林甫任相上，高力士起了关键的作用。

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的一天，玄宗一时高兴，对高力士炫耀说：“自开元二十四年至今，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清闲处之，把政事全委任于李林甫，你看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不理政事而任凭李林甫独断专行不正常，对朝廷不利，便善意地提醒道：“天子巡狩，古之制也，陛下应当坚持。再说，天下大柄，不可转于他人。李林甫威势既成，谁敢对他怎样？谁能奈他何？”高力士对李林甫并无恶感，他一切的出发点只是要保护玄宗的地位，他已经机警地看到李林甫独揽大权的潜在威胁。但玄宗却不以为然，反而接受不了高力士对李林甫的评判。高力士一看，知道自己说话不合皇上的心思，得罪了皇上。他立即跪倒在地，自责道：“老臣狂痴，说出妄言，真是罪该万死。”从这件事中，高力士接受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深言天下之事，不敢深言玄宗之得失。

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灾，玄宗深为忧虑。杨国忠找到一穗饱满的稻谷让玄宗看，胡说道：“雨下得虽然很大，但决不会影响收成。”时杨国忠权势炙手可热，无人敢站出来说真话。玄宗退朝回宫后，见左右无人，便问高力士：“这样的气候一定会造成灾害，你不妨据实告诉我真实情况。”高力士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陛下把朝政大权交给杨宰相后，法令不行，闹得天灾人祸不断，天下怎么还能太平呢？所以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了。”玄宗听后默然无语。高力士表面上是不再多说什么了，潜台词是明显的。满朝文武，无人敢揭露杨国忠的劣行，偏偏高力士说出了实话。但玄宗太过宠爱杨贵妃，对杨国忠也就听之任之了。可见高力士确实得到玄宗的充分信任，也因此获得了令人畏服的权力，但始终比较节制自己的言行。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危及两京。“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仓皇避乱入蜀，高力士随往，玄宗另一个贴身宦官转而投奔了安禄山。行至马嵬坡，将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并割下首级，挂在矛上，插于西门外示众。随后，众军士又杀了杨国忠的长子户部侍郎杨暄与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御史大夫魏方进听见外面吵闹，跑出来一看，立即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魏方进显然是个没有眼光的人，到了眼前的形势，竟然还要摆出御史的架子来。激愤的将士们立即上前杀死了他。宰相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也跑出驿门察看，立即被乱兵用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幸好韦见素名声还不算坏，有人高声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韦见素这才免于一死。

军士们又包围了玄宗和杨贵妃休息的驿站，喊杀声震天。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出了什么事。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是将士哗变，都说是杨国忠谋反。由此可见，杨国忠的不得人心，已经得罪尽了天下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高力士跟在玄宗身边多年，深知贵妃对玄宗的重要性，当即为难地说：“这我不好去奏告。”四周军士一听大怒，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一面拥上前去，要痛打高力士。高力士见大势不妙，慌忙逃回驿站奏告。

玄宗听了，神情暗淡沉闷，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垂首而立，默不开口。十几年来，杨贵妃是他最为宠幸的掌上明珠，两人又曾在长生殿立过生死不离的山盟海誓。如今落到这般弃京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唯有贵妃或许还能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他怎么能忍心处死杨贵妃呢？

这时候，外面喧哗声更响，局势即将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任京兆司录参军，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一直冷眼旁观的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兵士的气愤，万一军士冲了进来，杨贵妃照样被杀，连玄宗自己也将处在危险之中，便劝说道：“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说道：“赐她自尽吧。”

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却无法保住心爱女人的性命，玄宗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无奈呀，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大的人物，也无力抗拒潮流的力量。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好，最终还是被卷入洪流中，抗争只是徒然无功。

杨贵妃接到圣旨后，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玄宗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玄宗面前。杨贵妃涕泣呜咽，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便说：“愿大家保重！妾实在有负国家对我的恩惠，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只有乞求容允我礼拜神佛。”玄宗说道：“祝愿妃子到善地，再得新生。”（《杨太真外传》）说到“生”字，已是不能成语。不忍心看杨贵妃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哭泣。

高力士生怕玄宗一时心软，另生枝节，导致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杨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别了！”随后，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这正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的高明就在于，它用绚丽的色彩淡化了悲剧的气氛，让美好的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阴谋，这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格外美好，以致为后世所传诵。

之后，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意有验尸之意。驿站外的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欢声雷动。陈玄礼等人验尸无误后，这才脱去甲胄，去向玄宗叩头谢罪。此时的玄宗尚且镇定，好言好语安慰他们，并命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人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继续行进。最终以杨贵妃之死解决了马嵬坡兵变。至成都后，高力士因护驾有功，受封齐国公。

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最精彩的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杨贵妃成也力士，败也力士。真是美人一笑媚千古，空留长恨在人间。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肃宗称帝，改年号为至德元年。之前，玄宗不知道太子李亨已经称帝，曾在太子李亨称帝三天前下制：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使兵马；又诏永王李璘为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的兵马；此外，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地的事务；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的事务。诸皇子皆封都督，各有地盘。这样一番人事安排，是玄宗精心考虑后的结果，也充分表明玄宗入蜀后要亲自遥控全国的举措。这样推断下来，玄宗没有任何要让位给太子李亨的意思。然而，太子李亨心中早就打起了小算盘。玄宗的制书刚刚发出去后不久，肃宗的表奏就到了。转眼间，他这个皇帝就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玄宗听到肃宗即位的消息，心头滋味复杂。他惆怅了半天，这才装出高兴的样子对高力士说：“我儿应天顺人，改元为‘至德’，没有辜负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以忧烦的呢？”他知道儿子当了皇帝，一定就没有老子什么事了。当年，他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父亲睿宗的么？即便他想“忧烦”，恐怕也没有这个权力了。

一向了解皇帝心思的高力士这次却没有真正明白玄宗的意思，还以为玄宗认为天下已定，不用再担心，当即反驳说：“现在两京失守，生灵涂炭。黄河以南、汉江以北地区战火纷飞，人们为之痛心疾首。可陛下却以为万事大吉了，我实在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呢！”

玄宗自然不便明说，只有长长叹息几声。年迈的皇帝已经被杨贵妃之死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支离破碎的山河，面对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儿子僭越帝位的既成事实，他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尊号，交出了传国玉玺。

之后，玄宗与高力士重返京都，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已经退位为太上皇，高力士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当时，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而备受宠信。李辅国又勾结皇后张良娣，持权禁中，干预政事。高力士本是李辅国的老前辈，又自恃得太上皇宠信，故在李辅国面前常摆架子，甚至有不礼行为，因此高、李二人结怨，李辅国寻机打击高力士，以固其宠。

兴庆宫里有座长庆楼，南靠宫外大道。玄宗常在楼上饮酒，有时也向楼下徘徊观望，百姓经过这里，看到垂垂老矣的玄宗皇帝都非常激动，欢呼“万岁”。玄宗有时也在楼上宴请宾客。有一次，剑南道的奏事吏经过楼下，上楼拜见玄宗，玄宗置酒宴请了他。后又召见将军郭子仪等，赏赐给他们礼物。这些事虽小，却引起了肃宗的顾虑，他担心太上皇复位，开始十分警惕。从此，兴庆宫成了肃宗一直无法排遣的一块心病。

李辅国此时深受肃宗宠信，由一个普通宦官一跃成为朝中暴贵，骄横显赫，霸持朝政。他猜出肃宗的心思，向肃宗进言道：“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每日与外人接触，陈玄礼、高力士给他出谋划策，对陛下很不利。如今六军的将士，都是在灵武护驾的有功之臣，都惴惴不安，臣不敢不让陛下知道。”肃宗早就在担心，李辅国的这番话使他疑窦更重，但他不好直接指责自己的父亲，便故意流着泪说：“圣皇行事慈善仁爱，怎么会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呢？”李辅国答道：“太上皇固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架不住手下人蛊惑。陛下应当为社稷大业着想，把祸乱消灭摇篮中，怎能效法平民百姓的孝心呢？更何况兴庆宫太暴露，不是至尊的人所居住的，皇宫戒备森严，接他回来居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向肃宗献计，将玄宗迁往西内，彻底隔绝太上皇同外界的联系。肃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当时没有接受李辅国的这个建议，却将原来兴庆宫原有的三百匹马减去二百九十匹。玄宗对此事无可奈何，只好对高力士说：“我儿受李辅国蒙惑，不能再尽孝了呀。”（《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乘肃宗患病之机，诈称肃宗请太上皇游西内。当玄宗一行途经夹城时，李辅国率五百射生手（唐肃宗至德二年，选拔善于骑射的人，成立衙前射生手千人，也称供奉射生官、殿前射生手）拦住道路，亮出刀刃，气势汹汹地对玄宗说：“当今圣上因兴庆宫地势低洼，迎太上皇迁居西内。”玄宗见对方剑拔弩张，大有加害之意，不由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这时，高力士挺身而出，急步上前，指斥在马上耀武扬威的李辅国道：“太上皇是五十年太平天子，你李辅国想干什么，竟如此无礼！”李辅国见状只得下马。高力士又代玄宗宣谕众将士：“诸将士好自为之。”众将士纷纷收起兵器，翻身下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回头对李辅国说：“李辅国可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无奈，只好与高力士一起将太上皇拥簇到太极宫甘露殿。

风波平息后，玄宗皇帝握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没有将军，我就成为乱兵刀下之鬼了！”李辅国在高力士面前出了个大丑，把高力士恨之入骨。

玄宗皇帝迁居甘露殿后，心情更加忧郁。这时玄宗和高力士都已是七十多岁的垂垂老翁了，他们终日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二人相伴几十年，早已经超越了君臣的界限，更像是朝夕相处的伙伴了。

但肃宗和李辅国还不放心，将玄宗身边的亲信相继贬黜。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

此时，高力士正患疟疾，接到谪制后，对李辅国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因为圣上仁慈怜悯才苟活至今。我请求再拜见一下太上皇的龙颜，那样我即使死了也心无遗憾了。”李辅国当然没有同意。高力士无可奈何，只得带着满腹的凄凉来到巫州。

巫地多荠，但不食。高力士感伤而赋诗云：“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这首诗既感慨了时世的巨大变化，又抒发他虽被贬谪，但对玄宗的忠诚却没有丝毫改变的心意。

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有诏书颁行天下：流人一律放还。随即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的拥立下登基，是为代宗。六月，“二圣”的遗诏传至巫州，高力士闻知“二圣”的死讯，呼天叩地，哭得死去活来。他为“二圣”持丧，由于悲痛过度，忧伤成疾。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已年近八十，可谓长寿了，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也可谓显贵了，一切我都无遗憾。所恨的是‘二圣’仙去，我竟无缘一见圣容。我这个孤苦游魂，到何处寻找我的依靠呢？”言毕，泪如雨下。闻者无不心酸落泪。不久，高力士病死于朗州龙兴寺，时年七十九岁。至此，盛唐这一段的兴衰及其历史人物的种种表演，在悲凉的气氛中谢幕。开元盛世至此也落下了帷幕。

代宗因高力士乃数朝老臣，护卫先帝有功，诏令恢复高力士原有官职，追赠广州都督，由皇家出面操办丧礼，并陪葬于玄宗泰陵，“没而不朽”。高力士生前未能见玄宗最后一面，死后却得以长伴玄宗于地下，如果九泉有知，当也不会再有遗憾了。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九个皇帝中有七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三、代宗与李辅国：该用时用该杀时杀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而为历代王朝所采用的皇位嫡长制度，在唐朝执行的力度最弱。这自然是人为的原因居多。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西周时期，周公创制了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嫡长制确立后，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代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有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后失宠，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拿唐朝举例来说，玄宗王皇后无子，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玄宗宠爱武惠妃，要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代宗李豫（原名李俶）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李豫颇为玄宗钟爱，立为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即位后，封李豫为广平王，又因为李泌和亲信宦官李辅国的建议，封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平定安史之乱。可以说，这时候李豫和李辅国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李辅国一直是肃宗身边的亲信宦官，当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多次被宰相李林甫陷害，处境危急，甚至被迫两次离婚。在患难之中，李辅国给了太子李亨许多抚慰，还帮他做了许多太子不方便出面做的事。所以，李亨对李辅国一直相当信任。李亨登上皇位后，李辅国也一步登天。

李豫虽然当上了兵马大元帅，但由于“外重内轻”的历史原因，唐军始终难敌安禄山的精兵。肃宗苦于唐兵力不足，无奈之下向回纥借师助剿。条件是收复两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后，土地和士人归唐所有，金帛、女子则归回纥。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饮鸠止渴，同时将灾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不久后，唐、回纥联军收复长安，回纥军统帅叶护便要履行前约，对长安实行大肆抢掠。李豫于心不忍，拦在叶护的马前，说：“现在破了长安，如果任由抢掠，那么百姓必然尽死力帮助叛军守洛阳。等攻下洛阳再如约吧。”叶护同意了。长安的百姓因此对李豫感激涕零。

尽管李豫有心救长安和洛阳百姓，但缓兵之计只能拖得一时，最终回纥铁骑还是对洛阳大肆抢掠，掠夺无数金帛、女子而去。洛阳因此又遭受了一场不亚于安史之乱的灾难。

收复长安后，肃宗回到京师，立李豫为太子。李豫为肃宗当太子时的侍妾、如今早已亡故的吴氏所生。肃宗皇后张氏野心勃勃，她因肃宗太子李豫不是自己所生，一直有易储的念头，但她的亲生儿子兴王幼殇，定王还年幼，而李豫又平乱有功，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宝应元年（762年），肃宗病危。张皇后恨李辅国专权，欲谋立越王李系为嗣君。张皇后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掌禁兵，权柄过大，他心中所怕的只有我和你。眼下陛下病危，他正在勾结程元振等人阴谋作乱，必须马上先诛杀他们。”太子李豫性格仁厚，流泪说：“父皇病情正重，此事不宜去向他奏告，如果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父皇一定震惊，于他贵体不利，我看此事暂缓再说吧。”张皇后送走太子后，马上召肃宗次子越王李系入内宫商议。越王李系当即命令亲信宦官段恒俊，从宦官中挑选了二百多名强健者，发给兵器，准备动手。有人将此事飞报李辅国。

李辅国和另一个大宦官程元振决定支持太子李豫登基，带人到凌霄门探听消息。刚好遇到太子李豫要进宫探望父皇。李辅国谎称宫中有变，阻止太子李豫入宫，太子李豫坚持要进去。李辅国命令手下将太子李豫劫持进飞龙殿，监视起来，随即假传太子的命令，领禁军将越王李系及亲信段恒俊等人抓住，投入狱中。

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受此惊吓，一时说不过话来。李辅国乘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肃宗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又无人过问，当天便死于长生殿。

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后，便将张皇后废为庶人，不久后赐死，张后余党亦全数伏诛。李辅国因拥戴之功进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从此居功自傲，狂妄跋扈。代宗开始考虑到毕竟是李辅国帮助自己登上了皇位，还能容忍李辅国的胡作非为。到后来，李辅国越来越胆大妄为，甚至对代宗说：“陛下只要在宫里待着就行，不管什么事情都有我处理着呢。”

代宗对此很愤怒，但顾念到李辅国有诛杀张后、帮助自己即位的功劳，没有明目张胆地对李辅国治罪，而是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和李辅国之间的矛盾，挑拨二人相斗，然后趁机免去了李辅国的职务。

本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辅国的好日子到头了，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但在程元振的怂恿下，代宗还是不能释怀，默许程元振派杀手在夜里悄悄潜入李辅国卧室，将他杀死，并砍下脑袋和一只胳膊。然后，代宗又出面痛悼，追赠李辅国为太傅。因此，后世有史学家说代宗是阴鸷之主。

然而，李辅国死后，先后有宦官程元振、鱼朝恩掌握兵柄，专权用事，造成了宦官乱政的严重局面。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大将军，接替李辅国统率禁军。程元振得势后，大力排挤有功之臣，以此来作为自己晋身的资本。而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的将领都是将信将疑，所以，程元振的谗言往往都能得逞。郭子仪是平定安史叛乱的有功之臣，肃宗即位后任副元帅，后升为中书令。程元振妒忌郭子仪功高位重，于是多次在代宗面前诬陷郭子仪。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主动要求代宗解除了他的兵权。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抗。郭子仪带领少数人马到了咸阳，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多万人，弥漫山野几十里。因兵力悬殊甚大，郭子仪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回长安请求救兵。可程元振不仅不召见，还百般阻止。结果，吐蕃攻进长安，代宗被迫出逃。幸亏郭子仪凭疑兵之计退敌。

这件事后，朝中大臣群起上书，要求惩治程元振。代宗也觉得程元振非常过分，竟然导致堂堂天子出逃，于是将程元振削官为民，放归田里。然而，程元振却不甘心就此消沉，他穿上女人的衣服，打扮成老妇模样，从老家三原潜回京师，住在同党司农卿陈景诠家里，暗中有所图谋。此事被御史大夫王升检举。代宗便将程元振长期流放冷州。到江陵时，程元振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死。因为他得罪的人极多，其中包括不少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世人也无法揣测到底是仇家杀了他，还是皇帝派人杀了他。

程元振倒台后，鱼朝恩又开始崛起。吐蕃攻进长安时，代宗仓促逃往陕州。当时禁军大多离散，只有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郡奉迎代宗，军心大振。从此，代宗对鱼朝恩格外恩宠。代宗回到长安后，任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恩宠无比。

一次，鱼朝恩去国子监视察，代宗特诏宰相、百官，六军将领集合送行。京兆府置办宴席，内教坊出音乐排优佐宴助兴。大臣子弟二百余人穿红着紫充当学生，列于国子监廊庑之下。这盛大的场面，鱼朝恩得意非凡。代宗还下令赐钱一万贯作为本金，放债取息当作学生饮食的费用。这个先例一开，以后鱼朝恩每次去国子监都要带上数百名神策军，前呼后拥以壮声威。京兆府照例张罗酒食，一次耗费数十万。

鱼朝恩这个人挺奇怪的，郭子仪为人谨慎，从未与他结怨。他却一直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大概他天生是那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郭子仪还没有被免职前，一次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鱼朝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鱼朝恩小人得志后，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每次诏会群臣议事，他都好在大庭广众下侈谈时政，欺压大臣，而号称强辩的宰相元载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一次，百官聚会朝堂，鱼朝恩声严色俱厉地说：“宰相的责任，在于调理好阴阳，安抚好百姓。现今阴阳不和，水旱频生，屯驻京畿的军队有数十万，给养缺乏，漕运艰难。皇帝为此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宰相是怎么当的？还不让贤，一声不吭在那里赖着干什么呢？”说得满座皆惊，宰相低首，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突然，礼部郎中相里造突然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鱼朝恩跟前，说：“阴阳不和，五谷腾贵，这是观军容使造成的，与宰相何干？现今京师无事，六军足可维持安定了，却又调来十万大军，军粮因此而不足，百官供应也感困乏，宰相不过是行之文书而已，又有什么罪过呢？”鱼朝恩未想到会有人顶撞他，一时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愤愤地说：“南衙（指朝官）官僚结成朋党，想加害于我。”事见《封氏闻见记·卷九》。

鱼朝恩被相里造顶了一回之后，心中有一肚子气，总想找机会发泄。适逢国子监堂室刚刚修复，要举行庆典，朝臣们都要出席。鱼朝恩来到国子监后，手执《易经》升于高座讲学，面对着在座百官，他有意选择“鼎折足，覆公饨”开讲，用以讥讽宰相。宰相王缙听了，不禁怒容满面。而另一宰相元载听了，却恬然自乐。鱼朝恩感觉元载心计非同一般，从此开始提防元载，对人说：“听了我所讲的话，恼怒者合乎人之常情，面带笑容者实在是深不可测。”他后来果然是栽在了元载手中。

鱼朝恩骄横惯了后，开始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非他莫属，朝廷政事稍不如他的意，就发怒道：“天下事还能有离得了我的嘛！”代宗听说后相当不悦。但此时鱼朝恩手握禁兵，已经是难以禁制，代宗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听之任之。

真正促使代宗下定决心的是紫衣事件。鱼朝恩有一个养子名叫令徽，年仅十四岁，在内侍省当内给使，代宗特赐绿服。有一次，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令徽之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鱼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第二天，鱼朝恩就带养子面见代宗，说：“臣的犬子官品卑下，被同僚经常凌辱，请陛下赐以紫衣。”这是公然向皇帝要官，态度已经十分不客气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代宗还没有开口表态，旁边就有人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到了令徽面前。令徽赶紧将紫衣穿上，然后跪拜谢恩。事已至此，代宗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勉强笑着说：“这孩子穿了紫衣，比原来好看多了。”口虽这么说，心中却十分生气。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此时，代宗已经意识到鱼朝恩的权势熏天，已经快要到了只知道有朝恩，不知道有天子的地步了。

此后，代宗对鱼朝恩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虽然皇帝竭力掩饰，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流露。宰相元载窥见代宗对鱼朝恩心生恶感，便奏请将其除掉。代宗却一时下不了决心，因为鱼朝恩军权在握，党羽众多。一旦事情不成，后果难以预料。元载却胸有成竹，安慰代宗说：“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我办理，必能办妥。”于是代宗同意了，嘱咐元载千万要小心。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人，出身寒微。肃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诸道转运使，掌管国家财政。后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代宗即位后，仍为宰相，并贿赂宦官董秀，侦查皇帝的心意，因此奏对时总能对皇帝的胃口，由此受到代宗的宠信。他妻子王氏为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一向以凶狠暴戾闻名。

元载绝非善类，也不是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他先用重金收买鱼朝恩的心腹，以便掌握其动静。鱼朝恩每次上朝，总是射生将周皓率领一百多人护卫，又以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在外为援。元载千方百计地把二人收买了过来。接着，代宗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徙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看是投鱼朝恩所好，加重了其亲信的地位，实质是麻痹他。鱼朝恩还蒙在鼓里，不知祸之将至。然而，鱼朝恩在宫中的党羽觉察到代宗意旨有异，便密报鱼朝恩。鱼朝恩将信将疑，试探着上朝时，却发现代宗恩遇如常，就放了心。

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初十，是传统的寒食节。按照惯例，代宗置酒设宴与亲贵近臣欢度节日。宴席结束后，代宗传下圣旨，要鱼朝恩留下议事。这有些不大寻常，但正值欢宴后，鱼朝恩也没多想，便坐车去见代宗（鱼朝恩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每次上朝都坐四轮小车）。大殿中的代宗一听到车声，脸色沉了下来。鱼朝恩一进殿，代宗劈头就问他为什么大胆图谋不轨。鱼朝恩大出意外，一时呆住，但很快冷静下来，为自己辩白。鱼朝恩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态度十分强硬，根本没有把代宗放在眼里。这时早被元载收买的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鱼朝恩，并当场勒死在地。前后时间很短，处理得干净利落。鱼朝恩时年四十九岁。

鱼朝恩在禁中被秘密处死一事，除少数参与密谋的人，外面一无所知。为防不测，代宗暂时隐瞒真相，下诏罢免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增实封六百户，通前共一千户，保留内侍监如故。接着诈言鱼朝恩受诏而自缢，传出风声后，才将他的尸体送回家，赐钱六百万作安葬费。

鱼朝恩弄权多年，结党营私，形成了自己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所以代宗仍担心其党羽闹事，尤其是担心引发禁军的骚乱。于是，下令对其党羽亲信免于追究，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下诏宣称：“你们均为朕之属下，禁军今后由朕统帅、勿有顾虑。”经过安抚，众心稍安，基本上没出现大的变故。唯独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鱼朝恩死后尚且让代宗煞费苦心，可见其生前是何等的风头。

代宗依靠元载的帮助，才杀了鱼朝恩。然而，杀死鱼朝恩后，他又厌恶元载专权，一直寻机除灭他。公元777年，鱼朝恩死后七年，代宗杀元载，元载妻子王氏和三个儿子均被赐死。元载还有个女儿，早已经在资敬寺出家为尼，也受到牵连，收入掖庭为奴。元载是唐朝宰相中比较少有的贪官，好聚敛财物，其家产被籍没实，单是抄出的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鱼朝恩死后，代宗总算汲取教训，不再重用宦官。然而，他本人还有更深的烦恼，那就是藩镇势力大盛。此时，各节度使在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由军士废立，唐朝廷已无法控制。此外，各节度使为了争权夺地，也互相攻杀，而代宗对此，只有采取姑息的态度。

公元779年五月，代宗病重，急忙诏令太京摄政，不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紫宸内殿。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三岁，死后葬于元陵。

而本来已经在代宗手中得到抑制的宦官势力，到了他的儿子德宗手中，却重新死灰复燃。

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四、文宗与王守澄：是君臣也是仇人

纵观中国历史，宦官擅权的情形在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为严重。而唐朝尤有特点：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821～824年在位）、文宗（827～840年在位）、武宗（841～846年在位）、宣宗（847～859年在位）、懿宗（860～873年在位）、僖宗（874～888年在位）、昭宗（889～903年在位）七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825～826年在位）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904～907年在位）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了。所以可以说，唐朝后期八十年，皇帝是宦官所掌握的。

这些被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为。他们中还是有人想铲除宦官势力，重振当年祖上的荣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宗所发动的甘露之变。

从文宗的父亲穆宗开始，皇帝由宦官拥立。掌握唐朝廷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当时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掌握朝政，穆宗在宦官手下当皇帝，只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想参与朝政。穆宗希望长生不老，宠信方士，结果服用长生药时中毒而死，只当了三年皇帝。太子李湛即位，就是唐敬宗。

敬宗倒是穆宗册立的太子，但即位时才十五岁，不思进取，一味玩乐，还荒唐之极地创造了击球将军的官衔。敬宗性情暴躁，刻薄寡恩，稍有不如意，就拿左右的人出气，因此左右都怨恨他。有一天，唐敬宗“打夜狐”还宫，兴致盎然，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作乐。酒酣之时，敬宗入室更衣。殿上烛火忽灭，刘克明等人合伙将敬宗杀死于室内。敬宗在位不足三年，死时才十八岁。

随后，刘克明等假冒敬宗旨意，拥立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为皇帝。又开始谋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结果惹恼了被称为“四贵”的四大宦官——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以及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中尉梁守谦。这四人是宦官中的实力派。为了自保，王守澄等人领禁兵迎立敬宗弟江王李涵为皇帝。此举得到了以三朝元老大臣裴度为首的朝廷重臣的支持。结果，王守澄等派出的禁军杀死了刘克明和苏佐明一伙，绛王李悟也死于乱兵之手。江王李涵即位为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

文宗虽然由宦官拥立，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他无法忘记拥立他的王守澄正是杀死宪宗（文宗祖父）的凶手，感到自身毫无保障，想利用朝臣来时抗宦官，南司（朝官）和北司（宦官）的斗争在文宗一朝时表面化了。

太和二年（828年），名士刘蕡（音fén，同焚）应试。他在时策中公开反对宦官，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将朝政交还给宰相，兵权交还给将帅。刘蕡的对策很受主考官的赞赏，但因为惧怕宦官，没有敢录用刘蕡。结果，跟刘蕡一起来投考的二十二人都中了，刘蕡却落了选。刘蕡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正直话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蕡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文宗为了对付宦官，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密谋诛灭宦官。但事不机密，宋申锡的计划被宦官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发觉而败露。王守澄派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文宗虽然半信半疑，但始终害怕危及自己的帝位，于是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

郑注是个极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貌不惊人，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但却“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早年时以行医为生，周游天下。

当时襄阳节度使李愬患有痿病，郑注诊治后，用偏方治好了李愬。李愬十分感激，厚待郑注。郑注也从此踏入了官场，在李愬麾下任节度衙推。之后，郑注开始参与各种军政之事，为李愬所倚重。由此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许多人认为郑注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到李愬重用，有点“专作威福”的意思。

宦官王守澄当时为监军，听说此事后也对郑注相当不满。他明白地告诉李愬，打算赶走郑注。李愬回答说：“郑注实在是天下的奇才。将军可以试着与他交谈，如果不称将军的意，再赶走他不迟。”随即派人去叫郑注来拜见监军王守澄。开始，王守澄还有些勉强，感觉与郑注交谈会有失身份。不料郑注一开口，“机辩纵横”，顿时令王守澄刮目相看，马上将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

第二天，王守澄对李愬说：“果然如公所言，郑注真是天下奇士。”从此，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门下，关系异常亲密。王守澄非常器重郑注，将他引为心腹。

元和十五年（802年），王守澄调回京师任内职，郑注也一路跟随。不久，王守澄与陈弘志为争权夺利，谋害了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王守澄由此登上了枢密使的要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而郑注依靠王守澄的权势，广结朝臣，势力越来越大，甚至“达僚权臣，争凑其门”。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有拥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权倾朝野。郑注也跟着水涨船高，“权势熏灼”。侍御史李款不满郑注依附王守澄，上疏弹劾郑注。王守澄为了保护郑注，将他藏到自己统帅的禁军右军中。不料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与王守澄不和，恨乌及屋，连带恨上了郑注。左军将李弘楚与韦元素计划诡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医治，乘机擒而杀之。

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郑注也按时应召而来。此时，他已经预料到针对自己的危机，所以一到场，就侃侃而谈，口若悬河。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李弘楚三番五次示意韦元素动手擒拿郑注，韦元素均毫不理睬。最后的结果，韦元素为郑注的风度大为倾倒，送给他大批金帛，隆重地把他送了回去。郑注再一次用个人的魅力化险为夷，他的过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王守澄的周旋下，宰相王涯也扣压了李款的奏疏，还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时隔不久，文宗突然患病，说不出话来。御医多方诊治，却不见其效。于是王守澄引荐郑注给文宗治病。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后，非常见效。文宗大为称赞，从此，郑注得到了文宗的宠幸，文宗甚至任命这个江湖郎中出身的人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受命以后，还不计较个人恩怨，举荐曾经弹劾过自己的李款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

当时李宗闵为宰相，郑注很不喜欢他。因为李宗闵这个宰相当得不是很光彩，他任吏部侍郎时，结纳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承和，由于二人的内助，才进为宰相。刚好此时京兆尹杨虞卿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极力营救。文宗很不高兴，认为李宗闵朋比为奸，于是贬他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

在这个时候，郑注揭发了李宗闵与宋若宪、杨承和勾结一事，与王守澄不和的宦官杨承和、韦元素以及宋若宪等，“姻党坐贬者十余人”。郑注因此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从此得以充任近侍，深受文宗倚重。谁也不会想到，身为王守澄心腹的郑注，日后竟会成为甘露之变中的核心人物。

文宗与宋申锡谋除宦官失败后，文宗处处受制于宦官。他想依靠朝臣铲除宦官势力，而朝臣之间只忙于朋党相争。对此，文宗无可奈何地叹息说：“去河北贼（指藩镇）易，去朝中朋党难。”

但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合适的联盟人选。有一次，文宗读《春秋》，到“阍弑吴子余祭”一段时，别有用心地问身边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许康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得知文宗欲谋除宦官的意图后，生怕惹祸上身，于是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而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许康佐一样，畏惧宦官，只求保身，不敢参与文宗的计划。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

李训，字子垂，初名仲言，后改名为训。他出身名门，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也是仪表堂堂，有大家风范，“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李训进士及第后，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后来又任河阳节度府幕僚。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宰相，与另一宰相李程不合。刚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贬官，李程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诉武昭，说李程本来想给他官做，却被李逢吉阻止了。武昭信以为真，迁怒李逢吉。有一天，武昭越想越生气，告诉左金吾兵曹茅彙，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结果，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武昭被逮捕入狱。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就算武昭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大浪了。李训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他觉得有机可乘，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程。李训去见曹茅彙，要他指证武昭是与宰相李程合谋。但李训的计划没有得逞，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李训做事急功近利的风格，正是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后来在甘露之变中的失败。

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澄之手、而王守澄宠遇郑注时，不禁叹息了一通，说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于是，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其实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二人都是善于辩论之人，一见如故。郑注不但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还推荐给文宗。文宗见李训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当时的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是个小人（指武昭一事），不应该得到重用。文宗却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不顾宰相的反对，拜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

文宗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训、郑注，当时李训已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郑注任翰林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郑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积极地出谋划策。可想而知，这对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因为李训、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荐，尤其郑注还是王守澄的亲信，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郑注，他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现的，尤其在宋申锡一事中，正是他向王守澄揭发了宋申锡的计谋，从而导致文宗苦心策划的计划流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突然又开始支持文宗呢？此刻，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为什么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从前面郑注几番化险为夷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绝对是个识时务、知大体的聪明人。这只能说明，郑注突然倒向文宗，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对于李训，毫无疑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李训和郑注都曾经为常人所不为，所以，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后，二人都甘心为之效命。

李训任宰相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开始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水火不容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都被贬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进孤立无党之士”。

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他先擢升一直被王守澄抑制的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去王守澄的权势。随后将王守澄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外地为官。其实，作为同一类人，王守澄生怕同类分自己的权力，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而与王守澄有仇的韦元素和杨承和等实力派大宦官都被处死，由此还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

当时天下流言纷纷，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文宗因此恨陈弘志入骨。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从而泄了文宗心头大恨。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训。

经过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王守澄被彻底孤立起来。李训见时机成熟，便让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杀。曾经不可一世、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除掉了。李训也因此而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威风扫地，气焰大为收敛。

李训与郑注又密谋，打算彻底诛灭宦官。因为宦官手中握有军权，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执掌军队，以为外援。二人约定，在王守澄下葬时，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一个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本来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李训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关头，他的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他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他要独占！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李训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和宰相舒元舆、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一计。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经知道计划，故意表示惊讶，派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宦官离开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仇士良等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逃回殿上，劫夺文宗退入宫内。这时，金吾兵已登上含元殿，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

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挟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厮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

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二百余从西边冲来，两方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

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舒元舆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李训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之后，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

长安血流成河的时候，郑注正带着亲兵依照约定出发。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郑注立即返回凤翔。

我们可以分析下郑注此时的心理。显然，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他的下场将会跟李训一样。其实，郑注此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赶紧逃跑。然而，郑注却没有跑。不但没有跑，反而在家里静静等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仇士良控制了京师局势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张仲清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京师发生了巨变，心中恐惧，六神无主。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建议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将其诱来，事先设下伏兵，一举杀死。张仲清依计而行。

郑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但欣然赴行，而且当李叔和要求他将亲兵留在外面的时候，他还完全照办。这只能说明一点，郑注来之前就完全想好了，他是来讲和的，也就是说，他想象以前投靠王守澄那样，重新投靠张仲清。他本来就是个江湖人物，是个赌徒，为了身家性命，他愿意再赌上一把。而且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本事，他滔滔不绝的口才不但曾经使他化险为夷，而且平步青云。

郑注进来后向张仲清恭顺地见礼。张仲清也很客气，请他落座，然后叫人上茶。这让郑注看到了希望，他礼节性地端起茶，打算喝完一口就开始大展辩才。然而，就在他举杯饮茶之际，他身后的李叔和抽出刀来，当场杀死了他。郑注临死前的心理，应该是壮志未酬的悲哀吧？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惊涛骇浪，他原本靠宦官进身，之所以孤注一掷，是希望靠诛杀宦官获得更大的晋身。然而，到头来他也没能闯过这最后一关。

更让郑注死不瞑目的还有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不但跟随他的亲兵尽数被杀，他全家也不分老幼全部被杀，他的亲信幕僚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

至此，李训和郑注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以悲惨的命运谢幕，为他们殉葬的除了无数人的生命，还有文宗铲除宦官的雄心壮志。

甘露之变后，宦官更加不可一世，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正仇士良，仇士良怀恨在心。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天，李石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路，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文宗始终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有一天，文宗问大臣周墀，他可以比前代什么君主。周墀恬不知耻地恭维说：“陛下可以比尧舜。”文宗还算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说完，凄然泪下。他因伤感而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此时，年轻的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众人多敢怒不敢言。李商隐却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后面在讲到党争的时候，还会专门提到。

甘露之变五年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仇士良知道消息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文宗随即郁郁病死，在位十四年，年仅三十二岁。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唐武宗。

仇士良历经六朝，专权达二十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但他的下场并不好。武宗也不满仇士良的专权，仇士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主动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后，仇士良便病死了。有人告发他有不法行为。结果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其财产。据说，他家的财产用三十辆车子，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