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注定是可悲的，因为他在罢免张九龄后就开始养老虎，一养就是两只。

一只老虎在边塞，名字叫安禄山；一只老虎在长安，名字叫李林甫。

正是这两只老虎让李隆基的开元盛世走上了茫茫未知的歧途。

相比于安禄山，李林甫这只老虎更加凶猛。

接替张九龄出任第一宰相后，李林甫就下定决心，绝不走张九龄的老路，绝不干直言进谏的傻事。

不仅自己不能干，也不准别人干。

上任伊始，李林甫召集所有有权力上谏的官员开了个会，在这个会上，李林甫与各位官员推心置腹：

现在明主在上，群臣迎合圣意还来不及，还需要多说什么废话呢？诸位难道没看见那些仪仗马吗？那些马吃的可是相当于三品官员俸禄的草料，待遇不可谓不高。可是如果在参加仪仗时乱叫，立刻就会被赶走，永远失去当仪仗马的资格，真到那时，悔之晚矣！

与会官员，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李林甫这是在借马说事，意思是让他们从此闭口不言，装聋作哑。

大多数官员保持了沉默，他们知道，他们的大腿还没有李林甫的胳膊粗。

经过这次会议，直言上谏基本绝迹，不过也有例外，左补阙杜琎。

杜琎没有听从李林甫的建议，他执着地给李隆基上了一封奏疏，针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提出自己的建议。

放在以前，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而放在李林甫开会之后，性质就严重了。

李林甫决定给杜琎点颜色看看。

杜琎上完奏疏的第二天，效果立现：他的品级由从七品升为从六品。

品级升了，杜琎却沮丧起来，他知道这是李林甫针对自己，给自己来了个明升暗降。

杜琎本来是从七品的左补阙，现在李林甫把他升为从六品的下邽县令，表面看杜琎升了官，其实相当于被贬，因为那个时代京官比地方官含金量高得多。

杜琎被“明升暗降”之后，朝中直言上谏的风气几乎绝迹，这一切始作俑者便是李林甫。

人注定是复杂的，官员同样也是复杂的，中国历史习惯用忠臣和奸臣来区分大臣，其实这个区分方法并不科学，因为过于一刀切，过于脸谱化。

细读历史就会发现，忠臣和奸臣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并没有纯粹的奸臣和忠臣。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忠臣不等于能臣，历史上的很多忠臣其实是庸臣，不干事；奸臣也不等于庸臣，历史上的很多奸臣其实本身是能臣，很能干事。

是不是有些矛盾？

历史本身就是这么矛盾。

具体到李林甫，历史一直给他戴着奸臣的帽子，我也把他叫作奸臣，但不可否认，这个奸臣也是能臣，是个能干事的人。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名词，一个叫人格，一个姑且叫作官格，古往今来的仕途中人，都是人格和官格的复合载体，有的人人格很高，官格却很低，有的人人格很低，但官格却很高。

正应了那句话，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不一定是好人。

李林甫呢？

严格说来，他基本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算个准好官，而人品就不说了，小人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小人，出任宰相不久就遇上了天大的好事。

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大理少卿徐峤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疏，奏疏是这样写的：

今年全国处以死刑的犯人总共五十六人，人数之低为历年之最。大理寺监狱向来有杀气重的说法，鸟雀都不在大理寺附近栖息。今年不一样了，已经有鸟雀在大理寺的树上筑巢。

徐峤之后，其他官员纷纷行动起来，既然有徐峤抛砖，众人赶紧引玉：这说明陛下治国有方，全国已经达到几乎没有刑罚的盛世了，可喜可贺。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看着文武百官的奏章，李隆基心花怒放，一直以来他知道国家正在蒸蒸日上，但没有想到已经到了几乎不用刑罚的盛世，确实值得庆贺。

高兴之余，李隆基体现了高风亮节：

这不是朕的功劳，而是宰相的功劳！

李隆基这一谦虚，李林甫和牛仙客的好事就来了。

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李林甫被封为晋国公，牛仙客被封为豳国公。

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前任宰相张九龄不过被封为始兴县伯，跟李林甫的晋国公差着级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