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夫妻一样，张九龄与李隆基合作初期也充满甜蜜。在那段甜蜜的日子里，张九龄就是李隆基眼中的西施，无论是风度，还是文章，李隆基认定，张九龄天下无双。

张九龄身体瘦弱，但依然风度翩翩，异于众人，于是李隆基经常对左右说：“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张九龄在保持翩翩风度的同时，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在张九龄之前，官员们上朝都是直接手拿笏板，退朝回家则是将笏板插在腰带上，然后翻身上马，久而久之已成习惯。

张九龄就任宰相后，习惯渐渐发生了改变。

因为张九龄身体瘦弱，腰里插着笏板他上不去马，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制作了一个笏囊，专门用来装笏板。上朝的时候，张九龄夹着笏囊上朝，退朝以后，他把笏囊交给等候在外的仆人，然后自己翻身上马，彻底解决了腰中有板上不去马的窘况。

本来这只是张九龄个人的讨巧，没想到，久而久之则成了时尚。

从此之后，笏囊开始流行，早期的公文包就此诞生。

除了风度，张九龄的文章也是天下无双，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李隆基说的。

李隆基经常对侍臣曰：“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然而，对于李隆基的评价，也有人不同意。

谁？

张九龄。

因为张九龄有自己的偶像——曾与宋璟搭班子的苏颋。

张九龄经常看苏颋的文章，他对苏颋的评价是：“苏生之俊瞻无敌，真文之雄帅也。”

这样一来，到底谁是天下文帅就说不清楚了，只能模糊定义：两人都挺帅。

除了风度、文章，张九龄还有一样本事别人没法比，那就是口才。

李隆基在勤政务本楼用七宝装饰成一座小山，这座小山海拔相当高，足足有七尺。

其实，这座七尺小山重在象征意义，而不在海拔。每次李隆基召集学士们讲解经旨以及时事，都会要求与会的学士相互辩论，辩论的最后胜者，就坐上这座高七尺的小山，象征着高高在上，已无对手。

而每一次，登上这座小山的都是同一张面孔——张九龄。

由于张九龄善于辩论，每次与人谈论经旨都是滔滔不绝，如同下坡走丸，时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走丸之辩”。

不仅如此，张九龄的能力还体现在他的办案效率上。

因为张九龄审理过很多案件，不仅能够提纲挈领，还能细致入微，于是一有案件，一般官员都不敢先做审理，而是先交给张九龄。张九龄直接提审犯人，然后直接口述形成案卷，结果无论重刑犯还是轻刑犯，全部低头认罪，于是张九龄又有了新的称谓“张公口案”。

风度翩翩，文章无敌，巧言善辩，公正严明，作为贤相，张九龄已经接近完美。

然而，人无完人，张九龄也有缺点，他的缺点便是性格过于执着，而且缺少察言观色的能力。他与李隆基从初期的甜蜜合作到渐行渐远，与这两者有着莫大的关系。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李隆基的五十一岁生日。

数年前，经张说等人提议，李隆基将每年的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这样，八月五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便升级为国家重要节日。

按照惯例，在千秋节这一天，大臣们要给李隆基献上宝镜，可能是图个吉利。

张九龄也献了，献的是金镜。

不过他的金镜是纸做的。

在张九龄看来，一般的镜子只能自照看出一个人的容貌，而如果以人为镜，则可以看出个人乃至国家的吉凶。于是张九龄自己动手，精选前朝兴废故事，编成五卷，称之为《千秋金镜录》，这就是张九龄的金镜。

金镜呈上后不久，张九龄接到了李隆基的回信，在信中李隆基对张九龄大加赞美，张九龄心里也乐开了花。张九龄沉浸于皇帝信中的赞美之词，却没有看透赞美之词背后的李隆基。他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李隆基已经五十一岁了，他的耳朵已经不像登基之初那般兼容并蓄了。

身为皇帝，顺耳的话听多了，逆耳的话便听得少了，长年累月，便没有了逆耳忠言的生存空间。

张九龄浑然不觉。

不久，张九龄又让李隆基感到不爽，起因还是张九龄的直言。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二日，李隆基准备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

李隆基之所以长安、洛阳两地跑，不是他喜欢跑，而是不得不跑，因为长安的粮食供应不足。长安地处帝国腹地，但粮食产能并不高，需要从洛阳转运大量粮食进行补充。然而从洛阳转运代价也非常高，因此为了降低长安粮食的压力，李隆基经常带领文武百官由长安迁移到洛阳办公。

粮食转运的难题经过裴耀卿的大规模整合才得以缓解，后来李隆基基本就不需要长安、洛阳两地奔波，当一个“就粮天子”了。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时，李隆基还是一个“就粮天子”，按照原定计划，他准备住到来年二月二日。

然而住到十月一日，李隆基住不下去了，因为他产生了幻觉，感觉洛阳宫中有妖怪出现。

李隆基顿时心生厌恶，想早点返回长安。

十月二日这天，李隆基把三位宰相召来商量，三位宰相顿时分成一派半，张九龄和裴耀卿成为反对派，李林甫则保持沉默，自己独成半派。张九龄和裴耀卿说：“现在秋收还没有结束，陛下如果返京恐怕会耽误秋收，还是请陛下等到十一月再出发吧！”

李隆基一听，心里不爽，不过他多年历练，不动声色。

张九龄和裴耀卿以为李隆基就此答应，君臣说过一些话后便告辞出宫。

三位宰相原本行动一致，一起往宫外走，这时李林甫突然显得腿脚不便，落在了后面。

眼见张九龄和裴耀卿已经走了出去，李林甫一扭头又返了回来。

这时他说话了：“长安、洛阳，不过陛下的东宫西宫，两宫往来，哪里还需要择时出发。就算返回长安途中会耽误秋收，那也很简单，免除所过州县的租税就可以了。臣恳请现在就下令给相关部门，即日起程！”

李林甫一席话便把奸臣和忠臣的区别展现得淋漓尽致：奸臣迎合皇帝，视原则如可以轻松绕过的梅花桩；忠臣恪守原则，视原则为不可逾越的柏林墙。

李隆基听完李林甫的话，顿时大喜过望，还是“皇叔”知道朕的心意。

准奏，即日起程！

经过这次返京事件，李隆基对张九龄渐渐产生了不满，对李林甫的好感则在节节攀升。

不久，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不满又升级了，这一次是因为牛仙客。

牛仙客原本是一个小吏，经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萧嵩的提拔做到了河西节度使，后来李隆基将牛仙客调任朔方节度使，同时又提拔了一位河西节度使。

正是这位新任河西节度使，发扬了勇于表扬他人的精神，上任伊始，把自己的前任牛仙客狠狠地表扬了一通。在奏章中，这位节度使指出，牛仙客在河西节度使任内，厉行节约，勤勤恳恳，仓库充实，武器精良，实在是大唐节度使之楷模。

奏章递到李隆基手里，李隆基龙颜大悦，便起了赏赐的念头，他准备擢升牛仙客当一个部的尚书。

这个想法，又遭到了张九龄的反对。

张九龄说：“陛下不可。尚书，是古代纳言的位置，有唐以来，只有担任过宰相以及在中外都有德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原本只是河湟小吏，现在要把他放到有德望的人才能担当的职位上，这恐怕会对朝廷造成羞辱。”

李隆基已经有些不满，但依然耐着性子问道：“那么给牛仙客封爵加采邑如何？”

张九龄又摇了摇头：“不可。封爵是为了酬庸功劳。牛仙客作为边将，充实仓库，整修器械，只是他分内的事，不足以成为功劳。陛下如果要赏赐他忠于职守，赐予金帛就可以了，如果封爵外加采邑，恐怕不太合适。”

李隆基被噎住了，心中更加不爽。

不爽的心情一直在延续，直到张九龄离开，李林甫到来。

李林甫与张九龄的态度相差一百八十度。

李林甫说：“牛仙客，宰相之才，当一个尚书又算得了什么。张九龄书生一个，拘泥于古法，不识大体。”

李隆基的心情顿时多云转晴，心也更贴近了李林甫。

第二天，李隆基旧话重提，张九龄再次表示反对，固执程度与昨天一样。

李隆基动了肝火，变了脸色：“难道事事都由你说了算吗？”

张九龄知道李隆基动了怒，但他依然不卑不亢：“陛下不认为臣愚钝，把臣擢升到宰相之位，因此遇有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臣不敢不进言。”

李隆基看着油盐不进的张九龄，顿时起了挖苦之意：“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那么试问你自己有何门第？”

张九龄一板一眼地答道：“臣的确出身岭南贫贱之家，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大地；然而臣出入中央机关，处理文件起草诏书已经有很多年头。牛仙客只不过边塞小吏，目不知书，如果重用他，恐怕不会让众人信服。”

李隆基再一次被噎住了，张九龄说得确实有道理。

就在李隆基要放弃对牛仙客的赏赐时，李林甫的话又从宫外飘飘洒洒传入李隆基的耳朵里：“如果一个人有才能，何必局限于文学呢。天子想重用他，有何不可！”

这就是李林甫，一个察言观色、见缝插针的高手，当皇帝渴时，他知道送水，当皇帝饿时，他知道送干粮，当皇帝瞌睡时，他知道送枕头；当皇帝手足无措时，他知道给皇帝送一个自说自话的理由。

李林甫表面上为牛仙客，实际也是为自己，因为他与牛仙客同病相怜。他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文章更提不起来了，张九龄的文章名垂千古，李林甫的唐诗水平连打油诗都算不上，在人人都是半个诗人的唐代，李林甫算是“不学无术”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林甫是个不错的画家，绘画水平具有一定的造诣，著名诗人高适对于他的绘画水平赞誉有加，当然不排除有拍马屁的成分。

李林甫如此帮牛仙客，其实是在抛砖引玉，抛出牛仙客这块砖，引出自己这块若隐若现的玉。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隆基下诏，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采邑实封三百户。

李林甫获胜，张九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