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4年，对于李豫而言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也是三位名将的人生分水岭，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在这一年各有各的故事。

相比而言，李光弼的故事最少，不如先交代一下。

前面说过，由于反攻洛阳失败，李光弼从人生巅峰摔下，从此与中心舞台渐行渐远，虽然在新镇守的区域也有战绩，但已经于大局无补，成为一个相对边缘的人物。

李豫仓皇东巡陕州时，向天下节度使发出带兵勤王的诏令，这本是李光弼改善关系、重登中心舞台的大好机会，然而，他犹豫了，他看到程元振依然在皇帝身边活跃，他更怕自己勤王后遭遇与来瑱一样的结局。

犹豫再三，李光弼错过了救驾的大好时机，也错过了重返中心舞台的绝佳时刻。

说到底，由于程元振的搅和，李光弼对李豫充满了戒心。

长安收复之后，李豫回想起众多节度使不肯勤王的尴尬往事，他不想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便想做一点工作，缓和一下跟节度使们的关系。

李豫重点做的是李光弼的工作，他知道，这位名将以前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上次却召而不来，说明他心中有芥蒂。

为了消除李光弼心中的芥蒂，李豫作出了一个试探：委任李光弼为东都留守。

东都留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等于将东都洛阳托付给你，这表明皇帝对你比较信任。然而，李光弼没有接李豫抛出的橄榄枝，他断然拒绝了。

李光弼说：“我的部队必须迁就江淮地区的粮食运输，不然会供应不上！”

这个理由很牵强，牵强的理由背后，隐藏的是李光弼对皇帝不信任的心。

李豫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程元振给李光弼留下的后遗症太严重了，一时难以根除。

李豫没有放弃，不久又抛出了橄榄枝。李豫将李光弼的母亲接到长安，用非常高的生活标准奉养起来，同时，李豫又把李光弼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光进调到长安，出任禁军将领。

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李光弼示好。

面对李豫的示好，李光弼惴惴不安，他甚至有了去长安朝见的冲动，但他又忍住了，他看到李豫身边还有一个人——鱼朝恩！

鱼朝恩也是李光弼的老相识了，当年围攻安庆绪时，他曾经阻止李光弼分兵阻挡史思明，反攻洛阳时，又是鱼朝恩说服李亨，愣是逼着李光弼在时机不成熟时反攻洛阳。

两件事累加到一起，两人的矛盾已经化解不开，现在鱼朝恩正当红，李光弼自然要对他敬而远之，进而与李豫若即若离。

多种因素累加到一起，李光弼对长安充满了复杂情感，在他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义：不忠不孝。

对皇帝，不能于危难时刻率兵勤王，不能算作忠；

对母亲，不能在其年老时膝前尽孝，不能算作孝。

虽然两件事李光弼都有苦衷，但他还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人生一世，怎么到了“不忠不孝”的田地？令李光弼更加郁闷的是，由于他没有及时奉诏勤王，他在部将面前的威信也大打折扣，以田神功为代表的部将开始对他阳奉阴违，有些事情甚至不通过他便自行决定。

放在以往，李光弼会火冒三丈，予以军法处置，但放在现在，他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上行下效，他还有什么资格说他们呢？

郁闷的心情一直难以排解，李光弼渐渐疾病缠身，即将走到生命尽头。

弥留之际，部将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

李光弼凄凉地说道：“我久在军中，不能奉养老母，已经是不孝子，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完，李光弼交代左右，取出三千匹绢、三千贯钱分给士兵，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就让生者去消受它吧！

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李光弼病逝，享年五十六岁。

李光弼去世后，部下将他的灵柩护送回长安，有生之年他没能重返长安，现在他回来了。

李豫闻听，痛心不已，为此辍朝三日，追赠李光弼为太保，谥号武穆。

《新唐书》对李光弼如是评价：

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平定安史之乱，李光弼功居第一。然而，时至今日，世人只知郭子仪，很少有人知道李光弼，这是李光弼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回溯根本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李光弼的性格。

李光弼性格刚烈，为人直率，因此决定他适合带兵打仗，却不适合官场；

郭子仪性格柔和，为人圆滑，因此决定他既能带兵打仗，同样适合官场。

或许，郭子仪用兵与李光弼相去甚远，然而郭子仪的处世哲学却高出李光弼一截，正是后一因素，让郭子仪屹立四朝不倒，而李光弼，却在小人的指指点点下与中心舞台渐行渐远，令人不胜惋惜。

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成就，性格甚至决定你为后世所传诵的程度。

在李光弼之后，中心舞台上的名将只剩下两位，一位是郭子仪，一位是仆固怀恩，以往他们并肩作战，接下来，他们针尖对麦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