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刘墉他的官职和品级，始终不能超过和珅。其实说起来，刘墉比和珅大了31岁，出道也比和珅早了很多年，他出道的时候，和珅才一岁。这样刘墉怎么会始终不能超过和珅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刘墉和和珅两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刘墉属于汉族，和珅属于满族。

我们在这里不是宣扬民族优越论，但是我们必须把历史放到那个时代去思考。大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首先欣赏的就是自己民族的人士，如果说我们两个人的水平学识不相上下的话，那作为乾隆皇帝，他肯定希望任用的是和珅这个满洲人，而不是任用刘墉。

第二个方面，就是刘墉这个人与和珅这个人的身材相貌是不太一样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时候，刘墉多大岁数，他63岁，而和珅呢？和珅在这一年才32岁。两个人的相貌应该说截然不同，一个很年轻、很英俊——和珅好歹他也是一个“满洲第一俊男”，他的英俊潇洒是没有办法比的；而刘墉本人，虽然说不能说到是罗锅，但一个60岁的人和30岁的人要比相貌，是完全不能够相比。

刘墉不敢与和珅叫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到刘墉的父亲死的时候，刘墉他们家已经保了大清朝一百二十多年了。从1652年刘墉的曾祖父考中进士开始， 120年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朝的忠实顺民。刘墉这个家庭留给刘墉的任务是守成即可，不求突破。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你也永远不可能突破。不是我说话绝对，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刘墉的父亲，他死后皇帝给他的谥号是什么？是“文正”。满大清朝才有八个叫“文正”的。刘墉的父亲得到这个谥号是在第二，从先后顺序上来讲是第二个。你们家能够辈辈出叫“文正”的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刘墉自己也知道，这个家族给他留下的任务就是守成，就是保住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世代有人做官，保住这个家庭能够在今后的朝代中不会衰落下去就很好，就很了不起了。就像刘墉本人所写的几副对子一样，我们来听一听刘墉心中，他自己在想什么。这都是他自己家贴的对子，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对子。

第一个对子是什么呢？他们家里贴的最长的一个对子叫“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儿辈承担”。你看，在刘墉心中，他想的是什么？粗茶、淡饭、布衣裳，就是吃、喝、穿，我就想这个。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你们小辈的事。

刘墉还有一个对子也能反映出来他的这种心理。这个对子说的是“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寄长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哎呀，祖国的江山多美好，我天天玩儿、天天欣赏，我都欣赏不过来，这老天爷让我活一万岁就好了！这个是他想的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就是如何长寿，如何能够饱览祖国的风光。

还有第三个对子，他说的是“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意思是平常我不出去，在家里看看书、睡睡觉，这是我的任务。

还有一个对子说的是，“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这个“猷”的意思是计谋。你看他的“有猷”，有计谋；“有为”，有作为；“有守”，有守成。我不求突破，用我的计谋、用我的工作来守住我的家业，并且要让我的家业怎么办呢？要“多福，多寿，多男”。他要养一大堆男孩子。还真巧了，日后的刘墉居然没有儿子！

这就是刘墉，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刘墉。我们可以看到，刘墉心中想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这就很好了。

和珅能够这么想吗？和珅自幼父母双亡，他们家留给他的是什么，是“不成功便成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刘墉一家四代，祖辈为官，四世为官，一百多年，到刘墉这里，已经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家什么没经过？而和珅呢，和珅就必须把什么事情都要做好。和珅一家留下和珅的就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期盼得到皇帝的欣赏。所以我什么事都要做得比别人要好，比别人要完美。而刘墉绝不会想这些，刘墉想的是，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你皇帝承认不承认，有我们家，你早晚会承认我的工作的。俗话说得好，“朝里有人好做官”嘛。这样，和珅他能够做得出来的事，刘墉就做不出来，他必须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

我们就可以发现，刘墉的家庭似乎与我们介绍过的一个家庭很相似，什么样的家庭？阿桂，大学士阿桂一家，也是世代为官。他在为官的过程当中，从他的父亲阿克敦那里，看到自己的父亲经常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就被人家弹劾，而且皇上连调查都不调查，一弹劾就成功。昨天还是一品封疆大吏，转眼之间就身入牢狱了。这种事情在大学士阿桂家里是随处可见。阿桂，一个满洲贵族，尚且如此；刘墉，一个汉族人，他在这个朝代，他在这个家庭里，他想得一定比阿桂想得还要深。

阿桂处世原则是什么？是一定要提防那些像和珅、和琳的年轻人，提防那些年轻有为的人。他们有朝气、有前途，相处的时候一定要提防这些人，不能跟他们较真儿。

阿桂的家庭犯过案子，刘墉的家庭同样犯了案子。人家处理阿桂的时候是什么样？处理你们刘墉家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有观众就会想到，难道刘墉家也像阿桂他们家似的曾经受过磨难吗？是啊！那个时代的家庭，哪一个朝臣家族是一帆风顺的？你刘墉家已经三代一帆风顺了，还能够吗？这是不可能的。你能永远不得罪皇帝？皇帝总会找个碴儿收拾你，让你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否则你就快肆无忌惮了，尽管你的正直我们承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预见，刘墉家的磨难就是不可避免的。

刘墉家经历的很多磨难都是发生在他父亲刘统勋身上。我们前面讲过，刘统勋在朝廷上的位置，在汉人里应该是数第一的。但是磨难恰恰就发生在刘统勋身上。那一年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墉考上进士刚刚三年，在翰林院里，是从庶吉士到编修，好不容易熬到了侍讲，突然之间祸从天降。说起这个祸，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事，甚至可以说，是跟他们家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一件事。那么这个祸是怎么来的呢？话还得从新疆回部的阿睦尔撒纳来谈起。

回部，我们要注意这个回部，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回族，回部跟回族不是一回事。这个回部指的是维吾尔族，清朝管维吾尔族就叫回部。清朝的时候，在乾隆年间，回部有一个首领叫阿睦尔撒纳，他发动了叛乱，大兵一下占领了乌鲁木齐。在那个时候乌鲁木齐还不叫乌鲁木齐，叫归化城。阿睦尔撒纳一下占领这个地方以后，当时的清军就被迫后撤。到哪儿呢？有两个地儿，一个地儿叫巴里坤，一个地儿叫哈密。巴里坤离哈密很近，两个城离乌鲁木齐都是非常近的。清朝的大军转眼之间，就从西面的乌鲁木齐退到东面的巴里坤和哈密了。

我们知道，刘统勋曾当过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统勋正好赶上去新疆巡视巴里坤和哈密的清军驻地，其实就是慰问而已。他面临突然而来的大军后撤，感觉形势非常危险，所以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放弃巴里坤，所有的军队退到哈密，重新准备，不与敌人正面冲突。意思就是，我们先准备一下，以逸待劳，等到他攻到哈密的时候我再全力进攻，再反攻。结果乾隆皇帝拿到这封信，拍案而起，勃然大怒，命令立即将刘统勋给我押回北京，全家抄家！这个刘统勋全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几十口子人啊，立即投入监狱，两年啊，两年，也不审问。其实我们事后分析，乾隆皇帝想的是什么？乾隆皇帝当时非常担心的是一个什么事？担心的是代表了汉族人利益的刘统勋，与代表回部利益的阿睦尔撒纳两相勾结，他非常担心的是这件事。而刘统勋作为军机大臣，他有权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出现这种事情，这个大清朝可能转眼之间就会灭亡！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这个前去巡视的人不是汉族人，不是刘统勋，要是一个满洲人，皇帝绝不会如此勃然大怒，也绝不会抄家。当然，两年以后，刘统勋的家产还回来了。两年以后，乾隆皇帝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所以又将刘统勋和刘墉官复原职。但是，刘统勋心想：“算了算了，儿子你别在北京了，这个北京太危险，你还是给我上外面吧。”所以，当时刘统勋就保举他的儿子刘墉去外地为官，不在北京待了。

这件事给刘墉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在刘墉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刘墉以后一生所有的经验教训以及所有的为官原则，多多少少都与他在这年曾经无辜坐牢、全家被抄家，与这件事有着关系。

那么刘墉从这件事中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他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也就是他为官处世的第一条基本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刘墉深深地知道，自己全家的小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皇帝放你就放你，皇帝说不放你，谁也不敢说放你，自己的家人能不能保住性命，完全凭皇帝一时高兴。那我怎么能让皇帝高兴？我将来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讨皇帝高兴，讨皇帝欢心。有人说，刘墉也是如此卑鄙的人吗？您在那个朝代，您生活在那个时代，您能有别的办法吗？

说起讨好皇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时候，刘墉已经身处外地了，连见到皇帝、跟皇帝当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讨好皇帝？说实话，非常困难。他又跟和珅不能相比，和珅人家一长大了就是侍卫，人家是满洲人。您是一个汉人，您永远不可能当侍卫，您怎么样跟皇帝接触？这个时候，刘墉的家庭帮助了刘墉。从顺治九年（1652年）他的曾祖父开始做官开始，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一百多年为官的经验帮助了他。

这件事没做过，但是听说过，就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刘墉的脑海就涌现出了三个字——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