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果亲王允礼（1697年～1738年），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描述的那个果郡王，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异母弟，母为庶妃陈氏，即纯裕勤妃。

胤礼幼从学沈德潜，豁达识体，不参与皇权之争。工书法，善诗词，好游历，四川名山大川皆布其足迹，留有遗踪。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因此又作“允礼”。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允礼曾秘密奏请蠲免江南诸省民欠漕粮、芦课、学租、杂税，允准，因而获“秉性忠直”、“存心宽厚”、“实心为国”、“尽心竭力”、“操守亦甚清廉”之赞誉。

允礼从9岁开始随驾巡幸，至康熙谢世无封。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封十七阿哥允礼为多罗果郡王”，管理藩院事务、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务、镶蓝旗汉军都统事务，兼署右翼前锋统领，并赐白银一万两。第二年又兼管镶红旗满洲都统，并在是年八月初八日祭大社大稷，往替皇帝行礼。初九日，代皇帝祭孔。

此后不久，雍正谕宗人府：“著加怡亲王俸银一万两，果郡王著照亲王给与俸银俸米。”

雍正四年（1726年），允礼奉旨兼管镶蓝旗蒙古都统并负责稽查国子监事务。

雍正六年（1728年），晋为和硕果亲王。至此，正黄旗蒙古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和镶蓝旗蒙古都统四职，由允礼一人兼任。

雍正七年（1729年），允礼奉命管理工部事务。

雍正八年（1730年），允礼奉命总理户部三库事务。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允礼奉命管理宗人府事。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礼奉旨远行泰宁会见格桑嘉措。

雍正十三年（1735年）藏历的正月初一日（藏历春节），西藏地方政府在惠远寺举办宴会，宴请允礼、章嘉。宴毕，允礼向格桑嘉措宣旨。闰四月初一日，允礼回京。五月二十五日，雍正皇帝命允礼携宝亲王弘历与和亲王弘昼共同办理苗疆事务。

随后继位的乾隆皇帝，也就是果亲王允礼的侄子，对果亲王允礼一直继续委以重任。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二日，果亲王允礼生母加徽号；九月十三日，“永赐与亲王双俸”；九月二十日，因“庄亲王、果亲王便殿赐坐时俱行拜礼，朕心深为不安……皆圣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于朕为叔。行辈甚尊，岂可常行拜礼于朕前乎”，命允禄、允礼在便殿召见免除叩拜之礼；九月二十一日，果亲王允礼上书建议制定《侵盗钱粮罪例》；十月初四日，命果亲王允礼总理宗人府事务；十月十八日，命果亲王允礼打理刑部；乾隆二年（1737年），果亲王允礼书成《世宗宪皇帝上谕》有功；乾隆三年（1738年），果亲王允礼去世，年42岁。

庄亲王允禄于乾隆四年（1739年）以与前废太子胤礽之子理亲王弘皙往来“诡秘”、企图谋反罪名，被停双俸，罢都统、削爵位，失去了权势。

由此，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想当年雍正皇帝还未继承皇帝位置之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结果遭到拒绝。因而，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格外器重，登基后立即委以重任。1732年，鄂尔泰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鄂尔泰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皇帝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皇帝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说：“上（指乾隆皇帝）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结党，乾隆皇帝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在年轻的乾隆皇帝看来，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皇帝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皇帝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紧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皇帝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1691年～1745年）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皇帝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时不凑巧，恰遇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上台以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又企图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皇帝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皇帝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皇帝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皇帝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皇帝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为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皇帝大失所望，恼怒之余的乾隆皇帝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1742年）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皇帝并不相信，经过调查亦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一千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皇帝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皇帝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皇帝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皇帝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皇帝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的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当然，乾隆皇帝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离不开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

乾隆六年（1741年），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上书弹劾张廷玉及其党羽讷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此时的刘统勋建议乾隆皇帝，不妨效仿康熙皇帝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对于刘统勋的这一建议，乾隆皇帝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皇帝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说，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乾隆皇帝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钳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候朕裁定。”

张廷玉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当然知道乾隆皇帝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皇帝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皇帝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侍奉帝王，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恩宠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皇帝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大清王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张廷玉是这12人中唯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皇帝，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皇帝遗诏，让张廷玉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皇帝恼怒万分，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皇帝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皇帝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张廷玉爵位，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皇帝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皇帝奏请回乡。乾隆皇帝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此时的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

之后，乾隆皇帝命令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认为应该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皇帝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皇帝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1755年病逝时，乾隆皇帝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乾隆皇帝这一做法，如果张廷玉死后有知，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帝王对臣下的恶作剧！

由于朋党挑战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威，所以这一直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乾隆皇帝的精心运作下，终于先后消除了两大集团，平衡了朝中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朋党势力，有力地维护了集权统治。

1755年春，83岁的张廷玉卒于里第，葬于龙眠山。乾隆皇帝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刘统勋弹劾张廷玉，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刘家也开始受到乾隆皇帝异乎寻常的重视了。这给日后的刘家带来了许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