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1652年，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考上进士，到1814年这一年，刘墉他们家重新修家谱，这中间是162年。162年间，刘墉他们家在大清朝考上进士的一共有11位，考中举人的一共有35位，两项合计是46位。在这162年间，刘家成年男丁加在一起也就是180位左右，录取率高达25％。所以我要说这么一句，在山东诸城没有一家能跟刘墉他们家相比——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考试上。所以我这儿说，归顺了大清朝以后的刘家，科举得意，为官也是越来越得意，这样我们就讲到了刘墉的祖父。

从刘必显的儿子开始，刘家的排行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顺序：依照木、火、土、金、水五行轮流排序。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刘桢，次子叫刘果，三子叫刘棨，四子叫刘棐。刘棨就是刘墉的祖父。

刘必显的长子刘桢。刘桢，字世卿，号石斋，贡生，考授从六品；刘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绍辉；次子叫刘绅灿，后来过继给了刘果。

刘必显的次子刘果和刘必显的三子刘棨，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后面再来介绍。

刘必显的四子刘棐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继纶，字尔耻，举人出身，曾于族中设义塾，使“族党及佃户子弟可造就者皆学焉”；次子刘绪煊，举人出身，过继给了刘必大的儿子刘香（刘香无子）；三子刘缵煌，举人出身。

刘果是刘必显的次子。刘果，字毅卿，号木斋，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顺治十七年（1660年）中进士，康熙六年（1667年）授山西太原府推官。

此时的太原府，隶属山西行省，府治阳曲县，太原府直辖十三县，领五州又七县。直辖的十三县分别是：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所领的五州分别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岚、保德；此五州所领的七个县分别是：乐平县、定襄县、五台县、繁峙县、崞县、岚县、兴县。

再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推官。唐代在节度使、观察使下置推官，掌勘问刑狱。元明两朝也于各府置推官。清朝初年，沿用元明旧制，依旧设置推官一职。

至于推官的职权，唐朝、金、元时的推官相当于现在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明和清初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宋时比较麻烦，隶属三司下六部的推官没法比较，大概只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就是那种高级的秘书人员；属开封、临安二府的推官也是相当于法院院长；属地方的推官有点儿幕僚的意思，多少有些挂职而没有多少实权的意味了。

所谓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唯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因受职时，由朝廷赐给旌节，可以节制辖区之军政，故有“节度使”这一称谓。高宗永徽以后，都督有带“使持节”衔者，实际上已为“节度使”。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一经略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之各州刺史（郡守）均为其下属，本身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安史之乱后，战将有功者多授此职。节度使遍设于内地，领州多至十余，少亦不下三四，割据独立，世称藩镇。五代时更为冗滥，专横至极。北宋初，赵匡胤加强皇权，藩镇事务仍归本州。自此，节度使成为将军大臣和宗室勋戚的优宠职位，并不赴任。辽金沿置，元废。

所谓“观察使”，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兼理民事，辖一道或数州。凡不设节度使者即以观察使为一道的行政长官；设节度使之处，亦兼观察使。至宋代，其职掌并于“提点刑狱公事”和“转运使”，观察使一职成为武将升迁时兼带的虚衔。元代废。

刘果刚刚被任命为山西太原府推官不久，康熙皇帝就下令全国废除推官这一官职。于是乎，还是在康熙六年（1667年），刘果又被改为补直隶河间县（今河北省沧州市下辖的县级河间市）知县。

清朝初年的直隶省，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其中的河间县，是领有河间县、献县、阜城县、肃宁县、任丘县、交河县、青县、兴济县、静海县、宁津县这十个下辖县的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

所谓“知县”，也是一个官名。唐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宋初用京官知县事，管理一县的行政，有戍兵驻县的，更兼管兵事。因本非县令而管县，故称“知某县事”，简称“知县”。明代始正式用为一县长官的名称。清代相沿不革。

康熙八年（1669年）刘果为刑部江南司主事。

所谓“刑部”，汉代置二千石曹掌刑狱，三公曹掌决案。魏晋以后有都官、比部各曹。隋初设都官尚书，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各侍郎，后改都官尚书为刑部尚书，列为六部之一，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等事。长官为刑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历代相沿不改。唯唐天宝年间一度改称“宪部”，旋复旧称，清末改为“法部”。

所谓“主事”，北魏置尚书主事令史，为令史中之首领。隋称主事，本为雇员性质，不在正规职官之内。金、元以后始用士人，明代遂定为各部司官中之最低一级。清沿之，士人考中进士后分部办事，须先补为主事，然后递升员外郎、郎中，官阶为正六品。其他官署如内务府、理藩院，亦设有主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于国务院秘书厅、各部及驻外使馆中设主事，为委任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刘果升四川司员外郎。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刘果升江南提学道。

所谓提学道，宋崇宁二年（1103年），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简称“提学”。金有“提举学校官”，元有“儒学提举司”，都属同一性质。明初设“儒学提举司”，正统元年（1436年），始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称为“提学道”。清初相沿，各省多设“督学道”。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称“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清末改设“提学史”。

刘果晚年官至刑部郎中，曾为清律的编撰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所谓“郎”，古代对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郎”即古“廊”字，指宫廷走廊。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已有之，秦汉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无定，多至千人，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东汉以尚书台为实际的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

所谓“郎中”，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初分为车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渐废除。晋至南北朝，为尚书曹司的长官。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的高级部员。

此外，还有郎中令一职。始置于秦，汉初沿置，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职。所属有大夫、郎、谒者及期门、羽林宿卫官，掌守卫宫殿门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勋”。

刘果早年无子，于是过继自己哥哥刘桢的次子刘绅灿为自己的儿子。也是巧合，后来刘果在过继刘绅灿后又连续添了两个儿子，也就是次子刘纶炳，三子刘燝。

刘棨是刘必显的三子。棨，是古代用木头制作的一种通行证，略如戟形。在这里，棨是畅通无阻的意思。

刘棨，出生于1657年，字弢子，号青岑。康熙十四年（1675年），18岁的刘棨中举。十年后，28岁的刘棨中进士。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38岁的刘棨任湖南长沙县知县。

话说刘棨离开北京，到长沙走马上任。此时正逢湖广总督吴琠克扣绿营士兵军饷，绿营千余名士兵不服，堵住总督衙门大门闹事，吓得湖广总督吴琠从衙门后门潜出，仓皇逃出长沙城。刘棨拿出自己的俸银，偿还湖广总督吴琠克扣的军饷，解散闹事的士兵，避免一场士兵哗变。湖广总督吴琠回到长沙，对刘棨感激涕零。

此后的吴琠是一路升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琠奉调回京，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1697年）又奉上谕补授刑部尚书，第二年（1698年）又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

说到这之后的吴琠，那可绝对是一位闻名当世的美食家。与吴琠有关的美食，就是被称为“沁县三大宝——鸡蛋、瓜子、吴阁老”中的“吴阁老”。

说是“吴阁老”，其实指的是地处太行山区的沁县的家乡特产“沁州黄”小米，是清朝康熙年间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吴琠发现的。凡是知道吴琠发现“沁州黄”的故事的人，提起他便会想到“沁州黄”。久而久之，吴阁老也就成为“沁州黄”的代名词了。

黄河流域是小米的故乡，我国栽种的历史相当久远，西安半坡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就有盛小米的陶罐。小米在古时也叫“粟”，是农耕文明中最早的产物。粟，古称“禾”，即“和”之初文，谓“中和”的意思，是指粟的品质温和，用以养生；又称“粱”，如黄粱、青粱、白粱，都是指粟类而言，现一般称“谷子”。“粟”这个名字很好听，可以登堂入室。自商代至秦汉，粟都被列为五谷之首。老百姓称小米为“谷子”，让人想起家里的粮仓，想过好日子，就靠家里多有几担“谷子”啊！其实小米就是脱了皮的谷子，朴实无华，一如北方人的气质。

山西产的小米最是上品。相传，在三百多年以前，沁州檀山一带有一座被松柏隐掩的古庙。庙里住着一位赤脚和尚和他的几个小徒弟，生活清苦，免不了忍饥挨饿。他们看见庙周围的土地荒芜，觉得可惜，于是，就将这些贫瘠的土地开垦出来，种了“糙谷”。经过几年驯化，糙谷的品种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变得米色蜡黄，颗粒圆润而晶莹明亮，吃起来香甜松软，十分可口，遂取名“爬山糙”。当时在清朝做官的吴琠听说家乡的“爬山糙”佳如金珠，熬稀粥锅边不挂米粒，蒸饭、闷饭不就汤菜也越嚼味道越香。他为了证实传言，亲自到檀山庙品尝一顿，方知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他便将“爬山糙”改名为“沁州黄”，进贡给康熙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康熙皇帝也很爱吃。这样，“沁州黄”便以年年进贡皇帝而闻名天下。

山西名菜“甲第魁元”，也与吴琠相关。根据《名食掌故》记载，某年，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回乡祭祖，一路上不忘考察民情，走到漳源村时，人困马乏，头昏眼花，与随从住进一家舍馆。百姓闻讯，纷纷拿自家好吃的，前去看望这位国家功臣。其中有位青年提着一只老鳖，说：“这是我刚从漳河捉到的，送给阁老补补身子吧”。甲鱼做成五花汤呈上，吴琠询问菜名，店厨说：“您老才华甲第，功名魁元，就叫甲第魁元吧”。吴琠食后，神清目明，大加赞赏，并将其制法带到典膳司，成为满汉全席之“廷臣宴”的御菜菜式（《中国历代御膳大观》）。而甲第魁元这道菜，在当地民间300年来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待客贺喜的主要菜式。

当然啦，吴琠不仅善于发现美食，更善于发现人才。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经吴琠的举荐，刘棨被大清朝廷擢升为陕西宁羌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一带）知州。

此时，恰逢关中大旱，荒年歉收。刘棨上任途中，只见逃荒要饭者成群结队，百姓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饿死者新坟四处可见。他触景生情，不觉吟出“迢迢车马奔长安，满目凄凉不忍观。十里路逢千百冢，家家哭声不一般”。面对百姓的困苦和官府的束手无策，刘棨的心中非常不安。

问题在于：刘棨上任的地方，连年歉收，州已无粮可赈，灾民度日如年。刘棨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饿死人，决定先向附近无灾区借粮。宁羌北依秦岭，南枕巴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难于运输。刘棨发动饥民，凡运一斗者给三升，不到十日，就运粮三千石。在发放赈粮时，他对知县说：“此粮是借粮，倘若秋收后百姓不能还，我得变卖家产还上。”由于措施及时得力，救灾工作进展很快，使很多饥民得以存活，灾情得以缓解。

宁羌州地区土地非常瘠薄，百姓收入很低，贫苦农民很多。一旦遇上灾年，多数百姓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有能力交纳国家的赋税，更谈不上归还贷粮。因此，州中没有能力交纳国家赋税和贷粮的困难户很多。刘棨深知老百姓的困难，就写了封家信，叫四弟刘棐，把他家中的地快快卖掉，立即把钱送到宁羌。

刘棐接到兄长的家信，知道兄长在任上为老百姓卖地付债，心情很急，他知道，兄长家的地产并不多，就是全卖了，也解决不了众多百姓欠国库的债款。经过反复考虑，他为了支持兄长的正义事业，就把自己的土地也卖了一些，把两家的卖地钱，一同寄到了宁羌州署。

刘棨、刘棐兄弟二人，变卖家产，为州中百姓付债的消息，不翼而飞，在百姓中传遍，特别是那些吃到粮食而能存活下来的人，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州中稍富裕的人纷纷捐钱，要知州刘棨赎回家产。刘棨说：“我既食皇上俸禄，理应尽职尽责，看到大灾之年存活下来的人，吾心足矣，岂敢再有他求。”有人关心地问道：“那你的子孙后代咋生活？”刘棨说：“子孙强似我，要地待如何？子孙不如我，要地待如何？”

众人不甚理解，问：“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刘棨说：“子孙比我强，知书达理，光明正大，当好官，吃国家俸禄，要地如何？子孙不如我，贪赃枉法，罢官抄家，要地又如何？养了为民的子孙，把许多地产留给他，养成好逸恶劳、不能自力更生，甚至不务正业，地产再多也守不住。教育后人自力更生，奋发创业，不依靠祖上的遗产过日子，这才是长久之计。”众人无不佩服其高瞻远瞩，更为其宽阔的胸怀和大仁大义所感动，纷纷称颂刘棨为刘青天。陕西省巡抚通报所属州县表彰刘棨赈灾救民的措施，刘棨也被人们称颂为便民良吏。

刘棨又奉檄赈济洋县，将粮食集中于汉水两岸，亲自查验过目，定期装船出发，顺流而下。数日，粮船抵洋，放赈完毕，他向洋县县令叮咛：“此粮食是以官方名义借的，倘日后百姓不能偿还，责任当由我俩完全承担。”这年秋天收成良好，洋县百姓互相勉励，不须催督，如数归还。

想当初，宁羌州地区山高地瘠，刘棨派员实地查勘，以宁羌“七分石头三分土”具情呈报上司，祈减赋额。经上司核定，全州年赋岁银计减到911两，此额一直沿袭二百多年。除此之外，刘棨还培补栈道，兴修旅舍，安置外来客商。一年多时间，宁羌州房舍萃集，街市繁荣，人烟茂盛。

为提高当地百姓的收入，刘棨在多次的翻山越岭、现场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山上生长着很多柞树，根据在老家山东的经验，叶子可以养柞蚕。他马上从山东老家，聘请了许多养柞蚕能手，带着蚕种到宁羌，教老百姓养蚕。几年后，养蚕户越来越多，他又教百姓抽丝织绸来发家致富。百姓为感念这位父母官，就把织成的绸子命名为“刘公绸”。“刘公绸”广销川、陕、甘诸省，颇受青睐。刘棨也深得百姓拥戴。

刘棨升任离开宁羌之后，柞蚕之业督理无人，渐次衰微。乾隆年间，陈宏谋主陕，发布《广行山蚕檄》，大赞刘公教民养蚕之功，并连年借给蚕民工本，设法鼓舞，宁羌柞蚕业大有发展。

刘棨不但重视发展生产，还力倡地方文教事业。首先招商开设书店，发售经籍，创办义学，亲为讲解。宁羌文风大兴，始多应考登第者。

刘棨的多年以德治吏，一方面严守祖训，言传身教，为儿孙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却隐隐昭示了儿孙有所作为的内在原因。

刘棨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升任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运城两地级市，治所在临汾）知府。随后不久，刘棨因其母去世丁忧去职，三年之后补湖南长沙府同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皇帝下诏，从全国各地选拔操守清廉、才学优长之员。天下知府得举者唯有刘棨和陈鹏两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刘棨升任天津道副使。

“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始创于汉朝，起初跟县同级别，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汉书·地理志》解释为“有蛮夷曰道”或者“县主蛮夷曰道”。

到了隋唐时代，出兵征战经常以方位路向加以命名，为“某某道”，该方面军主将称“某某道行军大总管”（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某地方面军总司令），例如攻打高句丽时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道行军大总管等。后来在内务民政上也使用此名词，在撤并郡县（或州县）之初，一级行政区较少时仅作为监察和地理单位，在后来州县增多之后逐渐成为实质性的一级行政区，由“州——县”二级制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初分天下为十道，仅为州县之上的一种监察区，之后迭有增加，唐睿宗景云年间至二十三道之多。但节度使制掌握地方实权后，“道”日渐演变为对一个节度辖区的称呼，和初唐、盛唐时的意义有所不同。

宋代地方监察区不使用“道”而改用“路”，字不同义相通。而辽朝因循唐朝旧制仍使用“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元朝建立后，行省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行省下设有“道”，“道”下有“路”的行政区划单位。至明清时期，“道”成为省之下军区的通称，如“福建省台厦道”或“台湾道”，但明朝及清朝意义上稍有不同。其中，也有人把清朝的道与省、府、县相提并论，称为四级地方行政机构。例如，直隶省天津道，下辖天津府一个府，天津府下则管辖六县一州，分别是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

刘棨担任的天津道副使，就是天津道的副职。正职则被称为道员、道台或道尹。天津道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正四品的官职。

话说刘棨走马上任，来到天津。他决心彻底治理长期为患天津地区的子牙河水患。刘棨经过仔细勘察，决定继续加固子牙河堤，在河堤上用石头修筑泄洪水闸，洪水泛滥时可开闸放水，将水放入泄洪的水泊洼淀；待到水势减小后关闭水闸，保证河道正常水位。开凿子牙河入海通道，加快洪水宣泄速度。刘棨给康熙帝呈上奏章，禀报自己的治水方略。

康熙皇帝看罢，大喜过望，当即应允。刘棨马上征发民夫，根据治水方略，开始实施防汛工程。子牙河两岸数县民夫忙活了五个月，终于最终完成防汛工程。

此时，正逢居住在今新疆北部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起兵造反，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凯旋还朝。路过天津时，康熙皇帝由时任直隶巡抚李光地陪同，坐船视察子牙河防汛工程。康熙皇帝站在船头，仔细观瞧，但见两岸河堤坡平土实，连绵不断，偶尔有一两个泄洪水闸，高大坚固；远处泄洪的水泊洼淀，烟波浩渺，波浪起伏，芦苇丛生，水鸟嬉戏，白帆点点，渔船往来，一片繁荣兴旺景象。

康熙皇帝大喜，弃舟登岸，并命任天津道副使的刘棨见驾。这一天，刘棨早早写就了“爱清”二字准备让康熙皇帝御书。面见康熙皇帝时，刘棨不但仔细介绍了自己治理子牙河的情况，还仔细介绍了其兄刘果在河间县任知县时受到“清廉爱民”褒奖的事，并顺便请求康熙皇帝赐书。皇上见其忠，便将“爱清”反其意，以“清爱”二字御书赐之。由此，刘家即称“清爱堂”。

再后来，刘棨又升任江西按察使。

按察使是个什么官职呢？

话说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分置十道按察使，成为常设官员，分别考核各地吏治。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改称采访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称观察处置使；实为各州刺史的上级，权力仅次于节度使，凡有节度使之处亦兼带观察处置使衔；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所以实际上是各州刺史头上的“太上皇”。

宋代转运使初亦兼领提刑，后乃别设提点刑狱，遂为后世按察使之前身，与唐代之观察使性质不同。金承安四年（1199年）改提刑使为按察使，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元代改称“肃政廉访使”。明初复用原名，为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长官，主管一省的司法，又设按察分司，分道巡察。中叶后各地多设巡抚，按察使成为巡抚的属官。清代亦设按察使，隶属于各省总督、巡抚，为正三品官。清末改称“提法使”，简称“臬司”。

“按察”相当于古代的“陈臬”，因此按察使又叫“臬台”。明朝省级地方官员分为三司，分别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则管“一省军务”。三司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法院院长、省军区司令。清朝布政使主管民政赋税；按察使职掌不变；都指挥使废置不设。清代减去都指挥使司，变成“二司”。二司的长官布政使和按察使，俗称“藩台”、“臬台”，同为省长。藩台管行政财政，臬台管司法监察邮驿。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称“提法使”。

刘棨担任江西按察使的时候，恰逢康熙皇帝大赦天下，刘棨详勘死囚，得活者百余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刘棨又晋升为四川布政使。

四川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四川省。行省，全称叫作行中书省，简称为省。行省为中央派出的高级机构，以后成为地方行政区域名称。南宋、金时已有行省之称。《金史·百官志》说：“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这里所说的“行台”即行省。元代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为中书省，又于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另划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直属中书省，称为“腹里”。行中书省管理路、府、州、县的行政，简称行省。长官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权力很大。明初加强中央集权，撤销行中书省，改设13个承宣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全国府、州、县分属之，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宣德以后因军事需要，专设总督、巡抚等官，都较布政使为高。

清初增为18个行省，后又增为22个行省。清代始正式定为督、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康熙六年（1667年）后，每省设布政使一员，不分左右，均为从二品。但江苏设有两布政使，一在江宁，辖江、淮、扬、徐、通、海六府州；一在苏州，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布政使，指的是主管户口、钱粮的，管老百姓，管税收的，这么一个官儿，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省长这个官职。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替叔报仇，再次率准噶尔部起兵造反，率兵南下攻占拉萨（今西藏拉萨）。康熙皇帝闻讯，不敢怠慢，派大军收复拉萨，让刘棨替大军征集运送粮草。刘棨想方设法征来粮草，押送到前方，竟然活活累死。

刘棨是封建时代一位清正廉洁、勤于民事的地方官。他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发展生产，开发民智，深受民众爱戴。得知刘棨病逝的消息之后，宁羌州民为彰其德，在州城南门内建刘公祠，刻石详志。今祠已废，“文革”中红卫兵凿毁碑文，但刘公的业绩和美誉决不因祠废碑毁而泯灭。

刘棨任的布政使是个文职官员。刘棨为官是非常正直的，曾经被写在什么里面呢？当朝的两个人——朱轼和蔡世远（都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雍正年间都被雍正皇帝指定为雍正皇帝的儿子爱新觉罗·弘历的老师）写的一本书叫《国朝循吏传》里面登载过他的事迹。

《国朝循吏传》这本书是在康熙年间写就的，在雍正年间刻印的，雍正年间，乾隆那阵儿还是皇子，所以他当皇子、皇太子的时候，每天要由他的老师指定给他读这本书，每天要给他读一段，所以我们说乾隆皇帝是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刘墉他们家出清官。

刘棨本人有十个儿子。长子刘缙照，字尔愚，大清雍正三年（1725年）举人，官固始知县；次子刘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三子刘绶烺，字尔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兄同榜举人，先任唐县知县，后改平陆知县，审案不假威刑，人称“刘一板”；四子刘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举人；五子刘统勋；六子刘组焕，字尔立，以父荫授行人司行人，官户部福建司主事；七子刘维焯，字尔痴，大清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工部营膳司主事；八子刘纯炜，字界庵，大清乾隆进士，初授分宜知县，迁东唐同知，晋杭州府知府，署浙江布政使，官至太仆寺卿迁顺天府尹；九子刘绂焜；十子刘经焘。

刘棨的这十个儿子有九位做官，并且勤廉，出了两位监生、五位举人、三位进士。三子刘绶烺奉安南公使回国，同僚以为他得此美差，口袋里鼓鼓的定是黄金，待打开仅一斤肉桂而已。八子刘纯炜任分宜知县时，因事罢旧，竟无钱回乡里。他的三十六个孙子，又考了十九位监生、十二位举人、两位进士：刘家甚至出现九年连续五次乡试，兄弟、叔侄十二人中举；十五年同胞三兄弟成进士，叔侄同榜当进士的一幕幕科考成名盛况！

刘棨之妻为古城村秀才李冲斗之女，36岁卒；继妻是潍县举人、江西抚州府同知郭一琪之女，享年65岁。乾隆十六年，刘棨夫妻以子统勋功绩加赠光禄大夫、一品夫人；侧室李氏，41岁卒，以子绂焜为官赠孺人；长女嫁胶州举人、江南高邮州判李宫；次女嫁汉军正白旗四川雅（安）州知州杨文彩；三女嫁江南武进县秀才赵倚敬；四女嫁即墨县贡生杨士钰。

作为刘棨的第五个儿子，刘统勋是整个刘氏家族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而作为刘统勋的长子，刘墉是整个刘氏家族最为传奇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