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过，在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上，历史学界一直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二种，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三种，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情人的关系。

那么，上述三种回答，到底哪一种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呢？在具体考证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

第一种观点，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有如下八条。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

前面我们介绍过，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族人，12岁时嫁给比她大21岁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31岁的庄妃的5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承了皇位。

一个是30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怎样才能撑起战火纷飞中的大清江山？在当时，顺治虽名为皇帝，但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是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

这个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4子，与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同父异母兄弟，按辈分是顺治的叔叔。他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入关后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顺治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孝庄皇太后为了保住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爱新觉罗·多尔衮。至于是孝庄皇太后的主动情愿，还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威胁逼迫，具体是哪年哪月开始结秦晋之好的，双方只是同居，还是举行过正式的婚庆大典，这些都是次要的。因为作为政治婚姻，主人所在乎的不是其形式。

认为太后下嫁的人指出，太后下嫁之事，不能说是由于孝庄皇太后的“惭德”，而是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后来的岁月表明，太后下嫁之举稳住了权倾朝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稳固了幼年顺治的皇位，稳定了刚刚入关还在开拓中的大清江山。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

把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放到清初满洲风俗中来审视，就更容易理解了。旧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庶母，兄长死了，弟弟娶其嫂子。由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这里我们举当时的两个例子：一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曾经接娶自己的侄媳。据《清实录》载，1650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将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福晋娶来做自己的妃子。爱新觉罗·豪格是顺治皇帝的大哥，因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有矛盾，被爱新觉罗·多尔衮强加罪名致死，然后将侄媳迎娶到自己的金屋内。二是顺治皇帝，他也曾转娶弟媳。据当时在清宫效力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回忆，顺治皇帝爱上了自己弟弟襄亲王的王妃董鄂氏，而且是“火热爱恋”，当1656年襄亲王死去仅仅一个月后，顺治皇帝便把弟媳董鄂氏迎入宫中，封为贤妃。

由此看来，在清初满人的眼中，弟娶其嫂无可厚非。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结合，本来应该纯属小事一桩，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

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爱新觉罗·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爱新觉罗·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

当然，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谓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清史稿·卷218·诸王四·多尔衮传》载：1644年还称“叔父摄政王”，1645年，改称“皇叔父摄政王”；到了1648年，顺治皇帝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人们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反映了天下臣民对皇室这桩特殊婚姻逐渐认可的过程。

爱新觉罗·多尔衮曾称“皇父摄政王”，这已是史学专家公认的事实。打开清宫档案，当时的清政府公文中已是这样直接称呼，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顺治朝刑部题本，其汉文批红即有“皇父摄政王”字样。

而且，当时的朝鲜也注意到这一情况，在1649年的《李朝实录》中，特地记载：

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

朝鲜，一个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被世界当作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事实。

1650年12月31日，39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病死，不久朝廷清算他的种种罪行，平坟鞭尸，砍掉了脑袋，在当时公布的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就是最重要的一条。

值得一提的是，在1651年历数爱新觉罗·多尔衮罪状的诏书中，还有一条大罪是“亲到皇宫内院”。很明显，这是斥责他一度淫乱后宫，人们认为当与太后有关。

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

持太后下嫁说的人认为，1649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王妃病死，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随即举行了正式的婚庆大典。于是，太后下嫁作为天下最大的绯闻，在当时迅速传播开来。关于这点，张煌言的诗就是直接证据。

张煌言，生于1620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他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据守浙东山区和沿海一带，官至兵部尚书。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络共同抗清。至1664年，他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南田县的一个岛上。不久他被一个旧部出卖，遭清军逮捕，解往杭州，拒绝投降，被杀。

张煌言关于太后下嫁的诗的名称叫作“建夷宫词”。建，指建州，实际上是指满洲；夷，古代对于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称谓。

《建夷宫词》一共有十首。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住处、食物、坐骑、信仰、娱乐、文字、习惯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将满洲人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

为了全面了解，我们现将《建夷宫词》十首都摘录下来：

第一首：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骖，古代称驾在车前两侧的马；骅，古代称赤色的马。

第二首：

毳殿春寒乳酪香，侍臣偏得赐新尝，老珰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毳，鸟的细毛；珰，原来指武职宦官帽子上的装饰，后来借指宦官。

第三首：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

鞅，古代称用马拉车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子；蹇，古代称跑不快的劣马，也指驴。

第四首：

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椎，古代指高等动物背部中央的脊椎骨；髻，梳在头顶或者脑后的发结；缀，装饰；燕支山，古代匈奴族人的地盘，其地大致在今天甘肃省河西走廊北部的山脉，盛产化妆品，后来被汉朝占领，匈奴族人从此就没有了化妆品的产地，就没有办法化妆了。

第五首：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第六首：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歈进一觞。

歈，歌；觞，古代喝酒的一种器物。

第七首：

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卺，瓢，古代结婚时用作酒器；合卺，古代夫妇结婚时候的一种仪式；慈宁宫，孝庄住的地方。

第八首：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阏氏，匈奴族人对于其首领的妻子的称呼；孀，古代对于寡妇的称呼；“错将虾子作龙儿”一句，原来指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无子，以弟爱新觉罗·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爱新觉罗·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义子爱新觉罗·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皇帝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爱新觉罗·多铎的“虾子”为子。

第九首：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六曹，六部。

第十首：

玉几凭来顾命新，负扆闻道有家臣，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

扆，古代指屏风。

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弓鞍椎髻缀天魔）、住处（毳殿）、食物（驼酥）、坐骑（紫蹇）、信仰（朝罢瞿昙次第迎）、娱乐（穹庐天子亦登场）、文字（而今鸟迹是同文）、习惯（赌却钻刀咒）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其中第七、第八两首，特别是第七首（上寿称为合卺尊），被认为是太后下嫁的明证——因为这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在张煌言的这首诗中，又是“合卺尊”，又是“太后婚”，百官庆贺，喜盈宫门，太后的寿酒变成了婚宴的喜酒。这首诗简直就像一幅太后下嫁写真图。

人们普遍认为，张煌言是与孝庄皇太后同时代的人！

作为南明王朝抗清力量的杰出人物，他应该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边有间谍，他应该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很清楚。并且，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内部的所谓丑恶现象——实际上是汉族上层统治者看不惯的现象——竭尽全力加以挖苦讽刺之能事，这才符合他们当时的想法！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张煌言的诗影响很大，被视为太后下嫁说的直接证据。

张煌言写“太后”，朝鲜文《李朝实录》则记“太上”。与“太上”相对的，当然是“太后”。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太后下嫁的事实。

论据五：顺治皇帝谕旨露出的破绽。

支持太后下嫁说的人认为，顺治皇帝有一道谕旨，露出的蛛丝马迹很值得仔细玩味。那是1660年12月24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

这道谕旨无意间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些信息，在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期间，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皇太后分宫而居！

皇帝居于宫廷大内，当然毫无疑问，问题是皇太后住到哪里去了？如果太后也住在皇宫，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可以推断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至少不在皇帝的身边。而且，“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以慰渴思？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

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皇父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恰恰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期间，皇太后长期不住宫中，或者说不能日夜守护幼子，除了下嫁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论据六：风水墙说。

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死在皇帝之前，还是死于皇帝之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陵同穴。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持太后下嫁说者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刻意安排。

关于孝庄皇后的丧葬，曾有这样一则传说：75岁的孝庄死后，接祖制要运到关外昭陵入葬。当装有孝庄遗体的棺材途径东陵地段时，突然沉重异常，128名杠夫被压得眼冒金星，寸步难行，只好就地停放。当夜，康熙皇帝梦见祖母孝庄，老太后说：“我决不与太宗合葬。如今梓宫停放之地，就是上吉佳壤，可即地建陵安葬，切记吾言，休得违误。”于是，孝庄便安葬在东陵了。这当然是野史传说，不可相信。

确切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根据《清史稿·卷214·后妃列传·孝庄文皇后传》记载，孝庄生前曾叮嘱康熙：“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附近安，我心始无遗。”孝庄嘱咐康熙，日后将她安葬在东陵即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在那里已很长时间了，不可因为我而去打扰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恋你父皇和你，不忍远去，所以在附近选一块地安葬了就行了。这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人们认为，太后下嫁之事，虽出于政治目的，但是随着汉化的加深，不论是孝庄太皇太后本人，还是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均难免有慊于心。这应当是康熙皇帝未将祖母与祖父合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孝庄太皇太后最终留下遗嘱死后不再走近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根本原因。

至于孝庄太皇太后在遗嘱中说的，之所以不入葬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昭陵，是因为昭陵已封多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爱新觉罗·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因为就在1649年4月，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死去，第二年仍是葬入昭陵。同样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后妃，别人死后能合葬，孝庄太皇太后有什么不能的？说穿了，孝庄太皇太后心有苦衷，难以明言，遂以“卑不动尊”来自我解释。对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心思，康熙皇帝心有灵犀，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皇帝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皇帝，将孝庄太皇太后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才为孝庄建陵安葬。

还要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旗妃，都葬在风水墙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太后下嫁对爱新觉罗皇家来说是一件丢尽脸面的丑事，所以把她葬在陵区大门之外，罚她永远为子孙后代看守陵门。这当然是野史上的解释。据专家研究考证，风水墙内是清东陵陵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而风水墙外，孝庄的陵名叫昭西陵，名义上还与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是一个体系。一道风水墙，分开两个陵区，这也是别具匠心了。

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

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1909年，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召”。文章说，刘启瑞同时还见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看来，真的有人看到过有关太后下嫁的诏书。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那么，历史上是否有过太后下嫁诏？如果有，这份诏书现今是否还保存在世？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但愿有一天人们能找到它，到那时，太后下嫁的疑案就再也不疑了!

另外，有人说还曾经见到过一个下嫁的礼仪规范的著作：《国母大婚典礼》。相传当时太后下嫁，敕礼部议礼，部议成书六册，名曰“国母大婚典礼”。其领衔者为钱谦益。闻当时百官贺表，亦出钱谦益手笔。

论据八：《红楼梦》里面的揭示。

《红楼梦》里面的一些话语也从侧面支持太后下嫁这一结论。

由于太后事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并非指宝玉、凤姐”。意思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便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行礼已毕，复行更衣，另备车驾，至贾母上房叙家人之礼，意者先御正殿，后入寝宫，所谓骨肉不分，天伦有乐者即在此邪？”又云：“是曰入宫，亦曰入府（指摄政王府），为临幸后之第一步。”第二十九回贾珍知道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则说：“是指为睿王替身，荣国公即从睿王名衮字上化出……睿王替身，即元妙观之老神仙也。”并以为此回是“写睿王死后，孝庄追念的光景”。此固附会之谈，也见得太后下嫁说深入到各个方面。

第二种观点，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

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于上述八条论据进行了逐条批驳：

对于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一，就是说顺治皇帝的母后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一观点，反对者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

他们认为，要考证说顺治皇帝的母后不是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一观点，还要从1643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后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谈起！

他们认为，孝庄皇太后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中的一位很有见识的政治家，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后，她对各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了解，因而在涉及清朝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也为了自己母子和蒙古贵族的利益，必然会在姑母孝端文皇后的支持下，为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展开活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孝庄皇太后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者！

他们认为，太后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本身的地位和所代表的蒙古贵族的势力，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她争取到了具有很强实力的两黄旗的核心人物的支持。

他们认为，经过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17年的苦心经营，两黄旗实力大增，在满洲八旗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势。表面上看来，无论豪格还是福临即位，两黄旗都可以保持在满洲八旗中的特殊地位。其实，爱新觉罗·豪格当政后显然会将他所掌握的正蓝旗置于两黄旗之上，甚至还会仿效爱新觉罗·皇太极改旗的做法，将正蓝旗改为正黄旗或镶黄旗，从而有损于两黄旗的利益。

因此，他们认为，在拥立爱新觉罗·福临的问题上，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初，两黄旗大臣在拥立爱新觉罗·豪格的同时，曾经又附加了必须以爱新觉罗·福临为太子的先决条件，就是孝庄皇太后向他们提出拥立爱新觉罗·福临以解决皇位争端的建议，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结果。

而此后太后通过进一步的活动，终于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夕，说服了两黄旗主要大臣，使他们完全倒向自己一方，从而形成一支压倒爱新觉罗·豪格、挫败爱新觉罗·多尔衮称帝野心的力量，使局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他们认为，在此期间，两黄旗大臣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代表了孝端、孝庄两皇后的意见），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集团和爱新觉罗·豪格集团相抗衡，态度强硬，最后取得了胜利。

他们认为，此时的两黄旗，已发展到可以维护皇权的程度。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后，4个亲王中除去爱新觉罗·多尔衮外，爱新觉罗·豪格作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要求继承皇位，爱新觉罗·代善和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也不约而同地主张“立帝之子”，都体现了满族统治集团中皇位应父子相承、皇权须不断加强的这一人心所向的历史趋势。

孝庄皇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密切合作，则进一步增加了皇室的声势。这一切终于挫败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帝计划，使爱新觉罗·福临得以继承皇位。所以太后母子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坚强的后盾，并非任人摆布、欺凌的孤儿寡母。

因此，这个时候的孝庄皇太后，如果需要拉拢别人的话，这个别人，也应该是拉拢两黄旗大臣，而不应该是拉拢爱新觉罗·多尔衮！

对于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二，反对者认为，满洲的确有这个兄死弟娶其嫂的习俗，但是这属于推论，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证据。也不能因为满洲有兄死弟娶其嫂的这种现象，就说一定会出现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娶了他的嫂子孝庄皇太后。

反对者进一步论证说，在当时，爱新觉罗·多尔衮娶豪格之妻，“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如若娶皇太极之妻（太后），那么所产生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可是除去张煌言的有关诗作外，为什么没有任何著作记载或暗示这种大事？

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娶爱新觉罗·豪格之妻，清统治者始终认为是他的一条重要罪状。如顺治八年二月，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指责爱新觉罗·多尔衮“逼死肃亲王，又纳其妃”，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在顺治十二年三月又指出：“查睿王将肃王无因戕害，收其一妃，又将一妃私与伊兄英王，此罪尚云轻小，何罪为大？”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的这种提法，虽然出于打击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政治需要，但也反映出清统治者入关后对这一旧俗的观念的一定变化。太后下嫁如实有其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对多尔衮的这条罪状，就很有可能含糊其词了。

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太后之间有无暧昧关系，无从判断，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和太后下嫁有根本区別，不能等同视之。

对于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三，反对者认为，蒋氏《东华录》所记“皇父”，是清朝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臣下。而满族旧俗有直呼尊者为父之例，爱新觉罗·多尔衮前封“皇叔父摄政王”，满文直译为“大汗（皇帝）的叔父父王”，因此这并不表明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福临的皇父。

反对者进一步考证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有个名字叫作赵开心的御史上疏，称爱新觉罗·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年初。

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爱新觉罗·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他们认为，不能只允许你们汉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尚父”“仲父”“相父”，而不允许人家满洲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皇父”！

他们进而论述说，大家知道光绪称慈禧太后叫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那慈禧就变性了，变成男性了？所以这个也不算为证据。

对于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反对者认为，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而且这是在上面讲的这些材料里面唯一直接说到太后下嫁的，但是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却不能被奉为信史。

反对者们对这首《建夷宫词》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他们说，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啊，这里头没有用后金，也没有用清，“夷”就是夷狄那个“夷”，明显地带有一种民族的偏见！

反对者们认为，这个时候，张煌言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当时因为他算南明，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是诗词，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

反对者们认为，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皇太后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对于论据五（顺治谕旨露出的破绽）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有的文章说顺治皇帝有谕旨，太后下嫁，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谁也没看到谕旨，没看到就不能说明它是一条史料证据。

对于论据六（风水墙的诉说）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太后在入关后的44年当中，保护、培育爱新觉罗·福临和爱新觉罗·玄烨两个幼龄皇帝，使他们分别度过爱新觉罗·多尔衮和鳌拜专权的险恶时期。逐步成长，相继接管政权，母子、祖孙的感情自然相当深厚！

在这种情况下，孝庄太皇太后认为爱新觉罗·皇太极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如果重新把他的坟启开的话，就惊动了亡灵，她很长时间和她儿子顺治皇帝、孙子康熙皇帝生活在一起，这样她最后和他儿子、孙子墓葬在一起，所以她的这一遗愿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孝庄太皇太后的陵墓放在清东陵，不能证明她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可是爱新觉罗·玄烨对此却深感为难，因为归葬昭陵合乎常礼，而在孝陵安葬又是祖母遗愿，不忍违背，于是在犹豫不决中拖延了38年之久，直到去世时也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直到雍正三年，才将太后就地安葬，称为昭西陵。

太后如果确曾下嫁，爱新觉罗·玄烨也就不会将她的这一遗言公之于众，而是迅速将她的遗体归葬昭陵，以免引起人们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爱新觉罗·玄烨在太后归葬问题上的迟疑不决，可以作为并无太后下嫁之事的旁证。

对于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的批判：

反对者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如太后为妻固然符合满洲旧俗，无可厚非，不过清王朝这时终究已处在人口占绝大多数、高度封建化、三纲五常思想根深蒂固的汉族社会中，太后和爱新觉罗·多尔衮都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相当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会不考虑因此所造成的影响。太后始终甘居幕后，不愿张扬自己，为什么偏偏在下嫁问题上颁布大婚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呢？

反对者们认为，即使太后下嫁诏书确曾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清朝内阁中书刘启瑞所发现，似乎不容置疑，不过其中还有如下令人莫解的问题。

太后下嫁诏书从发现到“以闻于朝”的全过程，显然不可能由刘启瑞一手处理，绝对保密。他既然已将发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问题“语诸同僚”，那么就不会、也没有必要隐瞒太后大婚诏书的发现，因而它肯定会在刘启瑞的同僚中引起很大轰动。即或他们在宣统年间不敢泄露此事，辛亥革命后也会迅速外传。

刘启瑞父子介绍他们的发现与收藏的曲折经过时，依据常情，也要由皇父问题联系到太后下嫁，从而透露发现太后大婚诏书的问题，使这一引人注目的消息传播于世！问题在于，这一本来会迅速外传、势必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大事，从1909年到1946年的37年中居然丝毫不为世人所知，这又如何解释？

退一步讲，即使刘启瑞当年确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并由他个人全权处理，不为人知（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出于某种原因，使刘氏父子几十年中对此事守口如瓶，因而始终不曾外传。但是人们立即会产生新的疑问：《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出售前夕，刘文兴为什么突然又在《起居注跋》中披露这一秘密？还居然将它的剪报贴在《起居注》之后，唯恐人们不知道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这件大事。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文兴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人们不能不对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产生很大怀疑。

对于论据八（《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一部文学著作，很是值得后人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是毫无根据的瞎猜疑！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这种猜疑毫无意义！

此外，反对者们还进一步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证工作：

蒋良骐的《东华录》里面所说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时候到皇宫内院。

反对者们认为，蒋良骐的《东华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时候到皇宫内院。这个也不能成为证据，他因公也好，或者其他原因也好，找太后商量事情，进皇宫内院，也不能说明皇太后嫁给他了，嫁给他，他就用不着进皇宫内院了，他住一家了，还用到皇宫内院来？反倒证明没嫁给他。

第二，就是《清世祖实录》关于福临“临幸”摄政王府的记载。

反对者们认为，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七年七月辛酉，爱新觉罗·福临“临幸”摄政王府，对判断本问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太后如若下嫁，并住进摄政王府，爱新觉罗·多尔衮病中自然不会感到举目无亲，抱怨爱新觉罗·福临不来探望了。爱新觉罗·多尔衮若是住在皇宫内院，就更不可能发此怨言。事实却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独处王府，对爱新觉罗·福临没有“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而牢骚满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事实的真相。

第三，就是我们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

反对者们认为，在当时的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再婚是公开的，清朝政府也会给朝鲜颁布诏书。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都会有几批朝鲜使节到北京进贡，他们肯定也会听说这件事。

第四，就是从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对于死去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处置情况来看。

反对者们认为，如果太后确实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在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出来陷害他。另外，如果爱新觉罗·多尔衮确实娶孝庄为妻的话，那么他就成了顺治皇帝的继父。顺治皇帝这么搞倒爱新觉罗·多尔衮，那他就承认自己曾经认贼作父了。

最后可以这么说，太后下嫁没下嫁，有下嫁的诏书没有，有人说可能国内毁掉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把诏书送到朝鲜，但是朝鲜的《李朝实录》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我认为皇太后和多尔衮之间的情愫可能有，皇太后下嫁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事绝对无，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条过硬的材料证明皇太后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那么，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呢？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上述这些问题，是反对者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反对者们认为，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根源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

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无此先例，而首先会在地主阶级士大夫中引起轰动，特别是由皇叔父突然改称皇父，人们惊诧之余，也要思索这一变化的含意，由皇父联系到皇后，由太上皇想到太后，做出皇父称号源于太后下嫁的推论。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的如下一段叙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情况的理解：

“改革以后，教育部首先发旧礼部所积历科殿试策，于抬写皇上处，加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时轰然，以为‘皇父’之称，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也。”

由漫长历史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状态，在发展迟缓的封建社会中，很难发生迅速变化，17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两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皇父问题的推论。不会有很大差别。

太后下嫁说的最初传播并不在北京。顺治六七两年，朝鲜李氏王朝前后曾向北京派遣了八位使臣，他们回国后都没有谈到这一问题，可见当时它在北京还没有出现，即使已经出现，也只是在少数人当中流传，所以不为李朝使者们所知。

可将雍正继位的传说与此作一对比。爱新觉罗·玄烨暴卒，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后，雍正元年初，李朝派往北京的使者立即听到“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的传说。足见李朝对清统治者一些情况的了解还是相当及时的。

与此相反，张煌言虽远离北京数千里，在东南地区从事抗清活动，却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称皇父后不到一年即顺治六年，就已经写出太后下嫁诗。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抗清意识较强的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清朝顺治五年十一月所颁布的覃恩大赦诏中得知爱新觉罗·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后，很快得出太后下嫁的推论，并有意散播，以丑化清统治者的形象。张煌言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得知此事并形成诗作的。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传说的最初传播情况和具体内容。

刚才我们介绍了认为太后没有下嫁者们猜测的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那么他们认为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反对者们认为，“春官昨进新仪注”一句表明，太后下嫁的传说在东南地区最早形成。此后，以东南地区为中心，这一传说逐渐向各地散播。

至于它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流传到怎样一种程度，又增添了哪些内容，因无文字记载，已不可考。它的广为传播，有更大可能是在清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

反对者们认为，清末革命党人为制造反清舆论，不仅翻印载有清初抗清人民惨遭屠杀情况的书籍，也印行《大义觉迷录》一书，揭露康雍之际清皇室因皇位问题骨肉相残的事实。由此推论，太后下嫁说也会进一步流传于世。

反对者们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朝野史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太后下嫁一事也就成为各种有关演义、秘史的题材，愈出愈奇，形成文字是它得以盛传的关键。

问题在于：认为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学者们的考证是否有道理呢？

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