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背剪着双手，独自立在廊下，目光遥遥的望着远方。

春气浓了，雪虽然还在飘着，却已经不再具有封冻肃杀的威力，满园的树梢枝头上也已经开始冒出了新绿，间或传来几声鸟鸣，生命从冬眠中复苏了；他远眺的眼角中不经意的就爬上了嫩绿的叶芽儿的影子，耳中也听见了宛转的鸟语，可是，他的心中却没有春天。

一种不知名的失落的感觉正在悄悄的吞噬着他的心，好一段日子了，他常常没来由的觉得寂寞，即使是在大批人马的前呼后拥中、好几个儿子的随侍下，乃至于在检阅着数万军队的同时……

总觉得生命中少了些什么——当然，他的心中也明白，少的是些什么；多年来跟在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下子少了几个，怎么说都觉得不习惯——有时，他也不免在失落的情绪中掺杂着升起了一丝丝的悔意，觉得自己在盛怒之下，对二夫人和雪儿的处罚太严重了些；可是，往往这个念头才偶一兴起，立刻又被他强制的压了下去，他断然的告诉自己，她们是死有余辜的；她们之所以不可饶恕，倒不是私放努尔哈赤逃走这件事，而是背叛了自己——他命令自己的心里不再留下半点有关她们的一切。

因此，他即使是在心灵深处也紧紧的武装着自己，不让思念和悔意爬上心头，也强忍着寂寞与失落的侵蚀；而这么一来，原本说话就简短而充满了威严的他，话就更少了。

独自望着前方出神，成了他最常有的神情，常常，一个大半天的时间就这样的度过了——当然，他的脑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思维的，他的分析、判断、思考的能力都没有因这精神上的寂寞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像是他在处理对付努尔哈赤的方法上，他依旧展现了超人的权谋。

周密的情报网带给他的当然是灵通的消息，努尔哈赤逃回了建州左卫以及接下来的种种行动，他都了如指掌——包括了到辽东巡抚那里理论和开始聚集人手等等，辽东巡抚那边也来知会了他这件事，当然，如何处理也要听他的意见，照他的意见行事的。

“确是误杀……”

面对着巡抚周咏派来的专人，他轻描淡写的做了指示：“要尸首，可以给他；另外加他点封赏，算是补偿他吧——要尼堪外兰就不行；给了他，以后还有哪个女真人肯为大明朝办事？”

他的话十分冠冕堂皇：“再说，跟夷虏打交道，分寸是要掌握的——要求的事不能全部拒绝，以免逼得狗急跳墙；可也不能全部答应，以免给他们当做冤大头，得寸进尺的需索无度！”

这样的“重点指示”当然听得来请示的人心服口服，可是，一等周咏派来的专人双脚跨出门槛，他立刻吩咐侍立在他身后的李如梧道：“派个人去给尼堪外兰送个口信——把努尔哈赤这几天的行动详详细细的给他说一遍，也把周巡抚派人来说的话转述一遍给他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全由他看着办了——他是女真人，女真人的事他比汉人清楚，该怎么对付努尔哈赤，他也比汉人清楚！”

交代的话只有短短的几句，但他知道，这已经足够了——虽然，这段日子来，努尔哈赤的种种作为都超过了他原先的估计，逼得也不得不对努尔哈赤刮目相看，但是，尼堪外兰的一肚子坏水，他比谁都清楚，用尼堪外兰来对付努尔哈赤，还是绰绰有余的。

“就算努尔哈赤猛如虎，也不过是初生之犊，哪里会是一只阴险狡诈的老狐狸的对手呢！”

想到这一点，他的嘴角倒是下意识的浮起了一道若隐若现的冷冷的笑意。

他相信尼堪外兰对付得了努尔哈赤的——尼堪外兰的坏点子多得有如天罗地网，努尔哈赤这只猛虎是插翅也难飞的——这件事情交给尼堪外兰去办，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当然，让他必须把对付努尔哈赤的事情交给尼堪外兰去办，而不亲自来处理，“分身乏术”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是因为朝中的情势有了重大的变化，他必须集中全力，早做准备以应变，当然也就认为不必要为了努尔哈赤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分去自己的时间与精神了；毕竟，朝中的变局才是会对他造成重大影响、值得他花下时间精神关注的……

变局的起因早在去年就种下了，那便是首辅张居正的病逝。

张居正是本朝第一位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字叔大，号太岳，从小聪明过人，胸怀大志，读书很下了一番功夫；十五岁为诸生的时候，巡抚顾璘看了他的文章便以“国器”称许他；而他也在年纪轻轻的二十三岁就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了宦途。

仕宦之初，他授翰林院编修；不同于一般新科进士以善作“八股文”为长的，他对典章制度以及历代盛衰兴亡的因果特别留心寻求，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因此他虽然年轻资浅，却极受当时的重臣、首辅徐阶等人的赏识。

几年后，徐阶取代了权臣严嵩出任首辅，张居正的才能也就得到了发挥的机会；徐阶对他既重视且信任，许多事情都委由他办理；世宗皇帝崩逝的时候，徐阶草拟遗诏，也与他一起商量。

穆宗皇帝即位后，改元隆庆；隆庆元年，张居正被遴选入阁，政治生命也就更上了一层楼；他的个性深沉，抱负远大，见识超卓，勇敢任事，而又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与才能，一遇展翅的机会，他当然就扶摇直上了。

六年后，穆宗皇帝驾崩，现今的万历皇帝即位做了天子，张居正飞得更高了。

原来，万历皇帝即位的时候，年方十岁，还是个小孩子；当时的首辅高拱因为皇帝是个小孩，两宫太后又是妇道人家，而自己却是“三朝元老”，在态上度不免目中无人了些，于是引起了小皇帝和若干朝臣们的不悦；张居正把握了这个利害关系和时机，联合了小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冯保，逐走了高拱，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对他尊礼有加，赋予他无上的政治权力，并且在称呼上喊他为“元辅张少师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张先生”成为本朝开国以来，文臣中的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才能和实际权力结合为一之后，果然有了一番大作为；他整饬吏治、改革赋税、用人唯才、重视考核、实务和效率；在民间的施政则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奖励农业，并且清丈了全国的田亩，改行“一条鞭”税法，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在边防上则任用了一批优秀的名将，像是戚继光，在他剿灭了倭寇之后，任用他防守京师所在的蓟州；辽东则任用李成梁；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线则委由王崇古负责，这一条国防线与时常寇边的俺答为邻，一直是争战不断之地，百姓苦不堪言，前几朝的英宗皇帝御驾亲征时，甚且在土木堡被俘虏；而王崇古守边的主张却是放弃战争，改采安抚政策，与俺答修好，彼此和睦相处，这种“改国防为外交”的做法很受一干存着“汉贼不两立”观念的朝臣所非议，幸好有“张先生”的支持，他的主张才得实行，而若干年后，事实也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而几年下来，也证明了“张先生”的施政是成功的；他改革了本朝许多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和国防上的陈疾，破除了许多弊病；在他雷厉风行的改革下，本朝开始从颓废、衰败的沉沉暮气中快速的得到了新生，百业转苏，欣欣向荣，海内肃清，边境安宁，民间日趋富庶，国家府库充实；几年的努力，使得本朝的国力达到了自开国以来的颠峰。

当然，“张先生”个人的威望也随着他施政的成功而如日中天的达到了颠峰；两宫太后对他倚望日深，把辅佐小皇帝治理国家的重任全部托付于他，恩赏不断，并且以小皇帝的“师保”期勉他；万历皇帝则对他又是尊重又是敬畏，不止是“言听计从”，心中甚且都饱含着“怕”意——既怕“张先生”时时对他个人所做的劝谏，更怕哪一天“张先生”不悦了，拂袖而去，丢下国家大事不管了——所以，万历皇帝既怕他讲话，又怕他不讲话！

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得到了印证，万历五年的秋天，“张先生”丁父忧，按照人子之礼，他必须离职返乡居丧守孝三年，但是，国家不可一日无“张先生”，因此，万历皇帝下诏“夺情”，要“张先生”继续留在朝中办公而不返乡守孝——这次的“夺情”在当时很引起了一些议论，但是，无论如何，“张先生”的重要性是无庸置议的了。

“圣意”既然如此，全国的人当然也就不便有什么意见了——当然，这种“无人反对”只是表面上的，心中不服的是大有人在的……

其实，早自他入阁、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就数不清有多少因为他的改革而丧失了既得利益的人在背地里反对他、怨恨他、咒骂他，只是碍着他无与伦比的政治实权而拿他没奈何罢了——关于这一点，各方能力超卓的“张先生”又何尝不心知肚明呢？他也曾明白的说出来过：“几年来结怨于天下不少，那些奸夫恶党，有的明里排挤，有的暗中教唆，没有一天不是在打我的主意！”

然而，真正给“张先生”予致命的打击的，倒不是这些暗地里反对他的人，也不是朝廷里暗潮汹涌的权力斗争，而是：疾病。

去年的六月，“张先生”病了，刚开始不过是小小的腹疾，不料没几天病情就转剧，很出乎全国人意料之外的宣告不治，一向精力充沛的“张先生”竟然只享寿五十八岁……

尽管国中有人惊愕，有人悲痛，有人额手称庆，但都无法改变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张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而小皇帝也已经长大了；“张先生”担任首辅整整十年，他去世的时候，万历皇帝正好满二十岁，已经到了不需要“师保”而“亲政”的时候了——朝政产生变局也已经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继“张先生”出任首辅的是张四维，张四维本也是“张先生”拔擢的人才，可是入了阁以后，办事常不如“张先生”的意，便不怎么受“张先生”的喜爱，他也有自知之明，只有更小心的追随“张先生”，图个加官进爵而已。直到“张先生”这一撒手，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机会。不过，朝政的变局倒也不是起于首辅的易人——甚至，朝政之“变”最初几乎毫无迹象，直到“张先生”去世后半年的去年十二月间才开始出现第一个迹象，那就是大太监冯保的被逐。

冯保一向是万历皇帝最亲近的太监，也是皇宫中职位最高、权力最大的太监。远从万历皇帝幼年开始，冯保就奉命侍候、负责照顾，提携捧抱的无微不至；万历皇帝一向称他为“大伴”，视他为最亲近的伴侣，而且在登基之后就擢升他为司礼太监。

而张居正也早在为官之初就深谙了结交冯保的重要性，因此在冯保的身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两人也就结成了莫逆，此后便在许多事情上都合作无间，宫中朝中声息互通，同心协力，政事的推行便方便了许多；张居正便因为有冯保在宫中的援引而免去了后顾之忧，冯保也因为结交了首辅，在朝中势大，而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只是，他万没有想到，在“张先生”死后，万历皇帝会第一个拿他开刀。

先是由冯保的下属——宫中的另两名太监——出面检举，经过一番查证后，万历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蠹国，卖官鬻爵，本应判处极刑，但姑念微功，皇恩浩荡，从宽处置，发往南京闲住，而多年不法所得的财富则全部抄没！

而就从冯保被逐的事一起，朝廷里对故去的“张先生”的恶言批评忽然多了起来，几大罪状如把持朝廷大权，欺君罔上等等的声音从人们的口中四下蔓延着，连直接上本参奏的都大有人在了……

李成梁仔仔细细的想着这些往事，再三反覆的思索着，嘴里竟不自觉的喃喃的念着：“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他清楚的记得这几句话，这是不久前万历皇帝给上书参奏“张先生”罪行的御史的朱批；朱批中明言张居以往的蔽主殃民，殊负恩眷，而万历皇帝原谅了他这些罪行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已经死了！

“今已没，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李成梁再一次的默念着这几句话，心里不觉涌起了丝丝寒意；一个原本是皇帝心目中最重要、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人，竟然在突然病逝后的半年就变成了罪大恶极，还是因为他已死，才不追究他的罪行呢！

更何况，这“姑贷不究”的朱批是一个多月前下的，事隔一个多月，谁知道万历皇帝的心意有没有从“不究”改变到“究”了呢？

他所花费大批的财物所结交的太监们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向他传递了皇帝的心事：“万岁爷这几天一想到‘张先生’就龙心不悦——说他满口节俭节俭的，自己的日子可过得奢侈铺张；尽要宫里省，自己不省！”

“有人给万岁爷打小报告，说是戚帅曾经在夜里派人送了极重、极珍贵的礼给‘张先生’……”

“万岁爷给太后请安的时候骂起‘张先生’来，说他大奸大恶，以前在太后面前满脸恭敬，一掉转头就变一张脸，嚣张跋扈，把持国政！”

消息断断续续的传来，听在李成梁的耳中，他当然“心里有数”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好的兆头，朝政一定很快的有变——张居正已死，万历皇帝即使不翻他的旧帐，也会把气出在他所提拔出来的人身上的！

而自己也是“张先生”所提拔的人啊！

冯保的下场就是个摆在眼前的例子，想都不用想就会不寒而栗。

“为人臣——竟落得这样！”

这几句话他没敢发出声来，只在心中感慨万千的想着，一种“朝不保夕”的不安全的恐惧感悄悄的布满了心田。

其实，他何尝不知道“张先生”真正死后获罪的原因；十年辅政，他被寄望为万历皇帝的“师保”，自己也以“师保”自居，对万历皇帝的要求未免过高过严，弄得万历皇帝从小就怕他；而在朝政上，“张先生”之被攻击为“把持国政”倒也不是无的放矢，“张先生”虽然重用了不少贤能，本身也能力超强，但对于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则是一概斥逐、贬离的，大小事务，“张先生”一手把持得滴水不漏，全国的权力全操在他手上——这在小皇帝年幼的时候还行得通，一旦小皇帝长大了，哪里还容得下这“摄政王”的存在呢？

“万岁爷，今年整整的二十一岁了！”李成梁不由得长长的吁出一口气来，心中五味杂陈：“‘张先生’疏忽了这一点……”

为官多年，他当然明白，即使再多的政敌的反对声音，也远不如皇帝个人的态度重要；锦上添花和墙倒众人推都是人性的本能，尤其是在权力斗争的漩涡里，人性的丑陋面更是加倍的展现。

也因为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他心中的忧虑更深了——自己既是“张先生”的人，在这一次的变局中，还能不能保住现在的位子，实在是件没有把握的事！

能够再“加紧努力”的也只有更密切的和京师方面保持联络，多方了解万历皇帝心里的喜怒哀乐……

“‘张先生’这一死，影响之大，恐怕是我朝几十来所未有……”

他忐忑不安的想着，面对着朝廷里即将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他除了小心翼翼的观望、应变之外，便只有让焦虑和不安像春蚕般的吞噬着他的心叶，更匀不出什么心神来思考对付努尔哈赤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