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书

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

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

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

下面是杨涟的反应：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

“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并昭示天下。

如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

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

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如你，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

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

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老师

杨涟死的那天。左光斗也死了。

身为都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许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杨涟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

而他的态度，也和杨涟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

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

他不在乎，有人在乎。

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

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位看守，进入了监牢。

他换上了破衣烂衫，化装成捡垃圾的，在黑不隆冬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

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已经被打没了（筋骨尽脱）。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

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离的愤怒：

“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

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

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

“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扑杀汝）！”

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

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

二十年后，扬州。

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1645）二月。

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愧于吾师）！”

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

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先后被害。

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

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

抓进来六个，其他五个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官职——刑部主事。

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诏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

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是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还一起罚过站，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转悠。

外加顾主事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许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

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

事实上，许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伸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

一般说来，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诏狱这种高档次监狱，进来的除了窦娥、忠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也不少见。

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

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的姓名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诏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

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

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看守问：

“几天？”

燕大侠答：

“五天。”

看守答：

“可以。”

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我已尽力，五日已满，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

燕大侠并不紧张：

“今晚定有转机。”

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

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许显纯又来了。

许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

“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顾大章很高兴。

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许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许显纯无能为力。

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许显纯们搞不定了。

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

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

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许显纯也未必知道。

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

之前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

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老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得不对，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

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许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是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

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

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

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

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我不能代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

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疆臣，处以斩刑。

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

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

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

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

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魏忠贤不明白，许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

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

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

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播之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断无遗种）！”

“吾目暝矣。”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

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三个指头已被打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

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

“吾目暝矣。”

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

七君子

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演到这里，坏人也该休息了。

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

这七位仁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狠了点，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

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

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

魏忠贤错了。

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某大师曾反复说过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尽，缘分必定早尽。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

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

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

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在这七个人中，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都是御史，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周起元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数周顺昌了。

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

周顺昌，字景文，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嫉恶如仇。

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

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

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

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

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

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扯淡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