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自古就与中国关系密切，千年以来，无论双方所建的国名为何，朝代何名，国君何人，都无妨于双方的实质关系。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原本为高丽王国大将的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自己坐上了王位，并改国名“朝鲜”；此后历经几代君王的经营，农经、文教都有可观，在外交上则向明朝通贡称属，在国内也治理得相当安定，两百年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发生过，百姓的生活也就十分富足安乐。

唯独在政治上，两百年间小有起伏；原来，李成桂以武人建国，形成了一股与旧势力对抗的新兴的政治集团，巩固了王权；三传到世宗，由于他贤明而崇尚文治，在位期间除了努力为人民谋福利以外，又设立了集贤殿来培养学子，因而促使文化兴盛，也开始产生“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在经历几代之后便形成了君主、勋臣之外的第三势力——士林。

但是，在前几朝，三者之间的势力还算“牵制得均衡”，只偶尔出现些此消彼长的现象，而没有产生太大的争端。

争端的开启是从成宗时代开始的——成宗时代完成的文物制度，受他重用而担任这个重大任务的新的政治集团便是“士林派”；士林的领袖金宗直既受成宗的重视，便有能力荐引了许多的弟子到朝廷任职，而与当时执政的卢思慎、徐居正、梁诚之、韩明浍等勋臣采取对立立场。

士林的理想是在建设一个充满义理和道德的社会，尊重学术与言论，而达到以文化立国的目标；因此，他们的政治信念是在于建立一个以读书人执政的体系，而排斥专制王权与宰相中心体制——这样的理念当然是与原先的既得利益者相抵触的，幸好因为成宗的回护，双方才没有在表面上导致激烈的冲突。

然而到了燕山君的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燕山君本人希望实行君主专制，因而对势力已发展得相当庞大的士林十分痛恨，于是大力打压；燕力君四年的“戊午史祸”和十年的“甲子士祸”中，被诛杀、放逐的士林，人数多到几乎完全绝迹于政坛。

但是，燕山君本人也因弹压勋臣、士林，杀戮过重，失德无道而大失人心，遂导致一部分的儒臣发动了政变，拥立中宗取代他为王。

中宗即位后，再次重用士林；于是，士林的势力又逐渐抬头，也再次的陷入了与君王、勋臣的权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中；中宗十四年，悲剧再一次的发生——在“己卯士祸”中；士林又大量的被杀、被逐。

但是，排挤了士林的勋臣势力也没能独享太久；中宗去世后，他的两名异腹子仁宗、明宗先后继立，造成了两个外戚集团的斗争，于是又发生了“乙巳士祸”，过程中也连累了不了士林；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的实力都削弱了不少。

这样的政治斗争的情况，直到明宗去世，现任的国王李昖继位之后才稍见改善。

由于士林不同于勋臣、外戚的结构，人员和数量都局限在少数的特定对象，而为广大的读书人的群体，并且透过书院和乡约的教育性组织，得以深入民间扎根，因而具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当勋臣、外戚因权力斗争而双方实力大减的时候，士林仍有大批的源源不绝的读书人可以补充，因此，机会一来，他们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李昖国王即位之初，大量的重用士林，形成了士林政治；但是时间一久，弊端就出现了——士林的人数既多，朝廷的官职却有限，于是，“僧多粥少”，便不免产生你争我夺的现象，而形成了党争。

争端初起是为了一个“诠郎”的职位——在朝鲜官制中，“诠郎”的职位虽低，但却握有铨选官吏的大权，而且担任过诠郎的人往往能荣升宰相，因此人人想争取这个职位；而这个职位援例是由离任者推荐，管道相当狭窄；早先，金孝元因为有文名而被推荐，但吏曹膬议沈义谦却因为他曾阿附权臣，有伤读书人的风骨而大力反对，虽然金孝元还是当上了诠郎，但心中对沈义却产生了芥蒂，等到他离任时，沈义谦之弟本当被荐为继任人选，金孝元却拒绝了；这么一来，心中的芥蒂拿上了台面，两人公开的反目成仇，互相攻击；而朝中的官吏也因为原本的交情，气味相投或利害相关而纷纷投向其中之一的阵营，不久就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的派系、集团；东人、西人两派的对立开始确立，而且由在朝为官的官员向全国的士林扩散；几年之后，全国的读书人就因为自己的血统、师承、交友等关系的依归而分裂成东、西两方，并且展开了如火如隐的文斗，双方唇枪舌剑的你来我往，为反而对反对的互不相让。

而内斗激烈的结果便是“渔翁得利”的便宜了外人……

当日本的丰臣秀吉已明白的展现他侵略的野心，并积极的打造军舰、准备武器、粮草的时候；一群以儒者李珥为首的有识之士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危机，于是大声疾呼，提醒朝野上下注意日本的动静，并向李昖国王建议养兵十万以固国防。

但是，李珥因属“西人”，这个忧患意识竟被他的对头，属“东人”的柳成龙为反对而反对的讥为平地风波、无稽之谈；“养兵”的建议也就在这样的杯葛下无法付诸实行了。

接着，丰臣秀吉派了人来到对马，说要商谈“假道入明”的事，李昖国王便也派人为报聘，去到对马与日使见面，接着，再到日本走一趟；为了维持东、西两派的均势，他便选了西人黄充吉为正使，东人金诚一为副使，一起出使日本。

等到两人回朝的时候，李昖国王亲自召见了他们，详细的询问着经过的形情；黄允吉先提出报告说：“日本的使者表面上讲究礼貌，实际上的态度却很强硬；日本国内的备战气氛很浓，军队一批批的调动、受训，工匠们全被徵去了山中工作，百姓们一路抱怨着匠人们被徵召，许多工作都没人做了，关白却还要徵收两倍的租税，壳物、布匹全部缴上去了还不够，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这种种的现象，看在臣的眼里，实在忧心如焚，看样子，日本发动攻势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哪里知道，副使金诚一立刻秉持着他“为反对而反对”的基本立场，驳斥黄允吉说：“臣并没有看到那些情形——黄正使捏造事实，信口雌黄，危言耸听；他的目的是在动摇人心，弄得全国上下仓皇不安，以便他从中取利而已！”

两个同去同回的人说的话竟然完全不一样，弄得李昖国王根本无法分辨是非，只好又问：“丰臣秀吉这个人怎么样？”

黄允吉回奏：“其人目光烁烁，似是胆智过人；其形如鹰，阴狠有霸气，‘假道伐明’的野心非常明显！”

但是金诚一却说：“其人外形似猴，双目如鼠，根本不像一方英主；何况日本地狭民贫，哪里具有伐明的实力！”

就这样，弄得李昖国王根本无法做出判断，召集了大臣们来商量，大臣们的意见也还是壁垒分明的两派，争执不下，互不相让，也互相牵制；因此，每一天的时间都在吵吵闹闹的意气之争中度过了，什么决策也没有定出来；而在李昖国王的私心中，也认为日本不会真的出兵的，因此，面对着迟迟不定的对日决策，他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听由两派的大臣们喋喋不休的争论着——直到日本的大军渡过了海峡，攻上了朝鲜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