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东林运动

《宋史·苏轼传》中一开头就记载了一段苏轼早在幼年时就立下的心志：

苏轼因为父亲苏洵游学四方，幼时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每读到古今成败，程氏都为他详细的分析其中要义；一天，程氏教他读《后汉书》的《范滂传》，读着读着便忍不住慨然太息；十岁的苏轼便问她：“我如果效法范滂的志行，您会答应吗？”

程氏回答他说：“你如果能效法范滂，我难道不能效法范母吗？”

这短短的一段话固然记载了此后影响苏轼一生志行的因由，同时也明白的彰显了在这对母子的心目中，范滂和他母亲的志行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受到景仰！

范滂是东汉的“党锢之祸”中牺牲的清流之一——为了反对当时由宦官、外戚所把持的黑暗政治，一群耿介、正直、坚持理想和气节的读书人透过舆论评议时政、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形成了“清流”的力量，当然也就成为当权者厌恶、迫害、陷杀的对象。范滂的个性刚直，嫉恶如仇，既痛感时政的黑暗，更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出任官职的时候，他的作为公正清明、一丝不苟；到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的时候，他当然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受尽苦刑，却仍然不屈不苟，愤慨激昂的在讯问时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景仰，在他出狱的时候返回故乡汝阳时经过南阳，来迎接他的车舆就有数千之多。

而到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时候，他以三十三岁的英年，为自己所坚持的气节殉身，《后汉书》中关于这段史事的记载是：汝南督邮吴导奉命逮捕范滂，他到达范滂的家乡征羌县后，抱着诏书，在驿站里关起门来伏床痛哭。范滂知道了这件事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动到县里投狱。

县令郭揖一向敬重范滂，看到他来投狱大为震惊，解下印绶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说：“天下这么大，您何必在这里等着命丧奸人之手！”范滂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说：“我死，祸事就结束了，怎敢连累您，又使我的老母亲为我而陷入流离颠沛呢？”

到了就刑前，范滂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向母亲说：“弟弟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老人家；我则到泉下去侍奉先父，存亡各得其所。请母亲割不忍之恩，不要哀伤！”

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很平静的对他说：“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这两位受人景仰的正人君子齐名，死又何恨呢？既得了美名，又何必想兼求长寿呢？”

范滂跪下敬受母教，再拜辞别——

这段史实读来令人由衷的感动，范滂刚正的人品令奉命来逮捕他的人放声痛哭，令地方官宁愿弃职陪他逃亡；而范滂却因为不愿连累他人而甘愿命丧奸人之手，尤其难得的是范滂的母亲，即使在忍痛亲见爱子受刑戮的时刻，她所训勉儿子的话仍然是一股大无畏的精神，轻生死，重气节，展现了一个坚强而伟大的心灵。

读到这段记载的苏轼母子油然的生出了景仰与效法的信念——其实，不只是苏轼母子受到了感动和影响，千百年来，传承了这种“轻生死、重气节”的精神的知识份子从来没有中断过，无论是汉、唐、宋、元、明——

越是黑暗的时代，越能磨练、淬励着人类的心志，从而使心灵与精神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明末的东林运动一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意义在史家笔下是：“在这个时代，知识份子秉承了前代论政的风气与先贤丰富的文化遗产，毅然挑起了澄清天下风教的重任，仅仅凭着读书人的一点骨气，与颟顸昏庸的当权派发生直接的磨擦。”而所获得的是“表现了知识份子忧国忧时的胸怀，形成维系政治文化于不坠的一股中心力量。”——尽管两者的过程不尽相同。

“东林”本来不是一个蓄意组织起来的集团，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念的知识份子自然而然的凝聚起来的一个团体——早在顾宪成被罢斥为民、于万历二十六年重修“东林书院”之前，甚至在他考中进士、出任官职之前，他的身边就已经聚合了不少一起谈学问、关心国事的人群，像是弟弟允成、学生高攀龙、老师薛方山的孙子薛敷教等等；而他在朝为官的时候，更与朝中的一批正人君子时相往来，无论长官或同事，全都因为彼此的内心中共同所存在的知识份子的感时忧国的情操而气味相投、而结合成一股力量；到了他罢官之后，他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和他一样的因人品的清贵和择善固执的理念而不容于现实的污浊的政治，逐一的步上了他的后尘，陆续的罢官还乡，史孟麟、于孔兼、安希范、薛敷教、钱一本、刘元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纷纷的由在朝而在野；当然，无论他们的身分是官是民，在内心深处对国事的关怀都是一致的，即使已削职为民，大家还是时常的聚在一起，谈论学问、批评时局，并且发出强烈的改革的呼声，于是，“东林”这个团体也就逐渐的形成了。

东林书院原本是由宋代大儒杨时所创建的一所私人讲学所，位在常州府的无锡县，因为得地利之便——顾宪成、高攀龙等都是无锡人——使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党兴起了重修以做为讲学、聚会的地点；这个计划得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很快的付诸实行，于万历三十二年重建完成。

落后成，大家约定了每月的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大会东林讲堂；顾宪成作会约，高攀龙作序，明白的确立东林书院“卫道救时”的使命，并由顾宪成出任山长——他是名符其实的东林书院和参与的众人的精神中心——每一次讲会的讲稿都印行、流通，使没能前来出席的人也能得知讲会的内容；同时，他和东林书院的其他学者们也常常赴邻近的其他书院巡回讲学，使影响更加的扩大；在这样多方面的传播下，没有多久的时间，东林书院的名声已经传播到了全国。

而正如顾宪成所手书的、悬于东林书院的依庸堂内的对联所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和所有的东林学者们都不是躲在象牙塔内钻研学问的学究，他的学术观是在经世致用，他所认为的知识份子的第一要务是在于挽救世道人心；因此，他其实是一位以学术为基础的政论家；明史上记述着：“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于是，“东林”这个团体，虽无“党”的名义与组织，却隐隐的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的政治影响力的实质上的“在野党”，像是反对矿税等行动，既具体且达到了一定的成效；而且好几度的运用这种透过舆论的影响力来干预朝中官员的任用与去留；像是大学士沈一贯的被迫辞官、王锡爵则婉辞再度入阁，及巡抚李三才的因为与顾宪成相善而大受舆论支持——无论就哪一件事看来，“东林”的介入政治的程度和政治实力都到达了相当的程度。

当然，这么一来，“东林”也就和朝廷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东林”发动舆论的基本标准是“严君子、小人之辨”的，对于心目中所认定的君子大力的拥戴、褒扬，对于心目中的小人则横加攻击，这么一来，又把所有的小人逼到团结起来，一起对付“东林”了。

这时的朝政已经纷乱如麻了，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明朝的衰败之象已生，朝廷之中原本也已经发生了“小人结党”的情事——隐隐形成的有三派，不同于“东林”的因志同道合而结合，这三个党派主要是以地理的区隔和同乡的关系而组合的；其一是浙党，主要成员是沈一贯和他的拥护者，沈一贯是浙江人，故名。其二是宣党，以汤宾尹为首，其三是崑党，以顾天骏为首。后来这三党重组，改成了浙、齐、楚三党，沈一贯又已去职，遂以汤宾尹为首。

这三党在朝廷中当然拥有着不小的实力与势力，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很快的就与“东林”对起垒来。

双方第一次把原本只在暗中角力的斗争搬上台面，引发成公然的冲突的导火线是为了推举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事——内阁大学士的名额既因沈一贯的去职以及另两位大学士的或去职或去世而有了空缺，递补的人选也就成了各方明争暗抢的对象；拥戴李三才的人们所持的理由是以往内阁大学士多由词臣出任，不免常因对广大的全国各地的民情了解不够而影响施政成绩，因而认为增补的人选宜考虑由外官中遴选；李三才挥霍有大略，出任外官多年，每到一地都很得民心，政绩非常好，因此是最适当的人选。

但是李三才的政敌和有意入阁的其他人选和他们的拥护者也立刻展开了行动，收集了许多证据大力的攻击李三才，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表面上看起来，这场纷争只是支持或反对李三才出任内阁大学士而已，而实质上却是两个集团的大角力。

朝臣中支持“东林”的人当然很不少，内阁中仅存的几位大学士之一的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这两个实质的政治地位较高的人也在其中；于是，顾宪成亲自写信给他两人，极力的推许李三才的能力；御史吴亮一向与李三才交好，便把这两封信附在邸报中公开，却没想到这反而帮了倒忙——攻击李三才的人抓到了把柄，指出李三才与东林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的政争风波即是由东林在幕后操纵的——朝臣结党是明朝政府所明令禁止的，以往朝中即使有小圈子乃至三党的存在，也只能秘密的私下形成，李三才与东林的关系已经犯了大忌，攻击他的人更索性使用了“东林党”这个名词来加深万历皇帝的恶感；在这样不利的情势下，李三才只有自动辞官了事。

这一仗，“东林”是打输了；但是，随即又藉着“京察”扳回一城——由于京察的主事者是吏部尚书，孙丕扬既是顾宪成昔日的长官，又一向对他赏识有加，当然很重视他的意见和建议；在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大计京官中，孙丕扬雷厉风行的对不适任的官员提出了察劾黜落，三党中有许多人被劾，连两个领袖汤宾尹和顾天竣都不免；这一个回合的争斗，东林占了上风了。

接下来，孙丕扬的行动是向万历皇帝推举顾宪成、高攀龙等多人出任官职；可是这一回却没有成功，万历皇帝没有接受他的推荐，上的奏疏全给“留中”了；而这时的孙丕扬已经年近八十，意兴阑珊，去意顿生，再数度辞官不准的情况下，他于第二年的二月“拜疏迳归”了。

而这一年——万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东林的损失更大：一向为实质领袖的顾宪成就在这一年因病去世了。

继承顾宪成主持东林书院、领导东林运动的是他的学生高攀龙（西元一五六二——一六二六年）。

高攀龙用功而博学，在学术上的成就很高，在宦途中却和其他的东林人物一样的不得意；他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却因嗣父之丧，直到万历二十年才到京师谒选，任职行人司行人，第二年就因为上疏痛责不适任的内阁大学士王锡爵而被贬到广东揭扬做添注典史的小官，七个月后，他因事返乡，却遭到了丧亲之痛，也就索性辞官居家了。

他在太湖边上盖了座“可楼”，住在里面读书，并以静坐来修心、思考；但，他却非隐居在此，不问世事——身为顾宪成的学生，他不但接受了顾宪成在学问上的指导，在精神的领域上所受到的影响更大；甚至，他的心志和使命都是与顾宪成相通的——身为知识份子，他同样的背负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但是，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时局，败坏的脚步一日快过了一日；在政治上固然有东林与三党的争斗，在经济与财政上则更加困窘，万历皇帝建造定陵的花费和前些年间平宁夏哱拜、援朝鲜及平西南杨应龙乱的军费，乃至于几位皇子、公主的婚费、诸王就藩的庄园等大笔的开支，不但早已耗尽了张居正当国十年所积贮的财富，还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百姓增加赋税，原本丰足的大明天下已然变成民生凋蔽、哀鸿遍地的惨酷荒原了；而这时据有辽东的努尔哈赤却已日渐茁壮——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皇宫中发生了“梃击”案——一名叫张差的男子在受人的指使下，手持木棍，闯进皇宫，意欲打死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常洛——这当然是件令举国哄动的大事，但是，经过调查后，既发现这件事的背后主谋乃是万历皇帝所最宠爱的郑贵妃，一切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自万历皇帝、郑贵妃、皇太子常洛之间的心结、朝臣的反应，下自民间的舆论，在在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且连带的引起此后的“红丸”和“移宫”两案，对整个大明朝造成了无法估计的伤害。

而处在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份子内心中所共同存在的感受就是痛苦；幸而，“东林”所抱持的人生态度既是积极入世的，虽然在现实环境中屡屡遭受挫折和失败，也不放弃任何的努力；在高攀龙的率领下，东林诸人继续透过讲学来追寻一个理想中的未来世界，以维系人心中的希望，也继续透过各种努力来与为他们所目为“小人”的三党对抗；同时，他们也成功的培养出了下一代的优秀人才；高攀龙的学生杨涟、左光斗等都已在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年轻一辈参加东林书院讲会的也已有许多人开始崭露头角、中试任官，为“东林”带来了一股新的希望，也激励着东林诸人再接再厉的努力不懈——

万历四十八年（西元一六二零年）的七月，万历皇帝病逝，皇太子常洛继立，拟定“泰昌”二字作为第二年改元的年号，不料根本没有用上——他只做了二十多天的皇帝就因为吃下一颗“红丸”而暴毙了——大臣们只好把这一年的八月以后改为泰昌元年，泰昌皇帝也立刻有了“光宗”的庙号。

朝中只好再换皇帝——由常洛的长子，十六岁的由校接位，以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而就在换皇帝的过程中，“移宫”案随之发生：原来郑贵妃为了怕常洛继位后与她计较前嫌，为了巴结常洛而大力拉拢常洛的选侍中最得宠的“西李”，两人在常洛暴毙后合谋揽权，西李且占住乾清宫不肯迁出，经过杨涟左光斗等大臣的据理力争，这才顺利的解决问题，新登基的天启皇帝得以迁入按惯例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

“三大案”总算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了，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中人在“移宫”案中的作为也立刻在短期间收到了回报，东林的另一个后起之秀汪文言则很巧妙的联结了对天启皇帝很有影响力的大太监王安，有了这几重关系的运作，东林很快的在朝廷之中占尽了优势。

以往在政争中失位的东林人物开始重回政治的舞台，高攀龙从光禄寺丞的职位开始复官，不久就升为光禄少卿，邹元标、赵南星、叶向高等人也全都复官，而且深受重用；到了天启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年），东林诸人再一次的运用“京察”大计京官的机会，很成功的排除、整肃了他们的政敌，把他们目为“小人”的三党党人驱逐得所剩无几；朝中的重要职务则几乎全由东林人物来担任，像叶向高出任了内阁大学士，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高攀龙出任都御史，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等人全都出任重要职务，一时间，东林的声势达到了鼎盛。

然而，正因为“东林”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不是一个政党，而只是一群有学问的正人君子所自然而然的聚合在一起的无形的团体，他们每一个人都读了许多书，个性耿介正直，讲求气节操守，也满怀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理想，但却没有实际上的政治理念及施政方针；因此，这一批正人君子虽然一一的出任了要职，却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挽救大明朝的颓势，解决丛生的百病——无论是国内的严重的民生凋敝，还是辽东的努尔哈赤兴兵攻陷大小城池的严重外患。

而且，东林诸人所讲求的学问既建立在对个人品德的要求上，以气节、操守做为一个人的绝对考核标准，稍有不逮便将之目为小人，且又严格的区分君子和小人，并将所有的小人都纳入排除之列，逼得所有的“小人”走投无路，只好团结起来，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尽办法来对东林施予反击——他们逐一的依附到一名在天启皇帝跟前颇吃得开的太监魏忠贤的羽翼下，以寻求政治实力上的后盾，以对抗东林的排挤。

相对于魏忠贤而言，有了这许多人的依附，实力当然就逐渐壮大了——就在东林势盛的时候，一个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就这样悄悄的形成了；而致力于讲求个人气节的东林诸人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危机来临的脚步而采取防微杜渐的方法，终至于酿成了悲剧，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祸事——

魏忠贤本是个市井无赖，因为赌博输钱，无法偿还，索性自宫做太监，到皇宫里执役，混口饭吃；由于他成年入宫，又在市井中“混”过，比起一般自幼入宫的太监们来，当然更懂得人情世故，更善于讨人欢心，不久他就受到了大太监王安的赏识，也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结成了假夫妇——宫中的名词称做“对食”，一般的宫女和太监虽然无法成真夫妇，但是“一起吃饭”，宛如夫妇，在明朝的宫中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普遍现象。

而客氏在天启皇帝的心目中占有非常大的份量——天启皇帝在心理上不是个正常人，他对奶妈有着异常的依恋；这个不正常的心理不只是他个人的因素，而是整个时代悲剧所造成的，而且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恶因。

他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那时，他的父亲光宗朱常洛虽已被立为皇太子，却仍然不受万历皇帝的宠爱，也仍然活在郑贵妃的阴影下，一切的待遇都很差，日子并不好过，能给予儿子的照顾当然也就很有限了；他的生母王选侍又早死，稚弱的童年中就只有奶妈的怀抱是温暖的、安全的了。

“梃击”案发生的时候，他年方十一岁——就连父亲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对于这么一个无母的孩子幼小的心灵的打击也就可想而知的，因此，他更加的依恋奶妈；等到做了皇帝之后，虽然已无安全感上的威胁了，这份依恋却已在他的心中生根了。

因此，他对于奶妈在名义上的丈夫也“爱屋及乌”的给予特别的优待，使魏忠贤得到了许多接近他的机会——老于世故、善体人意的魏忠贤也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得到了他的宠信与重用。

由于幼年时所埋下的心理不正常的恶因，天启皇帝对于政事毫无兴趣，而只偏爱做木工；既然得到了心目中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可堪信赖的魏忠贤，他也就索性把大小事务都交给魏忠贤去处理，自己专心一致的在皇宫里钉钉敲敲的制作各种木器。

魏忠贤的权力于是越来越大，在他设计害死了王安之后，他成为皇宫中第一号要人，正如杨涟上疏弹劾他的内容所言：“致掖廷之中，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历史的脚步走到天启四年的时候，天启皇帝已是有名无实，而魏忠贤则是有实无名的皇帝了。

这种情况对东林当然是大大的不利——“阉党”的组成份子既然绝大多数都是原先被东林视为小人的三党成员，一旦实力、势力都有了，当然就开始准备对东林展开反击了。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个性刚介的杨涟做了一件失之急躁的事，成为酿成东林惨事的导火线——他看不惯魏忠贤的种种不法、弄权的事，激于义愤，他挺身而出，洋洋洒洒的写下一封长疏，弹劾魏忠贤所犯的二十四条大罪，并且不顾东林的其他人士的反对和劝阻，贸然的进呈天启皇帝。

也许，杨涟的本意是想拼着自己的一顶乌纱帽与一条命来唤醒天启皇帝的心；可是，事实的情况远比他想像中的要坏得太多了；不但这一道奏疏根本进不了天启皇帝的心中，祸事发生以后送命的更不只他一个人——

他自己在上疏的几天后便被“切责”，四个月以后削职罢官；接着，赵南星和高攀龙也在魏忠贤的矫旨下罢官；到了第二年天启五年的三月，魏忠贤硬把罗织在熊廷弼身上的罪名和东林诸人牵扯在一起，先逮捕了汪文言拷打，继而逮捕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将他们在狱中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致死；再接下来，矛头又指向了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这些人因为有的已罢官，有的出任外官，并不全在京中，他又派出“白靴校尉”四处捉拿，将这一群“黑名单”上的人一网打尽。

这些人中只有高攀龙没有被捕——他是在魏忠贤所派遣的缇骑到达的前一天夜里在家中投池自尽。

他死后，东林书院也就在魏忠贤矫旨毁天下书院下，变成了一片瓦砾；东林其他在朝为官的人，即或免于被迫害致死的，也大多被迫罢官，满朝顿成阉党的天下；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原本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经过这样重大的摧残，更加元气大伤，距离灭亡之日也就更近了。

但，魏忠贤的下场却早在明朝灭亡前就来临了——天启七年的八月，天启皇帝病逝，由于无子，帝位由皇弟朱由检接掌，第二年改元崇祯；崇祯皇帝的心性大不同于乃兄，更不甘于做个傀儡皇帝，当然也就容不得魏忠贤这个“九千岁”的张狂了；经过一段日子的准备后，他成功的诛除了魏忠贤、客氏，以及阉党中的主要人物，以往受到阉党迫害而罢官的人又一一复职，东林人物便再一次的抬头了。

于是，另一个政治斗争的循环又重新开始了——即使崇祯皇帝屡次明白的表示他对大臣结党的厌恶，并且三申五令的禁止着，但是，表面上平静的情况并不代表私底下没有暗潮的汹涌；也尽管在经历了上一回合的循环之后，东林与阉党的重量级人物已全数亡故，所剩下来的人都只是“第二级”的人物，却仍无法停止彼此之间的争斗，小者如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之间的争斗，大者如唯一能阻挡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南侵攻势的袁崇焕因阉党的谮害和崇祯皇帝的疑忌而遭极刑——终整个崇祯朝，乃至于南明的小朝廷，双方都在不停的争斗着，直到整个明朝覆亡，中国的历史走到了清朝，这两方的政争战士才因失去了战场而不得不停战；但是，换来这样的“和平”的代价却是惨痛的改朝换代——

从一份单纯的知识份子感时忧国、挽救世道人心的深心悲愿，发展到一个团体运用学术和舆论的力量来影响政治，乃至于以身相殉——史家们每把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明末的东林运动相提并论，并推许这一群知识份子在对抗黑暗的现实政治和腐败的强权时所做的极度努力及所展现的轻生死、重气节的道德勇气，充分的发挥了知识份子在精神层面的崇高与悲壮；即使他们的努力终归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道人的精神力量的光辉；Charles O.Hucker甚且提出了“光荣的失败”这个专有名词来做为东林运动的肯定性的评价。

的确，就做为一个知识份子内心中所怀抱的理想与坚持来看，无论是党锢中人还是东林中人，乃至于生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留在史书上的心志读来都是令人凛然生敬的；范滂母子的志行赢得了苏轼母子的尊崇，甚而萌生“效法”之心，东林诸人在狱中殉身之际，在一般知识份子的心目中所升起的是崇敬——

然而，朝代毕竟是灭亡了，后世的史家在研究兴亡的关键时不免要沉痛的指出，党祸之祸所造成的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善类与菁英为之一空，国家社会失去了大批有才德有理想的人，更失去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元气大伤，很快的就走向了灭亡的道路；明末的东林运动亦然。

毕竟，历史是人类整体的发展过程，而非少数个人的单一活动；党锢中人固然都是一时名士，东林诸人也个个都是学德兼备的学者，每一个个人都是优秀的，他们所追求和所坚持的理想也都是崇高的，但是结果却失败了；究其原因，外在的时代因素固然重要，这群知识份子内心的意识型态更值得探讨。

知识份子大都具有强烈的“完美主义”的倾向，内心所追寻的理想世界是完美得毫无瑕疵的；对人的要求也一样——尤其是对政治人物的衡量标准，不但要求在才能上完美，还要求要在学问、品德上达到零缺点——这个理想就势必要和现实发生严重的冲突了；这世上，有谁是完美的呢？

更何况，道德理想并不等于政治理想，政治理想也不等于现实政治——一旦将三者的要求重叠，悲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了。

诚然，明朝的政治环境自张居正逝后已经腐败到了极致，东林的所大声疾呼的道德要求展现了知识份子的良心；但是，就政治而论，实际上的作为是远胜过口号的，而在这一点上来说，东林是相当失败的——即以他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来说，获得他们大力支持而企图推举入阁的李三才在廉洁方面就是很有问题的；况且，他们在野的时候固然大力评议朝政，但等他们中的多人纷纷官居要职的时候，却依然拿不出一套具体的措施来改善朝政；执政期间，他们最大的作为即是在排除被他们目为“小人”的政敌；而他们衡量人的标准是绝对的、严格的二分法，非善即恶，非君子即小人，只要是人品上稍为出现被他们目为瑕疵的人，就立刻被目为小人；其实，这世上哪有绝对的衡量人的标准呢？原本只是小奸小恶的魏忠贤在政治的大环境中逐渐演变成大奸大恶的魏忠贤，是不是还包含着许多值得探讨、深思的问题呢？

展读史书，我常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基点来思考；历史的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视野，在研究一个朝代兴亡的过程中往往引发出许许多多的启示，从人性到政治，从精神领域到现实环境，广阔的思考空间中有着无穷尽的待挖掘的宝藏。

然而，我也不免时常的自内心深处发出声声的感慨以及悲叹；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监往知来，但是，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人们在读史之际，究竟能得到几分“监往”的省思呢？从东汉迄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党争和内斗的史事发生，“党锢之祸”的殷监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同样的，东林运动亦然。

修复后的东林书院的遗迹至今犹在，屋瓦和石阶上的点点青苔是岁月的痕迹，书院里的陈设和苍翠的林木，悠悠的度过了几百年的时光；而历史却是无情的，它所作的是一个客观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