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擒获后交给了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然后由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第一次审问的收获很小。

刺客招认自己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然后便胡言乱语了起来——宛如得了失心疯一般的颠三倒四乱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刘廷元无奈，只得据实上奏。但是，无论刘廷元听到的供词是些什么，京师的舆论已经因此沸腾，群情汹汹，人人异口同声的猜测着，议论着，而矛头一致对准了郑贵妃。

几乎十之八、九的人都认为，这名名叫张差的刺客是由郑贵妃所收买、指使，命令他潜进宫来打死皇太子常洛，以便由她亲生的儿子福王常洵来继承皇太子之位。

言之凿凿，却非毫无依据。

有心人直言指出几点：“皇宫一向禁卫森严，寻常人等怎进得去？要躲过重重警卫，除非是神仙了！”

附和的人响应着说：“是啊！即使有人能飞檐走壁，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际，也难以遁形啊！”

第二个要点则是：“即便进了皇宫，也不知慈庆宫在何处，皇太子在何处啊！”

附和的人又说：“是啊，除非有人引路！”

几说之下，结论就更明确了：“不是郑贵妃，还会是谁？”

当然不可能是万历皇帝自己，或者长年卧病的王皇后——

于是，这个推论一直被延伸下去：“打从二十多年前，郑贵妃就有谋立己子之心了——这二十多年来，从未中断过啊！”

“大家细数一数，已经有多少纷争生出来过了？多到数不清了呀！”

“可不是吗？光是‘妖书’，就闹了两次——前几年，那什么‘王曰乾案’，可不又是关系着郑贵妃母子的野心吗？”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越说参与的人越多，声浪越大——宫朝中受到的压力当然就更沉重了。

万历皇帝恨得直咬牙：“为什么总有这许多事生出来，教朕过不得耳根清净的日子！”

但是，毕竟事涉内宫，“行刺”更是兹事体大；刘廷元审不出所以然来，他只得下令，交由三法司提审，务要审出口供，廓清是非。

于是，案子发到刑部——越发的非同小可了。

原已人手不足的刑部将此案当做最要紧的事来办，放下其他所有的案子，齐集全部的人力来办理这件滔天大案。

然而，百姓们的议论却没有因为刑部官员的努力而稍有停息——大家不谅解郑贵妃，无论案情的真相是什么，先就认定了郑贵妃是元凶。

这种种情况，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改善、能承担的了。

于是，万历皇帝越发的焦头烂额。

这个行刺太子的“梃击”案已弄成燎原之势，无可收拾了，他即使不上朝也无法完全不受干扰，偏偏满朝的大臣虽多，竟无一人能妥善处理——每每一听太监们的奏报，他就恨不得挥手打人。

而这一天，他的心中闪过一道光：“怎的不叫叶向高回来，把这事料理妥当了呢！”

叶向高致仕，固然是因为对大明朝充满了无力感，几度辞官；他也厌烦叶向高老爱劝谏，索性准了——现在却有点后悔起来了。

毕竟，叶向高是个能人——

他想起了两年前的万历四十一年，叶向高以非常高明的手法料理了一桩也是有关皇太子常洛的疑案，料理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了无风波。

那是一个无聊的人王曰乾，上奏告发“奸人”孔学受郑贵妃指使，欲毒死皇太子；而且列举了许多孔学所施的“巫蛊”为证。

事情交到叶向高手里，他老谋深算的用了个其他名义将一干人犯逮捕入狱，并授意三法司严讯；结果王曰乾被刑毙狱中，了结一切的胡言胡语——不但没有像这次这样的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还处理得神不知、鬼不觉，宛如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

他叹了一口气，命令太监：“着人设法，给叶向高复官吧！”一面却指示太监：“每日去刑部看看——看问出什么来了没有？”

而后，他也索性明言：“事情越拖越不好——去告诉刑部几个人，就比照王曰干的前例办吧！”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像上次那样，随便找个理由，刑毙了张差，一了百了，也可以封住百姓们的口，别再多议论下去了。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两年前刑毙王曰乾灭口，湮灭所有的事端，那是在案情传扬出去之前，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毫无痕迹，毫无纷争。

而今，案情已经外泄，哪里还能再来这么个“一手遮天”呢？

更何况，因为这件事已成民间最激烈的谈论对象，已有多名刑部的官员为了顺应民意，下定决心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任职刑部主事的王之寀，郎中胡士相、岳骏声，大理寺署寺事添注右侍丞王士昌，户部行人司正陆大受——这些官员们虽非一、二品高官，但却是中层官员中的佼佼者，一向有极好的官声与清望，因为这件事情，越发的和民意结合在一起——要不把郑贵妃、福王、郑国泰等几个人扯了出来，那是很难的事。

后续的骨牌反应将更严重，更激烈——

果然，事情拖了将近一年才告结束，而且伤害一路绵延。

张差供出了许多内情后被处死，而这些供词经由大臣奏报后，虽然被万历皇帝束诸高阁，没有追究郑贵妃等人的主谋责任，但是案子的内情却广为百姓知悉，又由京师而散播到全国各地，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家谕户晓的恶事。

毕竟纸包不住火，但这火却是邪火、恶火，在无声无息无形的烧光大明朝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心中的正义、是非、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