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面皆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地势平坦，宜于建城。

开平府的兴建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始营宫室，第二年，复修宫城。建造开平府所用的数十万工匠皆来自中原地区和汉中一些地方，而建筑材料如木料、砖瓦、石料等大多就地解决，桓、抚一带实在没有的，才由中原和燕山地区输运过来。

开平府的构筑运用了汉式古代筑城方法，这种方形城池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平地筑城所沿用的形制。而在城门外加筑瓮城，也是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城池的方式，早在汉代已被广泛采用。如西汉的鸡鹿寨和朝鲁库伦古城即采用此法修筑，主要是为了加强重要城门的防御而设置。城内的宫殿式样亦模仿宋代城市建筑。如大安阁，是沿用了汴京城熙春阁的建筑式样，并在阁后修建鸿禧、睿思二殿。城内的街道规范划一，东西南北各城门两两相对，但主要干道并不直通，皆有宫城或里城阻挡，并且常在道路的另一端与横街交汇成十字路口。

举世瞩目的开平城的兴建，是当时漠南汉地一件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大事，通过运输建筑材料和给养的车队，通过来往于南北之间的客商，开平城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论话题，并由此在民间衍生出一段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

相传刘太保（子聪）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圣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

后来，诗人杨允字触景生情，赋诗一首，以记其事。

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

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

开平府位于蒙古漠北草原的南缘，地处战略要冲。它北连朔漠，便于与哈剌和林的蒙古汗廷保持联系；南接内地，便于控制华北和中原。把开平府定为驻节之所，不但符合忽必烈以一个藩王总领漠南军政事务的需要，而且“展亲会朝，兹为道里得中”，有着地理上的近便。尤其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建立的进程中，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也逐渐实现了从漠北的哈剌和林向大都（北京）的转移。而开平城的修建，恰是这个草原游牧帝国向中原王朝转化的过渡阶梯。

忽必烈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一座崭新的草原都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千千万万设计者和工匠、夫役的艰苦劳作和努力下，神奇般地出现在闪电河畔。

闪电河由西北而东南，围土山环绕大半个弯儿，折向东方，像一条七彩绸带，飘然东逝。

开平城便坐落于闪电河的南岸。开平城的建造完全按北水、南火、西金、东木、中土和上为乾、坎、艮，中为兑、震，下为坤、离、巽的“五行八卦方位图”设计，城为正方形，由外城（包括关厢）、皇城和宫城构成。宫城设置则按“洛书九宫图”排列，分为离1、艮2、兑3、乾4、中土5、巽6、震7、坤8、坎9的“三三见九”组合。

外城城墙每边长一千三百二十步，墙城全用黄土板筑，高一丈五尺，下宽三丈，上宽六尺。外城分为两部分，自皇城北门瓮城西墙起，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直抵外城土墙，宽约六尺，将外城隔开，南北不能相通。北部是一片东西向的山岗，地势平坦，不设街道。山岗中部靠南有一座石砌大院。南部有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靠近街道则是店铺和民宅。

外城北部为皇家园林，亦称“北苑”。北苑“古木阴阴覆苑墙，雁程霸早碧云长”，景色迷人，高榆矮柳，金莲紫菊，风光无限，保持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内园芍药望，亭亭直上数尺，花大如斗，是皇室人员赏玩休闲之所。外园豢养禽兽，培植花木，是狩猎纵马之地。

开平府的东、南、西都设有关厢。何为关厢？通俗点说就是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东关厢四百八十步，西关厢六百步，南关厢三百六十步，只有城北没有与城门相连的关厢，那是因为这里是皇家林苑，是百姓的禁区。东关账房林立，西关马市熙攘。东关临近皇城，前来觐见的王公贵族往往把他们带来的部众安排在此处居住，礼物则交账房核收。南关在明德门外，是进入开平府的主要街道，两侧商号相望，道路宽阔，其工商业的繁荣不言而喻。

外城的南门叫明德门，此外还有东门，小东门；西门，小西门以及北门。皇城位于外城墙内的东南方向，呈正方形。每边长八百四十步。皇城的东、南墙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皇城外墙虽用黄土板筑，表层铺砌花岗岩石块。墙身高二丈，底宽四丈，上宽七尺五寸。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

皇城南北各有一门，东西各有两门。外墙东墙门就是皇城门，南墙除皇城的城门外另有一门，西南一门，北面两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门外都筑有瓮城，有的形如马蹄，有的形如矩形。

宫城的南门叫御天门，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进得城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黄蓝绿各色琉璃瓦覆顶的宫殿和大理石铺就的地面。房舍四壁涂金，彩绘各种鸟兽花木。宫城内的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殿、睿思阁、仁春阁等宫殿建筑富丽堂皇，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北城墙上的“阙式”建筑穆清阁，登高远眺，宫城、皇城、外城的景色和建筑尽收眼底。外城以北的猎场，由草地、树林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专供忽必烈打猎所需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鹿。园中还养着数万匹白牝马，所产之奶汁通常用来制作马湩，也供皇室人员享用。

对于忽必烈在漠南汉地推行的改革，蒙哥汗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按照他原来的意图，无非是要以忽必烈镇守中原，旭烈兀镇守西域并统兵专征阿拉伯诸国——或者更直白点儿说，派两个亲弟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帝国的权力永远归属于拖雷系，并以武力和经济实力作后盾，巩固其历尽血雨腥风方从窝阔台系夺取的汗位。然而，忽必烈像一头难以驾驭的猎豹，一旦出笼，就无所顾忌。他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都证实：忽必烈在漠北期间即已留心和关注漠南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以汉儒幕僚为核心、文韬武略兼备的谋臣勇将。尤其是在受命总领漠南军政事务之后，这个少小时就胸有大志、才识过人，因而备受祖父成吉思汗惊叹赞许的胞弟更加如鱼得水，不仅即刻移驻金莲川，筑城建府，而且继续延请各地名士，求教治国之道。如此所作所为，怎不令人起疑？

难道，忽必烈真的怀有独霸中原的野心？

与此同时，藩府谋士子聪、姚枢、窦默等人多次向忽必烈报告了“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诸如“军将胜利滥杀”，宋人复仇拼死抵抗，南人不愿降服，以致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对宋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对这些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后，遣使书面呈报蒙哥汗，要求设置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并举荐藩府贤能之士分别担任长官、次官，严惩贪官污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奏折内容面面俱到、意见中肯，蒙哥汗阅办后御笔红批：准奏！

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要冲，为大局着想，忽必烈再次奏请：以史天泽、赵璧等为经略使，禁止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在中原地区的唐、邓、汝、蔡、颖诸州设立屯田，广积粮储；派兵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地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蒙哥汗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无可奈何地再次批复：准奏！

得到了蒙哥汗的同意，忽必烈开始放手在三个地区实行“新政”，成效显著，深得中原百姓拥护。然而此举难免侵害了某些惯于肆意征索的蒙古贵族的利益，他们纷纷上书，恶意中伤和挑拨蒙哥汗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一些贵族大臣还抓住忽必烈兴建开平府这个由头，屡进谗言，诬陷忽必烈“王府得中土人心，其志不在小”，“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财赋输于王府），贪赃枉法，其谋不在近。”

耳闻目睹漠南汉地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蒙哥汗周围的守旧势力也开始抨击忽必烈用汉人、施汉法的“叛逆”行径，加之藩府势力日益壮大，百姓怀德，天下归心，不由得更深地引起了蒙哥的疑忌。这样一来，久存于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关于如何治理汉地，是沿用“蒙古法”还是使用“汉法”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