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五清晨六更未尽，一群身穿襕衫足登皂靴的太学生来到宣德门外。

宣德门是大内最靠南面的一道大门，造得富丽堂皇。两旁华表耸天，门阙之上又建有一座飞檐重廊、丹雘朱髹的宣德楼。每年元宵佳节，官家都在这里纵观灯采，接见士庶，颁发赦诏，是老百姓熟悉的地方。

宣德门两侧各有一道较小的门，称为左、右掖门，左右掖门转过一道弯，向东西方向开的两道门是东华门、西华门。官家平日坐朝听政，处理万机，都在东华门内的福宁殿。因此东华门也成为百官经常出入大内的门。

正对宣德门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它从宣德门开始，越过州桥，直达内城的朱雀门；穿越城门后，又穿过龙津桥，直达外城南门的南薰门。这条可以称之为东京城中心大街的街道，当时称为御街，是东京官民重要的活动场所，十分著名，连词牌中也有一个《御街门》。御街宽达二百步，平坦整齐，平时御驾出入，簇从侍卫如云，有时要摆开二万多人的大卤簿队，六匹大白象开路前导，并头齐进。夹道还有数不清的观众，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这样的大排场，如不是在这宽敞的御街上，又怎生展布得开？

御街两侧正对左、右掖门建有两条“千步廊”。廊内各设黑漆和朱漆的“杈子”，实际上是一种阻拦行人的木架，又称“行马”，是古代官僚把自己与老百姓隔绝开来的障碍物，它象征着封建统治的权威性。北宋中央官署大多设在千步廊左右两翼。这一带以行马为界，行马以内不许老百姓随便行走。

从宣德门到州桥大街横街大约有三里多长的一段御街，包括千步廊左右的地区在内，形成一个规模宏敞的“宫廷广场”。那里视野开阔，观瞻非凡，地上铺的一色都是精工水磨方砖，配上镂云刻月的拼花图案，看起来好象—排排十分整齐的水磨铜镜。北宋朝廷种种“与民同乐”的政治活动，文娱活动，连同在元宵前临时搭起来的露天大剧场“棘盆”的演出，也都在这宫廷广场内举行。

二月初五正在春寒料峭的季节中，凌晨的西北风特别尖厉，吹得打扫不尽的枯叶簌簌作响，一阵飞上半天，不久又重新坠落地面。这时御街上很少有人往来，偌大的广场上只站着一簇人，显得相当空旷。这堆人人数有限，但他们的情绪是激昂的，他们的心是热的，他们的血管里比平常更快地流着沸腾的血。他们此刻虽然人数不多，却充满着信心，相信一百万东京人民都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是他们可靠的后盾。因此他们既没有感到寒冷，也不感到孤寂。

这一群太学生大约有六七十个人，以他们一致推举的陈东为首，此外姓名可知的有高登、汪若海、丁特起、雷观、吴铢、董时升、徐揆、徐伟等。他们此来的目的是想通过“登闻鼓院”这条通常鸣冤诉屈的渠道，鸣国家之冤、诉人民之屈。要求官家收研成命，复种师道和李纲之职，罢黜奸臣李邦彦等，严拒和议，重定战守之策。

太学生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有声有色的表现。其中东汉和两宋的太学生运动更为著名。

不能笼统地说太学生全部都是纯洁无瑕的，既然太学生也是当时社会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当然要受社会的制约。当时东京太学中有数千名学生，成分相当复杂。譬如今天的集会，就有一部分太学生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而不敢参加，即以参加者而论，陈东不但以今天的行动，还以过去和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言行一致，义无反顾，不傀为太学生的表率，读书人的典范。其饱参加者也大多刚毅正直，能够勇敢地参加正义行动。但也有后来变了节，在政治上表现得很不好的。此外，太学生中也有败类，金军入城后，竟向斡离不上书献谋划策，企图夺取桑梓之地，作为送给金人的见面礼，堕落成为民族的叛徒。当然这样的人在太学生中是极少数的。

也不能笼统地说太学生每一项政治活动都是正确的。譬如太学生最爱发表议论，动辄上万言书，有的万言书慷慨激昂，切中时病，但也有肤浅芜杂，陈腐空洞，或者好高骛远，目的仅仅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社会效果也不好，那就不能算是正确的活动了。有的太学生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聚众闹事，制造混乱，那当然是不可取的。聚众集会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和手段。评价它是否正确，要看目的是为公为私？主张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但就这次宣德门外的集会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救国。参加者动机纯正无私，行动光明磊落，他们发扬了民族正气，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历史上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

登闻鼓院虽然是一个吸取民意的开放性的机构，它和东京大大小小几百个官署一样，早已浸透了腐朽霉烂的官僚气。这时，早过了应卯上班的时刻，宫署的大门还是闭得沉沉的，署内办事的官吏寥若晨星，对门外陆续到来，已逐渐多至数百人的太学生队伍还置如罔闻。

等到太学生集合至一定数量时，陈东按照老规矩办事，先提起鼓槌，用力在鼓上击上一阵，这登闻鼓果然发音洪亮，一声声、一槌槌都敲进东京人民的心里，召集来更多的群众参加集会，却未能对本署的官员发生发聋振聩的作用。他们似乎仍在睡梦朦脘中，没有被鼓声惊觉。

登闻鼓院大门左侧放着这张大鼓，左侧是一口用来收纳士庶人等书疏文状的大铜匮。按照传统规矩，书疏投入，铃声大作，就有官吏出来接待，当面了解情祝。现在这铜匮也好象早已生锈，机栝失灵了。陈东代表太学生投入的书奏，犹如石沉大海，等候许久，仍无一点动静。

未牌过后，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不但附近的过路行人，远住在城西、城北的居民也都闻风赶来，参加义举。现在人数已不是以千计，而要以万计了。太学生在这支队伍中占的比例已微不足道，但他们仍然是领导力量。群众是一艘大海船中的搭客，因为这艘海船可以把他们运送到共同的目的地而忘却了航程中可能遭遇的惊风骇浪。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操舟的船员和掌舵者。太学生是他们的船员，陈东是他们的掌舵者。全体群众惟太学生之马首是瞻，而太学生又以陈东的行动为指南。这时陈东不慌不忙地从容指挥，群众来得越多，仔肩越重，他的神色越加穆然，这更加增进了群众对这位志愿掌舵者的信赖。

来襄成义举的群众多数是一般城市居民，其中有店铺主、作坊主、各行各业的行头、行老、小商贩、手工匠，各色手工艺人以至酒肆饭店的博士、铛头、行菜、过卖，官府人家的押番、门子、轿番、小厮儿、火头等等。

参加行列中的还有闲散的小官吏、士兵和低级军官。

僧道缁流等出家人，虽然出了家，却并未“出国”。在这个行动中，大多仍然六根未净，关心大家关心的事，纷纷走出庵庙寺观，赶来参加。

在陆续参加进来的人丛中间，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昨天刚被开封府“拿获”，“斩首徇示，巡行大街小巷”的何老爹、李宝两人。这两颗大家熟悉的头颅，仍然装在活生生的腔子上，在万人丛中出现。他们照样指指戳戳地说话，活泼泼地走路，与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叉手抱拳为礼，答谢他们的热情关注，丝毫看不出曾经被人斫去头颅的痕迹。他们的出现引起人们长久不绝的欢呼。好人遭到冤死，虽是人间常有之事，却是违反天理人心的。老百姓心目中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好人应有好报”。何、李二人死不掉，他们的头颅被斫去一百回，仍会长出第一百零一颗。这才叫做老天爷开眼，神佛有灵。

邀许多不同阶级、阶层，不同职业、行业，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集合在一个统一的行动中，绝不是有人在事前组织，或者临时动员号召，更加淡不上有人在暗中操纵。没有哪个人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够把这么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中集合起来。他们大多数是自发而来的，历史上记载这件事，说“不期而会者数十万人”，“不期而会”就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陈东虽然是这次行动的领导者，群众中有一部分人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多数人是初次在这里与他见面。知道不知道他，认得不认得他，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全部同意他的主张——要李纲不要李邦彦，支持他的立场——主战拒和。有的人比较熟悉朝政，了解小道新闻，谈起王孝迪、王时雍发动抄家的丑事，说得头头是道，还有人谈起王宗濋报复赵元奴的暴行，绘声绘影令人发指。有的人熟知朝廷内的两派斗争，内行地称呼李纲为李右丞，种师道为种宣抚或老种经略相公。谈到他们时，翘起大拇指，表示出一种出自内心的尊敬；说到他们受李邦彦的谗言遭致贬斥时，用小手指钩一钩，表示对这个浪子宰相的无比蔑视。他们向周围群众介绍这些官儿的为人行事，贯串着自己的和大众的爱憎。群众的思想感情本来就是互相贯通的。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些被介绍出来的官员们的姓名官职，不知道他们的为人行事。他们只知道抗击金兵是光荣的，谁主张抗击金兵就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屈膝求和是可耻的，谁主张屈膝求和就是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宁愿光荣地死，不愿耻辱地生。

也有些人信神佞佛。北宋末年是道教极盛的时期，道教徒比佛教徒更多，但他们却都相信佛家提倡的宿命，相信劫数，相信因果。在意识领域中，道教远非佛教之敌。人们都相信金人之来侵是命里注定的，在劫难逃。但是民族的意识战胜了宗：教的意识，即使相信宿命，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仍然主张与金人一战，看看命运之神到底站在哪一方。

要成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指南，往往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念一句简单的口号。“主战拒和”，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一句口号。在一百万东京人民中有九十多万人都是主战派。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积累了千百年的经验教训，最后得出了一个惨痛而有益的结论：对于来犯之敌，只有坚决抵抗，把他们打败、消灭才有自己的生路，其他谋和、妥协、投降都是死路一条。他们把复杂的斗争简单地概括成为一个信念、一句口号，那就是：主战拒和。

东京人民在升平时节曾经是浮华的，脆弱的，追求虚荣和享乐的。但是在战争的考验下，他们坚强起来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懂得国家和民族在受到压迫和侵犯的时候，应当怎样保卫自己的尊严与生存。这是值得尊敬的人民！而陈东和太学生们的行动之所以值得肯定，正是因为他们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