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夕之间，形势大变。

二月初一深夜，姚平仲一军劫寨失利，主将或夺路潜逃，或被俘杀害，士卒大部被歼。败耗传来，京师震动。二月初二，李纲奉诏到班荆馆行营使司调动五军统制辛康宗、敢战统制范琼等开封丘门出战，接应陆续逃回的败兵。这几支军队出城后又被金人击败，逃回城里。只有选铎统制韩世忠的一军奉派去应援向东明县方向逃去的溃兵，奋勇一战，获得胜利。这个将军在第二次伐辽战争中的最后一战获胜，现在又获邀击之利，两次都在大军失利后奋战得胜，其战绩更受人注目。

这一次败耗，对主和派的李邦彦一伙人真是天大的喜讯。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愉，竟在都堂摆酒庆贺，互相祝杯，毫不掩盖其幸灾乐祸的心理。

好象李纲过早地做好报捷、设御幄受俘等准备工作一样，李邦彦一伙也早做好对付战败者的准备工作。初一夜，姚平仲的大军刚出动，率邦彦的爪牙李回、莫俦、秦桧等就象夜猫子似地四出活动，到处拉拢御史起草弹章。拂晓前败耗刚刚传回，他们已把“台谏”这架政治机器充分发动起来。在初二一天中，渊圣皇帝接连收到二十多道奏章弹劾种师道、李纲误国。弹奏的内容彼呼此应，给他们加上的罪名也好象弹棉花似地越弹越胖，到后来竟然说：“四方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皆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国家危亡在即，陛下速作应变之计。”李邦彦酒醉饭饱之余，也亲自出马，当着渊圣之面，对斡离不派来责问朝廷何故用兵的使者说：用兵乃李纲与姚平仲“结构”，菲朝廷之意，朝廷必将李纲缚送金营以谢太子郎君。太子郎君休得责怪！

渊圣皇帝的主战立场是脆弱的，经不起金方使者和臣僚们的内外夹击，不消三二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初三下旨，撤去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待罪浴宝院，另派尚书左丞蔡懋代替李纲为亲征行营使。

这个蔡懋干的事情恰恰是他的职称的反面，他不是主持作战而是禁止作战。他一上任就宣布国家已与金人讲和，不须战争，因而严禁将士以矢石还击城下的金军。这还不够，隔了两个时辰，又进一步下令全城官兵都要卸甲待命。接着又把李纲集合起来的保甲民兵全部解散，一个不许留。

初三以后，军事形势又趋紧张。原来慑于勤王军威力的金兵已有多日不敢靠近城根进攻。初三开始，却连续派出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队伍逼近东、北、西三面城壁。

这天发生了一起惨事。

圃子门下的一股女真铁骑蜂涌而来，连连发矢杀伤城上的守军，守军不敢回击，只有一名炮手忿然道：“既已讲和，为甚金兵杀伤我军，又不准回手？天地间哪有这等的理！”他凭着泼天大胆，引炮一发，打死了十多个敌人。城上城下一齐鼓噪，金军急忙撤退，忙乱中自相践踏，又有几名士卒堕入壕沟。宋军正在拍手称快之际，在城上监督的内侍闻讯赶来，不问情由，就把这个勇敢的炮手处死，当场割下首级，挂在城头上号令。这件事在士兵中引起极大的悲愤，人人切齿痛骂当局无耻。

当天晚上，奇事怪闻，层出不穷。

有几个内侍，手捧文书，口里嚷着有紧急军报送往城外，一定要打开新宋门。这时已经深夜，守军职责所在，未得上级命令，不肯擅自开门。双方争执起来，内侍吆喝着要动手捆人、斫人。幸好大将姚友仲巡夜过来，严词责诘，内侍们才悻悻而去。

靠近城北的皇城城墙上，深夜中忽然挂起几盏红灯笼。皇城禁区，向来严禁火烛，一灯不许上城，违者以军法论处。这几盏灯笼，为数虽少，目标却异常显著。有人推测，其中必定大有文章，很可能是金人买通内侍为献城之计，以此为信号。与此同时忽在西北隅城墙下发现几杆“独脚皂旗”，这种旗帜的颜色、式样和旗饰都非我军所有，又有人推测这是被金人买通的内监故布疑阵，摇惑人心。在这敏感的时刻、敏感的地区中，连续发生事故，必非偶然。在军队中已树立相当威信的太学生领袖人物雷观发起要在城内大搜金人的奸细，以绝内奸。可惜这件事被开封尹王时雍卡住了。他对搜杀内奸不感兴趣，他感到兴趣的是另外的一种“搜”和另外的一种“杀”。

藉前线一败之功，王时雍夺回了失去的权力。他更不怠慢，在勾当殿前司公事王宗濋的配合下，带着一批死党，在京城内，大肆查抄民户的财产。他把正月十五日籍没李师师等家的这道圣旨无限扩大，扩大到所有民户都在查抄之列。其理由是：朝廷既经议和，就应“簇合金银，犒设金军”，早经通知在案。按照法理，从那天开始，民间的财物均应归公家所有。如有隐匿等情，一经查出，就要严刑相处。还允许揭发告密，因而查获的可得十一之赏。

根据这道法令，当夜就有几百户人家被抄，弄得东京城里鬼哭神嚎，人入自危，这是王时雍大感兴趣的“搜”。

与此同时，王时雍又乘机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他广贴告示，图形画像，要缉拿“不逞之徒何宏、李宝等二犯”。因为他们阻挠抄李师师之家于前，又趁机打勘王黼之宅于后。这两名钦犯，必需立即拿获归案，以正国法。从初四傍晚开始，就不断传出两人被捕杀的消息，有人亲眼看见并证实了这两颗血肉模糊，须眉纵横的首级插在禁军的枪尖上，随着犯由牌到处巡行示众。这又是王时雍最感兴趣的“杀”。

这两天，乌云蔽日，雷声甸甸，人心浮动，局势混乱，达到极点。看来一场政治大风暴不可避免地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