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映照在商丘城头，悲伤而宁谧，宋襄公捂着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战车上呻吟，城门大开，公子目夷带人迎了出来，将这帮残兵败将接入城内。

宋军败了，大败，这支军队人数又少，且为新建，根本就不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之强大楚军的对手，他们很快就陷入重围，一番激战，宋襄公大腿中箭，无力再指挥战斗，只能率众突围，为了掩护他撤退，数百忠心耿耿的门官竟全数战死，宋军损失惨重。（门官：春秋时国君的亲卫队，由卿大夫子弟组成。）

梦醒了，世界一片荒芜。

继齐桓之后，宋襄的霸业也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一个散得凄凉，一个散得悲壮。

从此，千年笑声在围观的看客间回荡，笑齐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们傻，笑他们咎由自取。

然而，宋虽惨败，但余勇可贾，他们同仇敌忾，拼死抵抗，斗志更甚之前，楚军故而未能痛打落水狗，乃以凯旋之姿，跑到郑国索要“慰劳”跟“慰安”去了。

战后七天，也就是十一月初八晨，楚军至郑，郑文公夫人姜氏（齐桓公之女）、芈氏（楚成王之妹）亲自出城，慰劳楚军与楚成王。次日，楚成王入城，接受郑文公的宴请与享礼，郑文公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上公之礼），并陈上各类礼品百余件（天子之礼），极尽讨好，唯恐不周。宾主尽欢直至深夜，芈氏又亲自将楚成王送回军营。这些都是违反周礼的举动，楚成王处处以蛮夷自居，屡次抵触华夏意识形态，光这一点，楚成王就做不成中原霸主了。经此事后，中原诸侯对他反感日增，尤其是齐鲁晋秦等大国。由此可见，一时的成功不算什么，一辈子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美。

楚成王以郑国恩人自居，又吃又拿，临走竟还带了两个女人回军“慰安”自己。据《史记索引》所云，此二女即分别为姜氏与芈氏所生之女，也就是说，郑文公竟然用自己的亲女儿“慰安”了楚成王，或者说，楚成王竟然奸淫了自己的亲外甥女！

这就是弱国的悲哀，要么拼死抵抗流尽男儿之血，要么卑躬屈膝得保苟延残喘，生存还是荣誉，这是一个问题，二者只能择一，选了就不要后悔。

宋襄公就不后悔，他丧师辱国，祸及百姓，国人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于他，他却执拗顽固，死不悔改，竟还“狡辩”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为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这句话里的“重”字，应读平声；所谓“不重伤”，就是指不能打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乘人之危对无法再战斗的弱者出手，这是卑鄙小人的行径。

这句话里的“二毛”，不是指两毛钱，也不是指两根毛，而是两种颜色的头发，即头发黑白相间之意；所谓“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虏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虏了，也要战后礼送回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也该如此。

潘安的《秋兴赋》序言有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意思是说这位美男子在32岁的时候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即所谓“潘鬓”。看来，如果潘安穿越到楚军中上了泓水战场，宋襄公也肯定不会为难他的，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早生华发。

另外“不为阻隘”与“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击敌人于地形险要之处”和“不攻打还没有结成阵势的敌军”。在春秋时代，不待对方摆开阵势就进攻的战例还并不多见，《左传》中明文记载的只有四次，一为鲁攻宋，一为晋攻狄，一为鲁攻莒，一为吴攻楚。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古军礼，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它却是为华夏诸侯所普遍奉行的战争法则。虽然偶尔有人违反，但大多数还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从前那个好鹤的卫懿公，《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了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结果自然是死得很惨；再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时帽带断了，他宁死也要先系好帽带再去作战，结果帽带系好了，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了。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有哪些内容呢？这些上古军礼为何后来又逐渐隐没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在战国以前古人的意识形态里，天下为一家，大家长是“天子”，各国都是兄弟或姻亲之邦，亲戚之间有矛盾，可以用战争来表达怒火，但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对方服个软认个错，就行了，点到为止，无须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战争之后两国能重新恢复兄弟之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在我们现代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残酷也不血腥，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比赛，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由贵族车兵（称甲士）组成，奴隶和平民（称徒卒）则好似在旁加油打气的拉拉队，通常只负责运输辎重、喂马煮饭等后勤工作。

既然是贵族的公平决斗，当然有贵族的臭规矩。

第一，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

第二，战争之前，要先到太庙去祭告祖先，强调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后还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为这说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还要给对方下战书，约好比赛的时间地点，不能“不宣而战”。完了还要大摇大摆地击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隐藏行军路线。另外战场的选择也有讲究，必须选空旷的“隧野之地”，农田或城市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

第四，进入敌人的国家后，不能施暴于庙堂圣地，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美其名曰“致师”。这时候双方的勇士单打独斗，双方的士卒各自为运动员加油打气，“致师”一般只活捉不杀人，打击对方的士气而已，游戏的意味更显浓厚。

第六，致师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入场，等到完全摆开阵势，这才开始面对面冲锋，冲锋过程中战车还不能相撞（杀伤力太大），必须要错车而战，并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开战时碰上老弱病残，不能加以伤害；对方如果受伤了，还要把他带回军营好好治疗，然后礼送回国——这与荷兰思想家格劳修斯提出的近代国际法何其相似——坚持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反对杀害妇女、儿童等非参战人员，反对杀害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

第七，既然类似于竞技比赛，当然是一战定胜负，双方一冲锋，谁的阵脚先乱，谁就算输，对方一投降，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战斗往往很快就结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胜负，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军礼明文规定：战争进行中，有一方溃败，只要逃跑超过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赶；战争结束后，一方撤退超过九十里，另一方就不许跟踪追袭，应该原地列阵，放归老弱俘虏，欢送败军回国。

幼稚吧，可笑吧，这些臭规矩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是古怪。可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童年，却真真正正地出现过。不止中国，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晚得多。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信仰相同，语言相通（拉丁语），故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也秉持着骑士之精神，视贵族之荣誉胜过生命，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不对毫无防备、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发动攻击，甚至俘虏了对方骑士还搞“三陪”，陪吃饭喝酒沐浴，待如上宾，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当然，关乎信仰的宗教战争除外。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之标准去评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战中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老规矩办事而已，不幸的是这个老规矩渐渐不合时宜，所以被后人鄙弃丢光、最后忘光光罢了。

自春秋始，礼崩乐坏，诸侯力征，社会矛盾激化，古代温和的“以战为礼”思想已经不能适合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所以不断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规矩，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与政治利益，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将曹刿以及楚成王。春秋时这样的人还少，等到战国，便几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顾炎武就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所以说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处，旧的规矩行将过时，新的规矩又遥不可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妥协与变通，可惜宋襄公偏偏就是个从来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他执迷不悟地坚守着古老的梦想与规矩，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算他不守规矩不讲仁义，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多少微词；反而他守规矩讲仁义了，一旦失败，却会遭到国人与后人更大的责难与耻笑。这里面居然还包括他的哥哥，思想先进的公子目夷在内。

公子目夷说：“君未知战。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强者，皆吾敌也。虽及耄耋，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未成列者可也。”

宋襄公与公子目夷的争论，不啻为一场时代性争论，究竟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遵守古代的规矩，这是一个问题。

公子目夷的观点是：宋襄公根本就不懂战争，战争就得不讲规矩。如果真要有规矩的话，唯一的规矩就是要争取胜利。强敌在前，本来胜算就小，对方没有布好阵，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利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多杀敌人，还管他们是不是老头子，更管不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如果敌人已负伤就不再打击他们，那么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受伤；如果要在战场上照顾那些年纪大的敌人，那不如直接向他们举手投降算了，何必还要打这一仗呢？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公子目夷的话貌似的确很有道理，后世的军事思想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于是在中国，战争方式开始变化多端，奇谋诡计层出不穷，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别说什么“不重伤、不擒二毛”了，就算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坑杀战俘，就算将整片整片的乡村城镇夷为平地，就算是杀人盈野、屠城灭国，杀得对方士兵平民男女老少一个不留，也眼睛不带眨一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坚持公平与仁义的战争方式，并坚持至死，且至死不渝者，或许就是我们这位被嘲弄千年的“蠢猪”宋襄公了。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个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战争也要有底线，没有底线的战争不是战争，那是毁灭。

有人说了，没有毁灭哪来的重生。我说，我宁愿要宋襄之仁，也不要这样的重生。

事实上，如今的现代战争也是讲点规矩的，比如“二战”以后的日内瓦公约，各国基本都遵行这部国际公法，违反了就属于“战争罪”，必须当成战犯接受国际军事法庭的制裁。

当然，宋襄公刻板遵守上古军礼也非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社会的实情已经不允许这么做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已至崩溃边缘，孟子亦不得不承认：“救死而恐不瞻，悉暇治礼义哉？”看来一味地遵守礼仪，似乎也不成。

如此看来，宋襄公没有错，公子目夷也没有错，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

我个人的回答是，完全没有规矩不行，像宋襄公那样拘泥于旧规矩也不行，这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时候追求铁血与权谋，什么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无数次地问自己，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这是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所有国家与民族共同的问题，也是人类永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