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江左六龙”一代人，只剩年龄最长的玄汸。

康熙九年（1670年）上巳节过后，玄汸在秬园明月堂举办了一场诗会，吴伟业、王泰际、宋琬、苏渊、许自俊、陆元辅等十几位朋友应邀而来。

清朝定鼎二十五年来，文友们第一次在侯家大规模聚会。当年风华正茂的才子，皆已步入中老年。二十五年来，每个人的生存际遇都有了一番变化。

苏渊没有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在自家的松树下养了两只仙鹤，静心读书。他虽不出仕，却以为民请命为己任，在救荒、漕运等本县事务上建言献策。

许自俊刚刚与陈俶一同考中进士。据说主考官看到许自俊的考卷后，以为是青年才俊，拆开试卷的糊名页才知道他已经七十岁了。

吴伟业在清朝任官三年后，告假回乡，隐居不出。出仕清朝在他的人生中抹下一个污点，他一直郁郁寡欢。江南大狱迭起，他身为文坛宗主，时常惊恐难眠。

王泰际当年与黄淳耀生死告别后，归隐乡下，一度去方泰镇祭拜黄淳耀兄弟的坟墓。他虽隐居不出，却不反对他的儿孙继续在学校读书，参加科举考试。

宋琬是聚会上唯一的北方人，祖籍山东莱阳。他在清朝初年考中进士，先后在户部、吏部任官，刚升任浙江按察使。他受到父辈抗清的牵连，曾经三次入狱。他在侯家安雅堂住了很长时间，参加过夏允彝死后二十年的重新安葬仪式。他代表了一批降清汉族官员的态度，既尊重恪守节义的前朝忠臣，又尽心辅助新朝廷治理天下，这样才能弥补自己的遗憾。

宾客中，陆元辅与侯家的关系最密切。他亲历了天崩地解的嘉定抗清斗争，痛失侯岐曾、黄淳耀两位良师。明亡后，他一直没有出仕，在大江南北多个家族担任塾师，潜心著述，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儒。

明月堂的窗外小雨连绵，篱笆外的木槿成排绽放，水塘边的牡丹迎风含露；菜园里种着蚕豆、菟葵，散养的鸡四处刨食；明月堂内，蕙兰开得正盛，淡绿色的花朵散发出阵阵芳香，窗外传来仙鹤的鸣叫。案桌上，有年糕，有时蔬，有闻名江南的嘉定饺饵，还有玄汸用小古董换来的大桶酒。

茶余饭后，玄汸拿出先人的遗稿，请宾客品读。他们读诗、评诗，在素笺上写诗。用于投放诗笺的诗筒，是一件精致的竹雕，是玄汸的堂叔、嘉定竹刻名家侯崤曾寄来的礼物。小小的诗筒，装不下宾客对往昔的追忆。最悲怆的一首诗，出自陆元辅的笔下：

城破荒园在，啼枝夜有乌。

血藏悲二父，玉碎痛诸孤。

乔木年年冷，桑田日日殊。

知君家国泪，暗洒向春荒。

席间，宋琬给朋友们讲了一段前朝故事，故事发生在宋琬的哥哥宋璜身上。明朝末年，宋璜在嘉兴为官时，一天夜里，有只白色的猿猴进入他的房间，穿衣戴帽，随后又钻到隔壁朋友的卧室，玩弄床帘。他只能派衙役连夜守卫，但猿猴还是来去自如。他的童子想了个办法，把猿猴引到庙里，结果猿猴爬到钟楼上吃果子。时任嘉兴兵备道的侯峒曾闻讯赶来，猿猴一见侯峒曾便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宋琬回顾起来，认为这是因为侯峒曾一身正气，“邪不胜正”是有道理的。

对二十五年前的变故下定论，还有点儿早。在文网严密的氛围中，明月堂聚会的诗作只私下传抄，并未刻印。他们的聚会以谈论文学为主，会追忆前朝，但不会对本朝做出不良评论，因为文字狱的大门随时会向他们打开。

“空余袁粲宅，不返汨罗魂。君问浮生事，苍茫掩泪痕。”一如宋琬在叶池边的缅怀，除了心痛，往事的细节无人再谈起。没有人一直活在过去。

明月堂聚会，与其说是追思往事，不如说是向往事告别。清朝已经建立二十六年了，又是一代人的时间。他们深知人至暮年，聚会难再得。

接下来的几年，每个人的命运都接近了终点，只是方式各不相同。吴伟业一直没能摆脱降清的抑郁心情，在明月堂诗会的第二年病逝，入殓时身穿僧衣，葬于苏州山中；宋琬在聚会后受命四川按察使，三年后他的妻子和儿女在成都死于吴三桂之乱，正在京城述职的他在悲愤中病亡；许自俊，在七十岁考中进士后，过了十年才受封山西闻喜县县令，任官不满一年便回乡，八十四岁在平静中离世；王泰际在聚会五年后病故，他的曾孙王敬铭在明月堂诗会时年仅三岁，四十多年后，王敬铭考中状元，成为嘉定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还有一人虽没参加聚会，也在诗会结束后的第三年去世，那就是侯家的老朋友归庄，终年六十岁。明亡后，他自称“逐花狂客”，后半辈子一直过着游山玩水、看花赏月的日子，但是，超脱的外表下是抹不去的亡国之痛。直到离世的那一年，他去虎丘游览，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越今廿八年，山川已易主。祸难不可言，痛定更凄楚。此身未可死，安顿无处所。人羡我遨游，不知我心苦……”

明月堂聚会的这一年，玄汸的妹妹侯蓁宜也去世了。她一手把两个儿子养大成人，在生命的倒数第六年与丈夫龚元侃回到城里定居，在生命的倒数第五年欣慰地看着两个儿子在同一天娶妻结婚，在生命的倒数第三年以儿媳应尽的最大礼数为婆婆养老送终。她的生活最终没有摆脱贫困，但这似乎不重要了。婆婆去世后，她和丈夫将年幼的小儿子过继给龚家的兄嫂，虽未出家，却和出家人一样，在终日念佛、礼供观音中度过了余生，终年五十岁。她死后，丈夫龚元侃长久地陷入悲伤，在孤单中度过了最后几年。

经历过改朝换代、见证过侯氏家族“江南三凤”“江左六龙”的辉煌和两度劫难的家人和朋友，逐渐衰老，陆续离世。对活着的人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明月堂聚会的时候，玄汸已到花甲之年。他感到了衰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自己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去南京向明太祖告别。

1671年，他在子侄的搀扶下，去南京明孝陵祭拜。长长的神道上，一对对石人、石兽或立或跪，彰显着前朝帝王的神功圣德。陵内的景象令他欣慰：高大的享殿巍然矗立，正中端端正正地奉祀着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的牌位，两侧悬挂着整洁的帐幕，陈列着完备的礼器。玄汸带着子侄在大殿门槛外行四拜礼——这是明朝百姓对君主最隆重的礼仪。伴随着肃穆的钟声，他登上陵墓前的明楼，看到陵墓四周高墙稳固，新栽的松柏郁郁葱葱。

他想起上次来孝陵，是二十多年前。当时清朝建立伊始，侯家再次遭难，他和家人飘零在外。当时孝陵内处处断壁残垣，一副萧瑟的景象。今昔对比，他感慨万千。清朝皇帝为了稳固统治，精心修复明朝皇帝的陵墓，表达对前朝的尊重和传承，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心。玄汸的心情很复杂，他知道，清朝终于做出了明智的举动。

另一件事，是他最后一次参与了嘉定的公共事业。

1673年，清朝定鼎三十年，天下大一统，即便南方刚发生的“三藩之乱”也没有削弱外安内治的景象。康熙皇帝诏令全国各县纂修地方志，以昭显太平气象。

在嘉定，知县赵昕响应朝廷的命令，邀约了十几名博学的本地学者编修县志，记录明末清初七十年间的县情。进士王泰际、许自俊、陈俶担任编修顾问，举人苏渊、已改名侯汸的侯玄汸皆在受邀之列。

整部县志共二十四卷，以赋税、水利、人物、艺文四大板块为重。玄汸一人承担了包括折漕和水利在内的水利志。可以说，他是最有资格撰写水利志的人选。从他的高祖父侯尧封撰写嘉定《水利志》开始，到祖父侯震旸在县志中论述水利，到父辈侯峒曾与当时的地方官探讨水利工程，再到他自己年轻时撰写《因论》倡议重修海塘，侯家对嘉定水利的关注已经超过了一百年。

玄汸搜集资料，寻访耆老，把一百年来侯家对嘉定公共事业的关心，凝聚在水利志的严谨书写中。他从海、河、江等几个角度，分上下两卷，详细记述了每次疏浚河流的经过、人员、开销、工具、方法，收录了本地官员与工部、户部的往来公文，也收录了民间乡绅对于治河的真知灼见。他还绘制了十一张清晰的地图，一一列明了嘉定城内的河流和县城内外的水道。

同时，这一版县志也透露出官方对侯家的态度。《人物志》称赞了侯峒曾在南京、江西为官的清名，以及他对嘉定科举名额和折漕事件的贡献。《艺文志》收录了侯尧封、侯峒曾、侯岐曾、侯玄汸、侯玄演等几代人的文学作品。对于他们的死亡，记录则非常简单。关于侯峒曾，编撰者写道，“乙酉七月，从容赋诗，死于家之叶池。子演、洁从死，瀞客死”。关于侯岐曾，编撰者记录了他临死前与土国宝的对话，用“卒被刑”三个字结尾。

与隐晦笔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早期忠义故事的大书特书。比如，编撰者记录天启年间的嘉定乡绅张振德率众抗击盗匪、失败后自杀身亡时，借盗匪之口赞扬他为“忠臣”。又如，侯家的友人马元调为嘉靖年间抗倭的严家兵写下两千余字的长文《严家兵传》，虽是回顾一百多年前的抗倭斗争，却仿佛带领读者回到了嘉定城破的那一刻。

编撰者虽不便对忠义的男性多加描述，却对恪守贞节的女性给予了极大尊重。《艺文志》收录了苏渊为夏淑吉等侯家女眷写的长篇传记《节妇夏氏传》，讲述了夏淑吉在侯家两次家难中坚强持家、终生守节的故事，同时赞扬了姚妫俞、龚宛琼、盛韫贞等节妇。

还要注意的是，官府对黄淳耀的宽容和承认比侯家更早。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嘉定知县就奏请朝廷，崇祀黄氏兄弟为乡贤。本版县志对黄淳耀的文章和节义给予高度评价，对侯家却只能谨慎以待。黄淳耀的忠义色彩比侯峒曾更纯粹，原因之一是侯家经历过“二次抗清”，性质发生了改变。

地方志的编撰者代表官方的态度，字里行间流露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简约的笔触中带着同情和褒扬，另一方面，由于官方对明末忠臣的抗清行为尚未公开肯定，他们的文字依然隐晦。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他们尽量不触及官方底线，用委婉的语言表达了对逝者的敬意。

玄汸为家乡尽完最后一份力，病卧明月堂。闲暇时，他将家族的往事记录下来，打算传给子孙后代。对后代来说，传承，是对前人最好的纪念。

玄汸将十年来的十函文章细细整理，里面有自己一生的治学思考，有与长辈、同辈、亲朋、好友的思想交流。他将一辈子的读书心得记下，教诲儿孙们要“身入书中，书为我用，做个天地间有用的人”。

就像高祖父侯尧封教导玄汸的父辈要“做第一等人”，作为侯尧封的第四代后人，玄汸也将“第一等人”的思想传递给门生。当门生问他究竟怎样才算是“第一等人”时，他分享了自己读《孟子》的心得。

《孟子》是玄汸最喜欢的书。书中，孟子把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视为四位圣人，四人在玄汸看来可谓“第一等人”。伯夷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君主贤明时他一心辅佐，君主昏庸时他拂袖离去，性情清高，洁身自爱，谓之“清”；伊尹与伯夷不完全相同，君主贤明时他尽心辅佐，政治昏暗时他也为民代言、规劝君主，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谓之“任”；柳下惠的性格介于伯夷、伊尹之间，他愿意做昏君的臣子，也欣然接受低贱的官位，他受重视时竭力发挥才能，受排斥后不惧穷困，兼有伯夷、伊尹之贤，不偏不倚，可谓之“和”。在四位圣人中，孟子最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者，位在前三位圣人之上，是芸芸众生中最出类拔萃的人。孔子同时具备“清”“任”“和”三种品质，但不拘于任何一种，既坚守原则，又能应时而动，可谓“时”。孔子一生我行我素，哪怕变成“丧家之犬”仍然勇往直前，在玄汸看来相比前三位“第一等人”更是“加人一等”。

玄汸还记得，伯父侯峒曾说过，忠于家国的徐石麒是圣贤，率兵抗敌的张忻是豪杰；父亲侯岐曾说过，浩然经世的祁彪佳是圣贤，为民请命的倪长圩是豪杰。能为当世的圣贤或豪杰，已经算是第一等人。

侯峒曾、侯岐曾以及侯家的朋友黄淳耀、夏允彝、顾咸正、陈子龙等算不算第一等人呢？玄汸没有探讨。他认为，“日晶月朗，海阔天空”是天地间的第一等境界，如果人有这样的胸襟气量，便是第一等人。要成为第一等人，最重要的是摒弃名和利。舍弃名利，返璞归真，才算得上第一等人。同时，玄汸也承认，在现实中，这样的人往往会受到俗世的嘲讽、排挤、敬而远之。第一等人是高尚的，也注定是孤单的。

接着，他搬出伯父侯峒曾和父亲侯岐曾遗留的两箱书信、日记，以此为线索，反思明末朝政，追忆家族往事，写成两册书稿，交给儿子送到治书坊刻印，定名《月蝉笔露》。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怀念的，留恋的，不愿想起的，点点滴滴，尽在其中。他是唯一一个还在世的亲历两次家难的侯家人，只有他清楚当年发生了什么。在他之后，子孙后代将开始新的生活，侯家的一切将只是“听说”。他如同夏末的一只蝉，在月光下静静等待生命的终结，在凄清的秋天到来前，他希望将最后的记忆传递给后人。

透过明月堂的镂空木窗，他能听到儿子们在桂花树旁的读书声。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和弟弟们在明月堂读书时，曾祖母偶尔会透过门缝看看孩子们是不是在用功；明月堂后面是伯父侯峒曾的房间，当孩子们厌倦读书、嬉戏打闹的时候，峒曾的房间就会传出故意高声诵读的声音，孩子们听了非常羞愧，于是拾起书本继续学习。

入清后，官府几次邀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绝了。江南省提学官派人给他送来牌匾，上书“高士”二字，他也冷冷地拒绝了。明朝灭亡后，侯家没有人再做过官，除了玄汸的叔祖侯兑旸。顺治八年（1651年），侯兑旸以贡生的身份受任桐城县训导，在赴任途中暴病身亡。之后有了各种传言，侯家再也没有人接受清朝的官职。没有族人做官，家族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玄汸感慨万千，信步踱入祠堂，去看望祖先。之前被迫改成神庙的前两进房屋，在他几次请求官府后，已经恢复成侯家的祠堂，定名“上谷宗祠”。嘉定百姓没有建宗祠的传统，上谷宗祠是嘉定城内的第一座宗祠。祠堂门前两侧的木柱上，写着“天恩方浩荡，祖泽自遥深”，只是字迹有些模糊。堂额上写着“寿宁堂”，是娄东派大书画家王时敏补写的，旁边还有其他江南名士的题诗。

相比他年少时，祠堂里的牌位多了不少。祖父侯震旸以上有三世先祖的牌位，伯父侯峒曾、父亲侯岐曾以下的牌位也有三世，一共二十座。每年岁时节日，他都带着子侄祭拜，侯家的门生后学也定期带着蔬果前来祭祀。

祠堂中的木柱上，刻写着皇帝对侯家历代先祖的诰命，昭示着侯家一百年来的荣耀：

万历八年，侯尧封死后供奉在福建和湖北的名宦祠，受赠“志行端纯，才猷敏炼”。

天启元年，侯孔诏受赠给谏大夫，受赠“孝友明经，清白诒燕”。

崇祯二年，侯震旸死后受封太常寺少卿，受赠“宫掖潜奸，期清于忠谠一疏；疆圉大计，克定于直捷片言”。

崇祯十四年，侯峒曾从江西提学官卸任后，受赠“启事无私，手撤南英之篱棘；抡才有法，身司西美之权衡”。

“至德高才，诚心亮节”，是侯岐曾受到的谥告。

“家传理学，世笃忠贞”，则是清朝发给侯家的敕语。

除了牌位，堂内还挂着侯峒曾的画像《抱膝图》，以及岐曾的画像《弄孙图》——图中截去了夭折的侯檠。几年前，玄汸请来江南画家重新绘制了峒曾、岐曾的画像，将兄弟二人合在同一张画卷上。画像上的峒曾身着便服，是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在北京陷落后不再穿官服；岐曾身着官帽官服，是尊重王者之命，因为鲁王曾经封他为职方郎。峒曾、岐曾两兄弟一生联宅而居，家产共有，先后为明朝而死，死后葬在同一片墓地，似乎没有遗憾了。

每年清明节，玄汸都要带着子孙去家族墓地祭祀。

侯家的家族墓地位于圆沙海滨，在嘉定、宝山和上海三县的接壤处。明朝末年，侯家在海边的墓地足有五百多亩，经历清初的籍没后，只剩一百余亩。墓地已是坟头累累，海风裹挟着潮汐，一点点侵蚀着墓地的石柱、墓门。在玄汸和子侄、门生的定期打理下，墓地勉强可辨。侯家两度遭难后，朋友们建议玄汸堵河、填沟、培沙，撤去犯煞的石柱，改变墓地的风水。玄汸有的听从了，有的拒绝了，他说，忠孝之事是人所为，哪里是风水决定的呢？如果子孙修德，地理环境又能限制什么？

远处，是侯家第一代进士侯尧封及其妻子沈氏的墓。按照左昭右穆的入葬顺序，子孙的墓依次排开。接下来是侯孔诏和正室陈氏、侯震旸和妻子龚氏的墓。再向下一排，侯峒曾和妻子李氏的墓，侯岐曾和妻子张氏、继室金氏、妾静姝的墓，守在侯震旸夫妇的墓穴左右。再接下来，孙辈的墓穴一字排开，聚拢在父母的旁边。侯玄洵和妻子夏淑吉葬在第一穴，不远处是他们的儿子侯檠的墓。侯玄演和妻子姚妫俞葬在第二穴，侯玄洁和妻子龚宛琼葬在第三穴，侯玄瀞和正室张氏、守节三十年的未婚妻盛韫贞葬在第四穴，玄泓和妻子孙俪箫、继室章有渭葬在第五穴。其中，玄演和玄洁葬的是衣冠，玄瀞葬的是火化后的骨灰。经历了那么多年，他们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侯家的女儿们，各自守望在或远或近的夫家墓地，有的葬在昆山的王家墓地，有的葬在昆山的顾家墓地，岐曾的三女儿侯蓁宜葬在嘉定安亭镇的龚家墓地。

先辈和亲友一个个逝世，玄汸有些孤单。他想起明亡前，他和父亲岐曾、舅舅杨廷枢以及几位弟弟为即将去嘉兴赴任的伯父峒曾送行，他们在船上谈到死亡的话题。之后的几年内，侯峒曾投水而死，祖母龚老夫人投河自尽，侯岐曾、杨廷枢、玄演、玄洁死于兵难，玄汸投河后侥幸被救，玄瀞客死他乡，玄泓病死在家乡。与其说当年船里的一席夜谈是谶语，不如说各人早对生死有了自己的认识。当死亡突然降临时，他们不觉得可怕，像很久之前已经约好了似的，坦然以对，慷慨赴死。

玄汸还记得，当年侯峒曾带着重金请来的河南风水师，一同去圆沙海滨勘测侯家的墓地。风水师登上高处，举目四望，说，是个出忠臣孝子的福地。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恐怕灾祸也不是一般的剧烈。峒曾听了，没有反驳，只是感叹道，天下哪有又当忠臣孝子又能享福的？

侯家为“忠臣孝子”一词已经付出了太多。

1677年，明月堂的主人、“江左六龙”中的最后一人侯玄汸去世，终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