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带来了生活的巨大变化。兵燹过后，物价飞涨，加上农作物连年歉收，人人忙于维持生计。不过，对读书人来说，有些东西似乎没变，比如读书问学、组织文社。对他们来说，以文会友更像一种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超越政治上的挫折。

江南的有识之士有感于文坛的凋零，呼吁重组文社。从苏州到松江，从太仓到嘉兴，从无锡到杭州，各地的文社很快恢复起来，重现前朝的繁盛。文网暂时宽松，他们开始整理前朝诗文。在玄泓、归庄等人协助下，苏州人陈济生花费六年，编纂了一部《启祯两朝遗诗》。丛书收录了侯峒曾、侯岐曾、杨廷枢、侯玄演、侯玄洁、侯玄瀞和侯家友人顾咸正、夏允彝、陈子龙等三百余名明末忠义贤德之士的诗作，借诗存人，以诗存史，保存了前人的文化遗产。

玄泓在苏州流亡时，参加过当地文社。他回到嘉定后，继续参与文学活动，只是不参加科举考试。黄淳耀去世后，直言社一度停止了活动，但直言社的弟子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纪念黄淳耀。陆元辅不停搜集黄淳耀散佚的诗文，加以精心编辑，寻找机会刊刻；苏渊把黄淳耀的遗孤黄㺱抚养长大，教他读书作文、书法篆刻，并将女儿许配给他。玄泓与他们商议后，为黄淳耀私定了一个谥号“贞文”，“贞”即清白守节，“文”即道德博闻。他们还重新启动了直言社，继续切磋诗文，交流思想，希望恢复黄淳耀在世时的社团气象。

玄泓年轻时才情绮丽，注重言辞华美；鼎革后，他漂泊多地，最终回归家乡，研读嘉定先贤的作品，文风“敛春华为秋实”，如一坛老酒，韵味醇厚。

玄泓说自己写作时“无常师”，把“能驱使古人，而不受古人驱使”作为目标。他的文风有一个特点从没变过，那就是“情真”。他认为，写诗作文最重要的是抒发真性情，让语言自然流淌。

情真意切，直抒胸臆，其实是中国古老的诗歌集《诗经》开创的传统。嘉定的文学脉络没有因改朝断代而断裂，也没有被嘉定的学子遗忘，反而一步步发扬光大。从明朝后期归有光在嘉定讲学开始，嘉定形成“士以读书讲道为荣”的氛围；到程嘉燧、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嘉定四先生”，再到黄淳耀、侯峒曾、侯岐曾，嘉定读书人一直崇尚书写真情，摒弃浮艳空虚、刻意雕饰的习气，在江南文坛上自成一派。而经历了鼎革剧变的侯玄泓，在文学评论家看来，他的文风继承了“嘉定四先生”、黄淳耀以来的文学脉络，并自成一家。

玄泓回乡后，参加过的最大的聚会是1654年钱谦益组织的苏州文宴。

钱谦益已七十二岁。在过去整整十年里，钱谦益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弘光王朝覆亡后，他率众降清，入清朝礼部为官，奉命纂修《明史》。他做官不到半年就告假回乡，先后被牵连到两起反清案件中。不过，他一直没放弃搜集明朝史料。他曾经花费五年，私自编纂了一部二百五十卷的巨著《明史稿》，寄托对故国的思念。他暗中联络反清力量，辅助广西的永历皇帝规划反清形势，奔赴金华策反当地武将，与妻子柳如是暗中资助郑成功北伐江浙。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年前，他辛苦编成的《明史稿》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此时，钱谦益正客居苏州名士张奕的绿水园中。他偶然收到友人编选的明朝遗民诗集，感慨良多，于是在绿水园举办文宴，邀请旧友小聚，包括玄泓、归庄和多位苏州诗人，皆是入清后隐居不仕的文人。

绿水名园中，景致颇多。钱谦益一行十人在园中的假我堂饮酒畅谈，直到深夜。远处依稀传来鸟鸣声，园中竹影摇荡，灯火阑珊。言谈间，他们时而发问，时而辩难，时而挥动着檀木牙板打拍子唱歌，还有歌女作陪。钱谦益兴致颇高，仿佛回到了前朝文人圈的盛会。

表面的热闹下隐藏着复杂的情绪。众人的心态不再像明朝时一样无拘无束，酒桌上夹杂着沉重的话题，笔下的诗句也带上了无奈。谈到前朝的话题时，归庄追问东林党的细节，打算记录前朝的史事。遭受鼎革剧痛的玄泓，则似乎避重就轻，没有直忆往事，只说希望“垂纶练水”，意思是在练祁河畔的嘉定过隐居生活。

当钱谦益见到一门忠烈的玄泓时，想必尤其感慨。他给玄泓和玄汸赠诗，回顾了当年侯、黄守城的经过，勉励“六龙”中仅存的兄弟二人走出悲伤。玄泓在文宴上写的诗似乎没有留存，他的心情一定不会比钱谦益笔下的“击筑泪从天北至，吹箫声向日南多”更好。

后来，玄泓还参加过著名诗人冒襄在南京举办的聚会，也和陆元辅参加过文学家龚鼎孳的集会。他来往的朋友多是不仕新朝的遗民诗人，但其中也有出仕清朝、心怀愧疚的钱谦益、吴伟业，更有连续投降过李自成和清朝、私生活放荡的龚鼎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他们坐在一起，政治立场没有成为阻隔他们的樊篱。最重要的是，玄泓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侯氏家族的门风，他深知“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

其实，入清之后，玄泓和朋友们的每一次聚会都很难得，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1653年，清朝发布敕令，禁止私下创办书院，禁止结社结盟，禁止读书人集会讨论政治或哲学问题。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后，再次下令严禁社盟，文人结社变得彻底萧条。

文社禁令只是清朝打压江南文人的手段之一。从1644年江南拼死抗清开始，清朝对这块土地的压迫从未放缓。

康熙皇帝即位前后，清朝实行了一系列铁腕政策，对不驯服的江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清理，让江南士人吃尽了苦头：

1657年的“丁酉科场案”中，南京乡试继北京之后也发生舞弊案，二十名功名卓著的考官全部下狱处死，家产籍没，家人入官为奴；多位江南知名文人（包括玄泓的朋友）被革除功名，发配东北边疆。

1659年的“通海案”中，郑成功与南明将领张煌言在长江下游合兵，在金坛遗民的接应下，一路打到瓜洲，震动了清廷。清廷以株连的方式，将牵涉其中的六十五名官吏、士绅一律处死。

1661年二月的“哭庙案”中，以金圣叹为首的十七名苏州吴县生员，在文庙向孔子像哭诉县衙严刑催科、发动百姓向上级官府申辩，结果被清廷视为叛乱，抓捕后受到拷打，全部判处死罪。

1661年六月的“奏销案”中，清朝针对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拖欠钱粮的顽固风气，革除四府两千多名乡绅和一万多名生员的功名，其中包括侯家的朋友许自俊、陈俶、苏渊等人。禁止拖欠令的后果之一是，名下的田地越多，要缴纳的赋税越重，导致百姓的生活入不敷出，纷纷流亡。

1661年十月，清朝朝廷在郑成功手下降将的建议下，发布“迁海令”，切断陆地对郑成功的供应和贸易往来。从辽东、山东到江南、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全部内迁三十里，毁掉沿海的房屋，禁止任何船只出海，禁止任何人在沿海活动，彻底关闭通向海洋的大门。

1662年，湖州庄氏家族私修明朝历史时，触犯了敏感的清朝早期历史。朝廷下令将庄氏族人和参与撰序、校对、刻印、买卖的七十多人全部诛杀，几百名涉事者全部流放。“庄氏明史案”打击了对清朝不敬的明朝遗民，从此，知识界进入动辄因言获罪的文字狱风潮中。

而1662年发生的另外两件大事，让东南人士彻底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希望。一件事，是偏居广西一隅的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攻入云南后，逃入缅甸寻求帮助，缅甸国王却在吴三桂的逼迫下将他拱手献出。之后，他被杀于昆明，明朝最后一线龙脉就此断裂；另一件事，是反清的最强力量郑成功在几次攻打江浙失败后，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作为根据地，却接连受到部将抗命不遵、儿子与乳母乱伦、父亲在北京被杀、郑家祖坟被清朝开掘、永历皇帝在云南被害等一系列噩耗的打击，急火攻心，不久病故。他死后，他的儿子和部将陷入内斗，再也无心反抗清朝。

这几件事其实跟侯家没有直接关系，侯家人不出仕、不入学，慢慢修复着因时代变革遭受的创伤。跟政治直接相关的，或许是康熙皇帝继位后，颁令天下避开皇帝玄烨的名讳，“玄”字被民间禁用，姓名中有“玄”字的一律改用“元”字。虽然后人把侯家六兄弟的名字写成元演、元洁、元瀞、元汸、元洵、元泓，不过，此时依旧在世的玄汸、玄泓兄弟，直接放弃了中间的字辈，改名侯汸、侯涵，作为一种无声的抗争。

清朝对江南读书人的打压，使江南的文社再也没达到明朝的规模，再也没出现过读书人指点江山、评议朝政的热烈场面。不过，这也促使天下读书人的学风转向务实，形成乾隆年间的朴学。

伴随政治打压而来的还有流行病。康熙初年，又一波流行病袭来，江南家家户户无人能免，棺材铺的顾客络绎不绝，祛病消灾的巫术场面越来越隆重。短短几年间，侯家又有几个人去世：夏淑吉、姚妫俞、侯玄泓。

1661年，夏淑吉病亡，终年四十三岁。这一年是顺治十八年，也是康熙皇帝即位的第一年。两年后，姚妫俞去世，嗣子侯乘为她送终，年迈的父母为她做了佛事。盛韫贞为两人撰写生平传记，随后搬离岁寒亭，隐居山中。

1664年，玄泓一病不起，不久去世，终年四十五岁。玄泓死时，他的继室莫氏才二十七岁，小儿子侯莱还在母亲腹中。玄泓去世后，他的文坛朋友陆续撰文哀悼。吴伟业写了一阕《临江仙》怀念他，汪琬为他撰写墓志铭，苏州慎交社的社友为他商定了一个谥号“贞宪”。朋友们认为，玄泓这辈子既做到了继承父辈的遗志，又能修身立言，学有所成，成就“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一，无愧于“贞宪先生”之名。

玄泓去世四年后，他的文集刊行于世，挚友归庄撰序。明亡后，归庄辗转多地生活，在玄汸、玄泓归来后，他时常客居嘉定，设馆教书，与玄泓的儿子侯荣也成为忘年之交。

另外，在玄泓过世的同一年，钱谦益也去世了，终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