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新年到来，这一年是清朝顺治三年，对侯家人和亲友来说是明朝隆武二年。

刚经历苦难的人们，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无不流露出黍离之悲。

“颇闻城市少人烟，处处哀号焚纸钱。”归庄的家乡昆山一片荒凉。

“败壁只堪狐兔宿，空枝仅有鹧鸪飞。”嘉定娄塘镇的萧瑟让杨廷枢感到惨不忍睹。

“白首同归交谊重，国殇两吊日南天。”夏完淳沉痛地缅怀父亲夏允彝和伯父侯峒曾。

“门前双郁垒，犹是旧威仪。”在岐曾的女婿顾天逵看来，唯一没变的是家家户户贴的门神。

“有药难医贫到骨，无钱可买命如丝。”生活一落千丈，岐曾的女儿侯蓁宜只能以绩麻织布为生。当她和丈夫龚元侃听到邻家的欢笑声和爆竹声时，心里更不是滋味儿。

侯家人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新年仪式一切从简。家庙里摆上香烛、果品，供奉从城里迁回的祖先牌位，全家参拜，父子小酌。侯岐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他本有六个同母兄弟姐妹、一个庶妹，历经瘟疫后，到去年只剩三人，嘉定抗清失败后，只剩他一人。长子玄汸三十二岁，其他子侄不到三十岁，尚不足以支撑家族。这是侯家最破碎的一个新年。

元宵节，县城里贴出“金吾不禁”的告示，解除平日的宵禁，人们可以观赏夜景。村民舞起龙灯，还有人绕着侯家的庭院唱戏，讨要小钱。窗外锣鼓喧天，有人考中了秀才。龚老夫人叹息良久。城里已经传出了“白马紫金牛，骑出万人羞”的童谣。早在改朝换代伊始，1645年，在清朝统治下考取秀才的嘉定士子就有五十人，1646年有四十五人，比鼎革前没有少太多。特殊时期，人们的选择比平时更加多元。

岐曾翻出玄演、玄洁兄弟的遗稿细细浏览，很多习作都是在峒曾、岐曾和黄淳耀的指导下写就的：

玄演喜欢读古人的故事，常有不寻常的心得，比如“诸葛计功输乐毅，渊明言志托荆轲”。他喜好性理之学，用一首“元宰何微茫，悠悠费追寻。世皆尚雕饰，未敢明此心。微言会将绝，太息空抚襟。”表明自己超脱的一面。

玄洁喜好山水，常在旅途中给兄弟们写诗代信。在明亡前的几年里，他身体孱弱，却表现出对时局的担忧。当他因肺病寄居山中时，他写道：“渐减文章乐，能忘寇盗悲？”当他看到堂兄玄汸为嘉定折漕事宜奔走时，他感叹：“坐愁南郡征输日，行过江黄战伐尘。”

仅仅一年，天翻地覆，父子兄弟阴阳两隔。嘉定城破时，家人匆忙逃难，名贵家具、大件古董都没有带走，家仆用竹筐背到乡下的手稿、书信、画像，是侯峒曾和玄演、玄洁父子仅存的遗物。

清明节将近，在岐曾的安排下，年轻人分工整理逝者的遗稿。玄瀞负责整理峒曾的书信、诗文，为他编撰年谱；玄汸与玄瀞一起整理玄演、玄洁的诗文，龚元侃、顾天逵负责抄录；陆元辅与玄泓搜集黄淳耀的诗，苏渊整理黄淳耀的文章。另外，龚元侃还要整理父亲龚用圆的遗稿。所有的书稿只能传抄，暂时没有刻印的机会。

有的村民听说后，主动归还了侯峒曾的三十多册手稿，换得一些小钱。玄泓无意中在城内店铺买到了祖父侯震旸的几卷遗作，以及侯峒曾用过的一方古董砚台。睹物思人，每一件遗物都弥足珍贵。

岐曾的父亲侯震旸的诞辰，不再像以往那样隆重纪念；岐曾的五十二岁生日，也不再去白塔寺礼佛庆寿。每一个欢乐的节日，在侯家都变成了祭日。

真正到了最大的祭日清明节时，侯家却无法大规模祭祀。

清朝颁布了新历法，清明节是二月十九，不过侯家人还是按照明朝历法，在二月二十一举行仪式。

为亡人移柩，是从清明节开始要做的大事。侯家决定将城里和乡下的坟合并，峒曾和岐曾两支也不再分开祭祀。安葬的结果是：岐曾的父亲侯震旸一席，玄洵合葬其中；侯峒曾、侯岷曾合葬一席；岐曾的原配张氏一席，长儿媳杜氏合葬其中；两个侄子玄演、玄洁合葬一席。

岐曾和龚老夫人、嫂子李氏商议，简化祭祀的流程和仪式，一年只分清明、中元、除夕三次大祭祀，祠堂里只祭祀上三代人，即岐曾的曾祖父侯尧封、祖父侯孔诏和父亲侯震旸，其余的节日只祭祀父亲侯震旸和兄长侯峒曾。其他过世的女眷、子侄，不在祠堂中设牌位，只在坟墓上行礼。

简单的仪式无法寄托哀思，更多的情绪只能诉诸笔端。战乱过后，读书人开始自发地搜集死难者的名单。岐曾向友人朱子素、门生陆元辅询问嘉定城破后的死难详情，打算写一篇《嘉定死事备考》，记录抗清的死难者。他笔下记录了一串长长的死者名单：

龚用圆，岐曾的亲家，人称龚博士，城破后与兄长龚用广跳河自尽；龚孙玹，峒曾的亲家，与敌兵展开巷战，身中七刀而死，他的妻子在家中投水自杀。在嘉定几次屠杀中，龚家遇难的成员有龚用广和妻子娄氏，两个儿子元彬、元韶；龚用圆；龚用厚和妻子沈氏，两个儿子元明、元桂；龚孙玹和妻子金氏。加起来至少十一口人。

金德开，岐曾的妹夫，出身书香世家。他们夫妇在嘉定守城时赶到侯家，金德开参与守城。峒曾投水自杀时，他的妹妹听说了丈夫金德开罹难的消息，一同跳水自尽。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也没有逃过劫难。金家共有七名族人在兵难中遇害或自杀。

此外，岐曾还记录了多位参与守城的义士：

张锡眉，侨居嘉定的松江举人，与峒曾守城失败后，他留下绝命诗：“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俱亡，死亦为义。举家殉之，惜非其地。后之君子，不我遐弃！”然后与妾一起跳水自尽。

唐昌全，峒曾的门生，黄淳耀的朋友。守城失败后，他回到家中，当敌兵破门而入逼他剃发时，他誓死不从，和妻子一起被害。

龚元，顺天府小吏，来嘉定迎接侯峒曾任官。赶上李自成攻陷北京城，他无法回京，只能滞留在嘉定。峒曾投水自尽时，他坐在池边痛哭，被乱刀砍死。

杨恕，侯峒曾的仆从，跟从侯峒曾守城，城破后不肯离去，随峒曾回到侯家，当敌兵向他索要财物时，他默不应声，被杀。

夏云蛟，黄淳耀的好友，直言社成员。他悬梁自杀不成，敌兵进门时，他干脆悠闲地躺在床上，被砍杀。

朱长祚，他协助侯峒曾守卫北城，城破后带着两个妾跳水自尽。

朱衮，城破后，他扣紧铠甲，挥舞兵器，与敌兵厮杀至死。

…………

侯家的朋友朱子素几次登门，带着尚未完成的《嘉定屠城纪略》。朱子素在嘉定城破后侥幸活命，正记录半年前的嘉定悲剧：乡兵怎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侯峒曾和黄淳耀如何临危受命，李成栋如何几次下令屠城，百姓如何四散逃亡。他记录了嘉定抗清斗争中七十八位死难乡绅和读书人的名字，更多的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无辜百姓，他估计城内外死于鼎革兵难的男女老幼有两万余人。

他们也会谈起为什么嘉定的抵抗会失败。

二十二岁的玄瀞整理父亲的书信，回忆父兄和兵民守城的经过，总结了三条原因：第一，明朝覆亡，人心灰暗，只能勉强抵抗，城墙轰然倒塌的一刻，众人的信念再也无法挽回；第二，嘉定只是弹丸之地，北部的太仓屏障一失，敌兵不出两个时辰就能赶到嘉定，嘉定完全没有喘息之机；第三，嘉定城墙年久失修，没有能指挥的武将，没有能作战的士兵，粮食、铠甲、马匹不足，火器、兵器迟钝难用，只靠个别家族出资出物，很难坚持到底。

朱子素则认为，嘉定遭难，吴志葵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打着抗清旗号率众守城的，其实有两类人，一类是侯峒曾、黄淳耀等真正忠于明朝的臣子，但他们除了信念，几乎别无可恃；另一类是吴志葵等明朝将领和各镇乡兵，将领只想以抗清为掩护谋取私利，乡兵力量涣散，终不能成事。嘉定城破后，有人私下议论侯峒曾、黄淳耀等守城领袖“忠有余，智不足”，但朱子素认为，侯、黄等人殉的是一个“义”字。当时的形势，即便不守城，嘉定也难逃一劫。最该受到批判的，是那些起哄倡议抗清，轻易挑起兵事，结果半道退出的家伙。

当他们看到夏允彝的遗作《幸存录》时，就会明白明朝的灭亡并非偶然。当整个王朝覆亡时，江南的沦陷只是迟早的事。

《幸存录》是夏允彝自杀前写成的，详细记录了明末政事。当他反思党争时，他意识到明朝的灭亡不全是“小人”的错。东林党自视为君子，将阉党视为小人。小人是真小人，君子未必是真君子。小人加害君子，君子反过来攻击小人，一来二去，朝野官绅的精力全用在互相提防、互相倾轧上。当内忧和外患的双重挑战来临时，悲剧的结尾几乎是必然的。

守城、失败、屠城、遭难，侯家人也许会听到外人的只言片语。混乱的时局，敏感的话题，其实没有人公开说什么。让岐曾欣慰的是，挫折并没有影响侯家的声誉，反倒赢得了更多推崇。这从两件事可以看出：

一件是，清明节过后，百姓纷纷传言，本县县尉夜间巡逻时，看到身后有个穿着绯红色官袍的人影。县尉心慌，问随从这是谁。随从说，是侯家大老爷侯峒曾。第二天，雷声轰鸣，暴雨大作，一道闪电击穿了县衙的大门。过后，县城里建起了水陆道场，僧侣云集，超度在县城上空盘旋的亡灵。在百姓的心目中，侯峒曾的灵魂开始有了神性。忠臣死后显灵，在历史上多有先例，无论是否真的显灵，都证明了忠臣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另一件是，春天到来后，向侯家求亲的人变多了。从附近的上海到江苏北部的彭城（徐州），先后有人带着名帖和礼物来谈婚事，侯家的朋友许自俊也竭力牵线。夏完淳身为嘉兴钱家的女婿，也带来钱家希望与侯家结亲的消息。岐曾在心里默默感激兄长的在天之灵。只是侯家门庭衰落，连足够的彩礼也拿不出。玄泓的幼子侯荣与彭城的家族定亲时，只能答应入赘到对方家中。入赘，是侯家的祖先家境贫寒时不得已的选择，经历了几代繁荣后，突如其来的时代剧变又把侯家推回低微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