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天覆地的1644年转眼过去，看似平稳的皇室继承，背后酝酿着难以揣测的风云。

1645年新年伊始，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江南百姓度过了一个最“黑暗”的元宵节，城镇乡村没有花灯，没有鞭炮，只有凄凉如霜的月色。侯家的亲友无不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有思念，有迷茫，间或夹杂着几丝希望。

“紫极问谁扶日月，新亭应共望幽燕。”侯峒曾看不清江山社稷的未来，心中无限惆怅。他与黄淳耀一起去苏州西山圣恩寺，与老僧谈禅赏梅，约定深居不出。

“戈挥白日真无力，扇隔黄尘也自贤。”黄淳耀和峒曾一样，只能用“泪如泉”缅怀逝去的王朝。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知道一定不能做什么。

“忠魂铁石水为魄，那惜满门桃李姿”，相比大多数人的悲观情绪，侯家的亲家龚用圆表达了反抗的决心。他常常夜不能寐，为了朝廷光复，他甚至愿意献出全家的力量。

“自信荣华无骨相，宁同夸父事驱驰！”侯家的友人中，陈子龙也许是最有决心的一个。他不想为末世唱挽歌，宁肯像夸父逐日一样燃烧最后的生命。他离开弘光朝廷后，回松江老家待了一段时间，随后去了反清义军聚集的太湖。

新一年的头三个月里，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北方，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已经顺从了清朝的统治。清朝摄政王多尔衮采取开明的政策，收服了人心。他下令，如果明朝官员主动投降，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保留官位，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绝大多数北方官员望风而降。他又下令，百姓无须再缴纳明朝的“三饷”，免除战争重灾区的赋税，还为流移的难民安置住处。于是，北方的普通百姓也开始了新生活。

与北方的清朝相比，江南的弘光朝廷大失人心。“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广为流传的民谣反映了南京城内卖官鬻爵、朝廷昏庸无度的景象。

弘光皇帝把政务交给马士英和阮大铖，自己沉迷于看戏。选淑女活动也继续进行，几乎波及每一户江南人家。在苏州府、杭州府，阉党党羽在大街小巷巡查，挨家挨户采集信息，直接带走年轻美貌的女子。

马士英面对北方的威胁，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议和上。他派使者带上十万两银子和几万匹布帛去北京，与清朝议和，说了一句“和则和耳”，遭到清朝拒绝后，又说了一句“不和则不和耳”，没有任何筹划。弘光皇帝的另一宠臣阮大铖是戏剧名流，当阮大铖去江北督师时，士兵们看到他身着素蟒服，腰围碧玉带，俨然一副梨园装扮。

盘踞长江中游的明朝将领左良玉出于自身利益，要带兵去南京铲除马士英，马士英急忙调江北军队阻挡。一些大臣提出江北军队应该用于阻挡清军，马士英拒绝道，清军南下还可以议和，左良玉如果得势，我们君臣必死无疑。

据说，当史可法向马士英报告清军已经渡过淮河时，马士英大笑不止，对宾客说史可法谎报军情，是为了年底获得更多的军饷补助。

更危急的消息传来：清军已经击败了西撤的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了陕西。之后，清军兵分三路，挥师南下，势如破竹。

弘光朝廷慌了手脚，发出“观望处分”的谕旨，命令江南所有官员出资出力，保障南京的安全。凡是袖手旁观，不表态、不行动的官员，无论在职与否，一律严厉处分。

不过，回应的人似乎不太多，峒曾也没有具体行动。他写信给史可法表示歉意，称自己没有看到官方抄报，想必也在受处分的名单中，有需要的话，他可以捐出自家的钱粮作为军饷。

无论是史可法，还是南京的弘光朝廷，都没有精力执行处分令。没有人知道，长江对岸的扬州发生了可怕的事。

自从前一年弘光朝廷在南京组建后，扬州就变成了战略要地，开始了不平静的日子。

在江北四镇的武将眼里，扬州是江北宝地，有钱有粮有美女，能提供最丰盛的军需。江北四镇中的三个将领，也就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不顾扬州官民的反对，带兵互相攻击，争相在扬州驻兵。史可法在扬州督师期间，单是协调桀骜不驯的武将就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更谈不上防守清军了。

最终，高杰压制住黄得功、刘泽清，获得了驻兵扬州的权力。扬州百姓绷紧了神经，因为他们早已听说高杰的凶暴。

扬州的不平静，从郑元勋的死于非命可以看得更清楚。

郑元勋是前文提过的举办牡丹诗会的扬州文人，他是黄淳耀的朋友。北京陷落的消息，正是他写信告诉黄淳耀的。北京陷落后，他拿出家财交给史可法，请求史可法练兵守卫江北。他交友广泛，与高杰也有来往，还帮助高杰驻兵扬州。当扬州百姓拒绝高杰进城时，高杰在城外肆意劫掠，扬言攻城。郑元勋听说后，当面以爱民大义劝说高杰。高杰面露尴尬，说扰民之事是一个叫杨成的副将干的，下令将杨成斩首。好消息几度传播后变成了谣言，扬州城内的每个人都听说了高杰要诛杀“扬城”。一伙暴民认为郑元勋是引高杰入城的罪魁祸首，将他乱刀砍死。

高杰驻兵扬州后，奉命去河南镇压李自成的起义军，不料由于私人恩怨被河南总兵杀死。黄得功听说高杰的死讯，急忙占领扬州，甚至想杀掉高杰留在扬州的家人和士兵。史可法再次费力阻拦，安排黄得功防卫正在南下的清军，而马士英、阮大铖担忧明朝叛军甚于清军，坚持让黄得功去长江中游镇压左良玉的叛军。史可法只好妥协，孤零零地退守扬州。

扬州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长江以北的防守完全系于扬州一座城，扬州一失，长江屏障不复存在，整个江南命运难保。与此同时，江北的兵力不断削弱，江北军镇或被调走，或不战而降，长江北岸对于清军几乎变成不设防的状态。

四月十四日，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扬州城下。史可法关闭扬州城门，准备防御。扬州城内兵力薄弱，他火速发出求援檄文，请黄得功、刘良佐等军镇前来支援，但没有一支队伍赶来。黄得功在长江中游击败左良玉的叛军后，正与李自成的队伍僵持，期待以军功获得更高的爵位，左良玉的叛军则直接投降了清朝；刘良佐也率兵投降了清朝豫亲王多铎，摇身一变，由明军变成清军，将矛头对准了扬州。

史可法和扬州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史可法收到了多铎的劝降书，劝降书是投降清朝的江南读书人写的。史可法虽无力抵抗，但誓死不降，事先写好了遗书。城内的一些将领和士兵见他不动摇，偷偷出城投降了清军。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借助威力巨大的火炮，不到一天就攻破了扬州城。扬州总兵、扬州知府等几人战死，史可法被俘，拒不投降，三天后被杀。

清军占领扬州后，多铎下令屠城。最高统帅下达的屠城令，意味着士兵在城内的任何放肆行为都不用承担责任。清兵得令后，开始明目张胆地钻门入户、杀人夺财。他们软硬兼施，快速从当地人口中掌握了更多细节：谁家为官宦，谁家是财主，哪些人家的墙壁里藏了金银，哪些人家的地窖里躲着女子……

二十多天后，扬州兵败的消息才慢慢传出，身在南京的官员只听说清兵“杀伤甚多”，史可法被抓后“求死不得”。外面人不清楚的故事是，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场面惨不忍睹。几十万扬州居民除了在城破前逃出的和侥幸躲避的少数，几乎全部遭难，城内的尸体堆积如山。

侯峒曾也听说了扬州被攻破的消息，还听说史可法已经率兵退守太湖。他不确定史可法是生是死，对家人说，史可法能保住性命当然好，如果为了求生而投降清朝，还不如像文天祥一样尽早以死报国。他的病情持续加重，卧床四十多天。弘光朝廷仍在派人催他就职，他继续推托。

清兵血洗扬州后，多铎给江南官员发布了一道谕旨。他在谕旨中解释道，清朝军队来到扬州，本希望官员主动献城投降，免得大动干戈，结果扬州官民顽固抵抗，他只能下令屠城。他希望后续的城镇能审时度势，接受扬州的教训：

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抗拒不降，维扬可鉴。”哪座城市胆敢反抗，且看扬州的惨状。

扬州一失，清兵迅速渡过长江，逼近南京。

五月初十，弘光皇帝与马士英和几名贴身宦官商议后，悄悄地连夜出城，寻求江北军镇的庇护。

南京百姓听说皇帝和马士英已经逃走，变得六神无主。他们涌向城门，准备逃到城外，出了城才发现城外大兵遍道，只能折返回城。一些暴民冲进狱中，把里面关押的崇祯皇帝的太子请出来执政，顺便进入皇宫抢劫金帛。另一些愤怒的百姓把过错归咎于在朝的官员，马士英、阮大铖以及投降李自成或清朝的官员家庭全都遭了殃。暴民冲进他们的家打砸一番，抢走值钱的东西，放火烧了他们的宅第。

面对眼前的局面，礼部尚书钱谦益和几位高级官员商议后，决定献城投降。

弘光皇帝逃走五天后，多铎率领五百余名骑兵来到南京洪武门前。弘光朝廷的一百多名文武官员聚集在洪武门两侧，备好地图册籍、金银礼币，跪迎多铎入城。

南京城内，大街小巷很快贴上了清朝的告示：

大清国摄政叔父王令旨，晓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

尔南方诸臣，当明朝崇祯皇帝遭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遗一兵、不发一矢、不见流贼一面，如虎藏穴。其罪一也。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也。

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

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

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

倘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朝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

檄到之处，民人毋得惊惶奔窜，农商照常安业，城市秋毫无犯，乡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粮料草束，俱须预备运送军前。

兵部作速发牌，出令各处官员、军民人等及早互相传说，毋得迟延，致稽军务。

特兹晓谕，咸使闻知。

告示里说得很清楚，投降者论功行赏，抗拒者全家遭殃。或许是清朝的开明政策让人心存侥幸，或许是扬州屠城的传闻过于恐怖，南京官民顺从地迎接了清军的入驻。豫亲王多铎的案桌上，争相朝贺的官员名帖堆了十几堆；营房的门外，读书人蜂拥前来谋求一官半职；乡村保长排着长队送来农产品，信誓旦旦地保证家家户户的门上已经写了“顺民”二字。

不过，当三天后城门打开时，还是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拖家带口出城，一部分人是因为民房被清兵征用，被迫搬迁，另一部分是决意逃亡的妇女老幼。城内的秩序总体良好，多铎下令斩杀了几名骚扰民户的士兵后，住在南京城内的官民略为安心。

接下来，多铎要做的是招抚整个江南。钱谦益向多铎进言，江南民风柔软，无须用兵，一纸文书就能让百姓顺从。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江南，多铎自然愿意。他麾下的清兵数量不多，只有几千人。江南河道密布，北方清兵不擅长水战，一旦与南方士兵开战，不占任何优势。

杭州的收服也很顺利。占据杭州的潞王经过权衡，率领官员开门投降，条件是不杀城内百姓。多铎允诺后，清军顺利进城，官府和平交接权力，杭州城内并未出现太大混乱。

逃走的弘光皇帝也被抓住了。他逃出南京后，在安徽太平府辗转躲藏，最后在武将黄得功的营帐中被抓。抓住他的不是清兵，而是刚投降清朝、打算将功赎罪的明朝将领刘良佐。刘良佐杀死黄得功后，绑走福王，献给多铎。

越来越多的明朝军队投降了清朝，前后总计二十三名总兵、四十七名副将、将近二十四万马兵和步卒。清军的实力大大增强。

多铎对江南的快速平定非常满意，他留下两名平南大将军和三千名士兵接收苏州和杭州，然后带着弘光皇帝及其家眷、崇祯皇帝的太子、潞王等明朝藩王、明朝的数十名降官一起返回北京，向朝廷报功。

不过，招降当然不会这么顺利，即便绝大部分人望风投降，也总有不投降的少数人。不安分的消息很快传来。

明朝监军杨文骢率五百名手下从镇江逃到苏州后，赶上降清的明朝官员黄家鼒正在苏州代清朝招降官民。面对黄家鼒的劝降，杨文骢怒不可遏，把黄家鼒公开斩首。另一名招抚官侥幸逃出，匆忙向多铎汇报。多铎大怒，拨出八万兵马，决定以武力驯服江南。

扬州屠城几十万人，弘光皇帝下落不明，都城南京不战而降，大批清兵正在逼近，江北军镇南下劫掠……陆续传来的消息使江南百姓陷入了恐慌。

嘉定城里乡下，也是一副兴兵的势头，百姓议论纷纷，惊慌失措。侯峒曾听说的形势是，城内几乎没有兵员可用，主事者正在调兵，调来也不知用于何处。县令召集乡绅到衙门商议对策，发布公告安抚民心。峒曾身体有恙，无法去县衙参与讨论，但着实思考了一番。他参考无锡、昆山的防守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远侦探，备城守，列铳炮，严巡缉”，委托黄淳耀将自己的建议转告县令。

他预感战乱要来，不断与亲友书信往来，彼此知会最新进展，商讨未来的计划。

侯家的亲家夏允彝，正带着儿子夏完淳在泖湖联络抗清义士；苏州的亲家姚宗典夫妇，带着滞留在家的女儿姚妫俞躲在山中。峒曾告诉他们，嘉定的局势还算平静，他暂时不打算逃命，一来他卧病在床，没去祖先的墓地祭拜告别，不应仓皇迁居，二来他要响应县令的号召，大家族带头保持镇定，以免外部的风声引起民众骚乱。除非彻底失去希望，他才会考虑到乡下或山里避难。每一封信送出前，他都让侄子玄泓带给家人传阅，稳定家人的情绪。

他没有忘记嫁到昆山的女儿侯怀风。他听说女儿已经随婆婆躲到昆山乡下，感到很欣慰。他的妻子李夫人一开始也想全家避难，但最终听从了他的看法，“动不如静”，继续住在县城，观察事态发展。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传达了一贯的家法，“人行我止，人止我行”，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随波逐流。

峒曾还写信告诉叔祖、叔父等族人，让他们尽快处理手头的官甲和民田。之前，族人沾了他作为官员的光，在乡间置办了不少田产，过着优裕的生活，有些族人还打着他的名号占村民的便宜。他很清楚，改朝换代时，官员家族面临的风险比平民百姓更大。如果族人大量占田，可能会带来灾祸。他恳切地劝告叔祖、叔父，为了性命安全，尽快分散田产，摒弃官员家族的名分。他告诉族人，自己已经没有官员的身份，只是一介平民，这是幸事。

耳边，消息来得非常慢，没有任何时效性。眼前，人们看得最真切的是暴民作乱。在苏州、南京、常熟等地，投降李自成或清朝的江南籍官员家族无不遭到暴民的抄掠。暴民的人员构成，有无赖游民，有失去兵饷的乡兵，更多的是想摆脱低贱身份的大家族奴仆。在常州金坛，上万名奴仆组成“削鼻班”，在城隍庙召开誓师大会，结盟反抗主人，“怀有二心”的成员格杀勿论；在松江太仓，乡兵、奴仆、佣工、菜贩组成“乌龙会”，在一名读书人的领导下，身上文着鸟兽状文身，置办兵器，仿造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鱼腹藏书”的故事，按照名单抢掠富户。

嘉定的情况并不好多少，用峒曾的话来说是“外边风鹤，中央狐鼠乘隙而动，人人自危”。早在前一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出后，本县巨富瞿氏家族就发生过家奴斩杀主人的悲剧。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奴仆趁机威胁主人。他们手拿棍棒，肆无忌惮地闯入主人家，逼迫主人返还卖身契。经历过现场的人说，得势的家奴坐在太师椅上，命令主人为他端茶倒水，稍有不从，就恶语臭骂，老拳相加。主人跪在大堂，哀求饶命。还有一些暴徒手拿雨伞作为暗号，雨伞一撑，各色人等立刻集结。乌合之众冲向主人家，索要卖身契，抢夺财物，焚烧房屋，甚至杀死主人一家。

苏松巡抚祁彪佳接到嘉定奴变的消息，只能从吴淞调兵捕杀乱民，但奴变如火势般蔓延，难以根绝。家中蓄养奴仆的大家族紧张起来，慌忙遣散家仆，以免招来祸患。

在侯家，峒曾的仆从李宾外出时，也受到不明身份的大兵的拉拢，大略是反抗主人、捞取好处的意思，但他拒绝了。其他家仆也没有对侯家造成威胁，但迫于乱世，他们陆续离开，另谋生计。

嘉定的官府也不安宁。每一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拥到嘉定县衙大堂，向县令提出各种要求。人群中，有索要军械战甲的乡兵首领，有要求县令分发粮食的县学生员，有要求发工钱和粮食的差役，有想讨回刚交纳的马价银的贫民。更让人担心的，是一群来自“打行”的无良青年。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行会，商行是生意人的组织，工行是手工业者的帮派，而打行，顾名思义，就是专事打人的行业组织。打行可算江南的一大特色，嘉定有，松江、杭州也有，越繁华的城市，不法之徒的帮派越多。

打行的成员主要有两类来源：一些是乡镇上崇尚武力的年轻人，迫于官府执法粗暴，集结起来练拳自卫；另一些是早年间寄居在农村富户的食客和无赖，听从主人的指令，以打架斗殴为业。时间一长，他们尝到了武力带来的甜头，组成团伙，小到偷鸡摸狗，大到受雇杀人，向一切能获得金钱的机会伸手。

现在，天下大乱，他们试图逼迫县令下台，趁机捞取好处。

“大乱之始，始于小奸”，峒曾觉得苏轼的话很适合用在打行这帮人身上。

喧哗的人群，看似有理有据的请求，让年轻的嘉定县令钱默不知所措。他迫于压力，派人打开县衙的库房，任凭来者各取所需。库房里的钱粮和武器很快被拿空了，聚集的各色人等还不愿退去。钱默命人悄悄记下为首的十多人的名字，派人带着银两去吴淞，请总兵吴志葵派人维持治安。

吴志葵久久不出现，钱默心生退意，想趁夜色出逃，结果被闻风而来的百姓拦下。全县百姓的安危都在他们的父母官肩上，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他。

峒曾在家闭门不出已久，听说县衙的骚乱后匆匆赶来，极力劝退闹事者，为钱默解围。众人散去后，他板起面孔，告诫钱默不该临危退却。在峒曾看来，一座城的县令至少应做到“保全尺土，阴修储备，以观天下之变”。他建议钱默在全县征募精壮的男丁，训练一支勇猛的队伍，内可以维护治安，外可以防御乱兵。

面对不怒自威的长辈侯峒曾，钱默答应了。

他才二十一岁。

钱默来自浙江嘉善的名门望族。提到嘉善钱家，整个江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钱氏家族源远流长，功名卓著。钱默的祖父钱士晋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叔祖钱士升是名声在外的状元，曾经入阁辅政。钱默的父亲钱栴是江南才子，早年与杨廷枢一起创办应社，后来与侯岐曾、黄淳耀成为复社同仁，在弘光朝廷任职。钱默的几位族叔也都是杰出人才。总之，嘉善钱家是一个有钱、有才、有名望的大家族。

钱家与侯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两家都与夏允彝是姻亲，夏家的儿子夏完淳是钱家的女婿，夏家的女儿夏淑吉则是侯家的儿媳妇。钱默自幼闻名江南，有神童之称。许多人一辈子困于科举，而少年得志的钱默十九岁就考中了进士。

钱默是在北京陷落后就任嘉定县令的。弘光朝廷建立后，他受到陈子龙、夏允彝的举荐，由苏松巡抚祁彪佳任命为嘉定县令。有长辈亲戚在，嘉定对他来说不算陌生。他刚上任，正在嘉善为官的龚用圆就给他写信，劝他在嘉定减轻徭役、振作士风，关键要疏通河道，为“土瘠赋重”的嘉定百姓造福。

钱默上任一年来，虽赶上政局动荡，依然做出了一番政绩。他大力整治嘉定的河流，依据古法疏浚河道，惠民无数。峒曾亲笔撰文肯定他，连三十年后的嘉定县令也称赞他。如果在太平年代，钱默可以在长辈的指引下，一步步学习怎样成为合格的地方官。不过，当天下大乱时，未经历练的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接下来，按照峒曾的建议，钱默下令按籍抽丁。依据本县户籍，每家都要出一名成年男丁。几千名壮丁集合起来，分发火器和砍刀，白天操练，晚上巡逻。壮丁们由太学生须明征统管。

须明征是须之彦的侄子，而须之彦是侯家的亲家，峒曾的姐夫。虽是亲戚，侯家与须明征并无往来。须明征给吴淞总兵吴志葵写信，自告奋勇维持县城的秩序，受命担任嘉定监纪推官。他的队伍里要么是平民壮丁，要么是打行青年，名为维持秩序，实则热衷于盗窃库房、抢劫富户。

钱默觉得须明征的兵丁靠不住，派人送急信给吴志葵，请他直接派兵维持治安。吴志葵担任明朝吴淞总兵多年，颇受江南百姓的倚赖。

五月底，钱默听说清朝委任的官员已经派往江南各府后，将自己的官服、官印留在县衙，悄悄地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钱默逃走后，几十名骑兵从嘉定城外飞奔而来，把城内百姓吓了一跳。原来，骑兵奉吴志葵的命令，来嘉定抓捕乱民。他们按钱默之前交给吴志葵的名单，逮捕了十多名生员和平民，驱赶他们赤着胳膊、光着脚在烈日下行走。吴志葵经过审讯，发现这些人是无辜的，只能借口“误抓”，将他们全部释放。

俗语说，刑不上大夫。峒曾正避居乡下，听说骑兵非常粗暴地对待读书人，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吴志葵“泾渭不分”。战乱年代，面对全副武装的大兵，站在“士农工商”顶层的读书人完全失去了尊严。不过，峒曾给吴志葵写信时，为了邀请他支援嘉定，只能无奈地称赞他维护了嘉定的秩序，为嘉定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县令彻底消失后，聚集在县衙附近的百姓陆续散去，县衙暂时由须明征和他的手下把持。

很快，清朝兵部侍郎李延龄、巡抚土国宝入驻苏州府。一些苏州文人露脸示好，希望谋得一官半职，嘉定县也有人赶去苏州拜会。如果不去露面，忤逆之罪随时会落到头上。为清朝担当说客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劝说黄淳耀，让他邀请侯峒曾一起去苏州迎降清朝官员，他生气地拒绝了，恨不得打那人一顿。他和峒曾早有约定，一旦清朝官员主政，他们将避而不见。

风霾、雷火等反常天气频繁出现，一北一南两个都城相继陷落，暴民趁机作乱，县令连夜逃跑，清兵马上进城。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大乱要来了。

“小乱避城，大乱避乡”，这是悄然而生的民谚。无论是起义军，或者明朝叛将，还是清朝军队，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都是城市。没有人愿意坐以待毙，到乡下避乱是城里大家族的首要选择，整个江南出现了一股逃难潮。南京百姓在清兵入驻后，扶老携幼，蜂拥出城；苏州百姓在杨文骢激怒清朝后感到大难临头，人心瓦解，十室九空；常州城里的家族受到“削鼻班”的威胁，纷纷遣散家仆，逃往城外；松江府上海县的富族放弃了平日对乡村的歧视，带着丰厚的礼物投奔乡下亲戚。

在嘉定，平民百姓早已四散避难，有守土责任的官绅家族也竭力寻找生路。连侯峒曾自己也承认，这种国家大乱、县城小乱的形势下，“谁敢首出一喙，自取屠戮”，首先出头的人必定没有好下场。

面对恐怖的气氛，侯家人终于下决心躲避，躲到城南五十里外的老家龙江村。出城那天，他们只雇了一叶小舟，家中的器物摆放如初，一件也没有带走，对外人也丝毫不透露消息。峒曾安排家仆在大门口贴上告示，称自己久病不治，既无资财，也无精力，无法为朝廷效力，已回乡下老家养病。

旁人看了很奇怪，问侯家人，你们是正派人士，躲起来韬光养晦可以理解，为何还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呢。峒曾听说后，笑而不语。

“避辱也，非避危也。”

不理解他的人，他解释也没用；理解他的人，他不需要解释。

小小的龙江村再闭塞，也一定会传开新县令张维熙到来的消息。

张维熙是苏州人，他投降清朝后，受任嘉定县令。炎热的六月，他到任的第一天就不平静。他和随从刚进城，就听说吴志葵带兵候在城东，扬言要取清朝县令的脑袋。守在城内的是须明征。张维熙到任后，须明征带领本县的衙役、兵丁一道迎接。之前，须明征已经拜见清朝新任命的吴淞总兵李成栋，受任嘉定营事守备，负责嘉定的治安。

当天傍晚，吴志葵的手下举着火把，呼喊着冲向县城，火光映天。城内，须明征指挥兵勇关闭城门，登上城墙，严阵以待。吴志葵的队伍没能进城，巨大的阵势却吓跑了新县令张维熙。不明就里的城内百姓仓皇奔逃，随处可见哭喊的婴儿、失散的妇女。张维熙逃跑后，须明征褪去了清朝嘉定营事守备的外衣，恢复了明朝监纪推官的身份，好言邀请吴志葵主政。闻讯而来的百姓夹道欢迎，给吴志葵的队伍送来食物。吴志葵谢绝了邀请，安抚了百姓一番，建议嘉定的家族、村镇聚集勇士，守卫一方。他听说县衙的军械库有几十只铜火铳后，派人全部带走，之后没再露面。

峒曾在龙江村乡下的老宅里静心休养，听说了城内的乱象，不置可否，打算静观其变。儿子们也在家中读书，玄洁把历代鼎革之际的忠节故事编辑成册，取名《逸民录》。

峒曾翻了翻《逸民录》，指着其中虽不出仕元朝，却为元朝人教书的家铉翁，感叹道，这也算得上遗民吗？

友人来信，问他打算怎么办。他想起以前担任江西提学官时，李自成的队伍攻陷了襄阳，同僚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当时，他有官职在身，既然享受朝廷的恩赐，就有为朝廷尽忠的责任。他说，为人臣子，当如士兵守卫疆土，城池沦陷后，城头水岸就是殉国之处，不需要挑时间、选地方、等待所谓的时机成熟。

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他答道：

仆区区自处久定，虽无民社之责，尝从大夫之后。抗之则无其力，死之又未有会。惟当窜伏先人之丘陇，躬耕养母以毕余年。若有非意之迫，则有龚君宾、谢叠山之故事。

龚君宾和谢叠山是崇尚名节、以死抗敌的古代忠臣，他们的故事早就为广大读书人熟悉。峒曾尤其熟悉谢叠山。谢叠山即谢枋得，是南宋末年起兵反元的江西义士。峒曾在江西为官时，每年都去大节祠祭拜谢枋得。

峒曾想得很明白，龚君宾、谢叠山虽是令人敬仰的忠臣，是天下臣子的榜样，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走向他们的路。他已经不在官场了，没有责任为国献身，只需要像平民一样保全性命。乡下老家有大片田地、大片房子，隐居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出仕清朝就问心无愧。

很多官绅也是这么想的，逃避新朝，隐居乡下，坐收田租，诗酒相伴，只操心家事和本地的公共事务，等待政治承平再出山也可以。

不过，清朝没有给明朝的子民这种机会。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六月，剃发令传来。早在一年前，清朝迁都北京后，就颁布过“剃发令”和“易服令”，要求臣服的汉人换上关外满族人的发型和服饰，遭到汉族官员的普遍反对。多尔衮意识到政局不稳，下令中止。整整一年后，北方和南方都已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条件似乎成熟了。多尔衮再次颁发“剃发易服”令，这一次他的态度非常强硬，规定十天之内，全国官民一律剃发、改换服装，表示对新朝廷的忠心。

从清朝张贴的剃发告示上，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清朝的发型和服饰。风度翩翩的宽袍大袖要换成紧裹身体的小领窄袖，如同妇女的服装，前后衣襟如同异族骑兵服的样式。相比服饰，发型的变化尤其大。头发要基本剃光，只在头顶留铜钱大小的一绺头发，分三股编成辫子，清朝人美其名曰“金钱鼠尾”。

各地官府打出“留发不留头，留袖不留手，留裙不留足”“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的口号，将顽固不剃发的百姓斩首，头颅装了几条船，巡游示众。在头戴铁盔的大兵和各县衙役的监督下，剃头匠挑着担子穿梭于街头巷尾，口中喊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摁住每一个尚未剃发的脑袋强行剃发。在危及生命的严苛法令下，越来越多的人梳起了“金钱鼠尾”。

剃发令，像一条导火索，引燃了江南读书人的心。

《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从小熟读经典的江南人，早已将这句话铭记于心。剃发如同毁坏父母的遗体，是大不孝，是对“忠孝大义”“礼仪之邦”的侮辱。

“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侯家的朋友归庄受到家人的逼迫，为保全家人只能剃发。他悲愤难抑，用文字发出了激烈的抗议。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归庄的朋友顾炎武如是说。天下兴亡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反抗的义务。

剃发，给每个读书人所在的华夏文化、传统礼仪、生身民族打了个大问号。一群生活体面、文化深厚的国民，为什么要向一个野蛮民族俯首称奴？一个富足强盛的国家，怎能忍受一个凶狠贪婪的异族统治？

面对威压和羞辱，总会有人不从。苏州府开始传来誓死不剃发的消息。

第一个以死反抗的人是苏州人徐汧。徐汧曾经在崇祯朝为太子讲读，是峒曾的朋友，与同乡杨廷枢更是半生好友。他和同时代的很多风流名士一样，住豪宅，享富贵，“溺于声色”，但这不影响他的正直品行。当周顺昌在苏州被抓时，他与杨廷枢出钱疏通关系救人；当黄道周因直言被贬官时，他不客气地进谏皇帝，自请罢黜；当峒曾执法严苛被同僚孤立时，他在朝堂上为峒曾鼎力辩护。

剃发令传来时，徐汧给峒曾写信，称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他不允许儿子随他而死，告诫儿子躲到山中，不要出仕清朝。他交代完后事，披头散发地来到虎丘，在新塘桥下投水自尽，临终前留下“以此不屈膝、不剃发之身，见先帝于地下”的遗言。苏州百姓大为震骇，几千人聚集起来悼念他。

峒曾的同僚、苏松巡抚祁彪佳也自杀了。早在北京陷落前后，峒曾就与他有过多封书信往来，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清朝的招降令摆到他面前时，他留下绝命词：“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之后，在自家池中投水自尽。

峒曾的朋友文震亨也死了。他官阶不高，只是一名中书舍人，终生与诗歌、书画为伴。清兵攻占苏州后，他和家人躲到阳澄湖畔。剃发令传来时，他投河以示抗拒，被家人救起后，滴米不进，最终绝食而死。

面对友人接二连三的死讯，峒曾痛哭流涕。过后，他说了一句：“惜哉吾友！既能死，何不奋大义？天下事何遂不可为？！”

断头易，断发难。为奴，还是反抗，一切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