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室南渡长江后，暂时远离了北方的威胁。弘光朝廷获得喘息之机，开始回顾刚发生的一切。

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后，只派两千名士兵防守山海关，放任其他几十万名兵将在北京城享受胜利成果。他手下有一名武将，霸占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并对吴三桂的父亲严刑拷打。吴三桂愤恨不已，放弃了归顺李自成的打算，转而投降清朝，引领清军进入山海关。此时的清国，皇太极已过世，掌握实权的是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率八旗军与吴三桂的队伍合兵，打败了李自成驻守在山海关的士兵，乘胜开赴北京。李自成闻讯，匆忙举行登基大典，坐上了皇帝的龙椅。第二天，李自成携家眷一路向西撤退，长长的车马队伍装载着从皇宫、衙门和官员家中抄掠的金银宝贝。李自成逃走后，清军随之攻入北京城。北京城从明朝落到李自成手中，再转移到清朝，只用了一个来月。

清军把李自成赶出北京的消息，让弘光朝廷上上下下拍手称快，仿佛清人为自己报了仇。他们仇视李自成远甚于清朝，因为李自成不仅逼死了崇祯皇帝，还在攻占洛阳时杀死了弘光皇帝的父亲老福王。而清朝呢，不仅替明朝打败了起义军，还以最高礼仪标准厚葬了崇祯皇帝，为他建造陵墓，允许明朝官员服丧三天，让渡江南下的臣子深感欣慰。

弘光朝廷马上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虏平寇”，借清朝的力量消灭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无论是口碑极好的史可法，还是臭名昭著的马士英，以及更多的臣子，几乎一致认可这个办法。几番讨论后，弘光朝廷的决策大臣主张尽快联系吴三桂，争取清朝的帮助。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多尔衮从李自成手中夺回北京后，并没有把北京还给明朝的意思，而是在六月直接迁都北京，向西向南进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河北、山东、山西收入囊中。李自成继续西撤，只剩下陕西和河南、湖北的一部分，向西南则是占据四川、与他对峙的张献忠。清朝夺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断收编投降的明朝军队和其他汉族士兵，参照明军的兵制，以绿旗为标志，将汉军编为绿营兵，以区别于本族的八旗兵。

弘光朝廷感到了威胁，开始讨论新的策略，想反过来联合李自成的队伍对付清朝。无奈北方战场狼烟弥漫，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已经自顾不暇。

朝中一些明智的官员提出自强策略，劝说朝廷放弃倚赖外人的幻想。

有人上疏认为，李自成的起义军被清人打败，看似可喜，其实可怕。南京朝廷应该趁清军主力仍在陕西，以最快的速度发兵北上，直插黄河流域，从清朝手中夺回山东。决策大臣担心收回山东会激怒清朝，招来更猛烈的进攻，没有采纳。

也有人提出倚赖江北四镇，壮大自身的军事力量，谋求反击的机会，也未被采纳。当初，福王能顺利登上皇帝的位子，依靠的正是江北四镇。可是，四镇的武将拥立皇帝、加官晋爵后，实现了自己的利益，面对现实的困难，根本不愿意向北方回击。

多尔衮掌握了弘光朝廷的保守战略后，放心地把军队主力放在北方，一意对付李自成的起义军。

眼前的江南，表面上依然一派繁华景象，看不到北方的战乱，也听不到北方的哭喊。

清朝虽占据了北方，但广阔的南方中东部依然处于明朝皇室的掌握下，尤其是“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如果能保住现有的地盘，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加上江北四镇作为缓冲，弘光朝廷依然能独霸一方，甚至北定中原。两百七十六年前，明朝在南京崛起，一统天下，虽然早在永乐皇帝时就迁都北京，但南京一直作为留都，皇宫规模、城市建制、官僚机构都不减天子气象。

退一步讲，即便不夺回北方，只是划江而治，像东晋、南宋那样，守住半壁江山，也可以长治久安。想到南宋，很多人莫名地兴奋。五百多年前，异族入侵，宋室南下，“直把杭州作汴州”，用议和的方式换来了和平，也兴旺了两百多年。眼前的一幕，是不是历史的重演？

其实这是很多人心底的想法，包括弘光皇帝本人、众多朝臣，以及江南的读书人。只要能过太平日子，百姓不会介意国家领土有多大，也不会在意都城在南京还是北京。江南百姓花着“弘光通宝”铜钱，仿佛明朝只是继任了一个新皇帝。

弘光皇帝即位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筹划了几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迎养皇帝的母亲；二是迁移皇帝的祖坟；三是防范其他明朝藩王；四是尽快选淑女、生皇子。至于江北的局势，他们非常漠然，只是简单地派出使者与清朝议和。

至于弘光皇帝本人的品行，一如大多数臣子早已知晓的，贪婪、好色、酗酒、暴虐，无一不缺。

弘光皇帝把政务交给马士英后，自己沉浸于欣赏梨园新剧目。几个月内，宫中陆续发生了三件疑案，使他更无心关注北方的战事。三件疑案分别是大悲和尚案、童妃案、北来太子案，史称“南渡三案”。

简单来说，三件疑案分别有三个主角，大悲和尚号称自己是潞王的族人，童姓女子称自己是福王在河南封过的妃子，北来的太子自称是从北京逃出来的崇祯皇帝的太子，他们三人相继投奔弘光皇帝。三人的身份真假难以分辨，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弘光皇帝认定他们都是假的，没有人敢说他们是真的。弘光皇帝担心皇位受到威胁，下令将大悲和尚斩首，童妃下狱饿死，崇祯皇帝的太子关入大牢，对外宣称正彻查真相。

弘光皇帝的独断处理，激发了百姓对三人身份真假的强烈好奇心。江南人心骚动，很多人尤其相信从北京逃到南京的太子是真的，甚至有人开始怀疑弘光皇帝是假冒的。

南京的新朝廷组建后，大量征召官员。一时间，崇祯朝的旧臣、东南的读书人云集南京。有的人确实志在报国，有的人担心拒绝出仕会被视为怀有二心，也有不少人想借此实现寒窗苦读的目标——做官，国家危难成为他们晋升的机会。

陈子龙接受了兵科给事中的任命。自从“许都之乱”后，他一直对许都的死心怀愧疚，拒绝了崇祯皇帝的提拔。此刻大敌当前，他以原官起用。他凭借对兵事的研究，上疏请求训练水师，加强海舟，坚守长江一线。他向朝廷举荐了很多人，包括前任尚书郑三俊、嘉善名士钱栴、钱栴的进士儿子钱默。当弘光皇帝在江南民间选淑女时，其他官员无人吱声，陈子龙率先反对。他在疏文中不客气地批评道，君主要复兴大业，必须身先士卒，现在国家陷于危难，皇宫内却歌舞升平，让他感到寒心。他诚恳地建言献策，希望改善弘光朝廷的政局。

钱栴是浙江嘉善的举人，是陈子龙和夏允彝的好友，也是侯家的朋友。他受任职方郎中，负责江浙城守。他经过实地考察，撰写了《城守筹略》一书。他反对大部分官员“借虏平寇”或“借寇平虏”的幻想，主张起义军和清军一并打击。他分析了东晋和南宋的生存经验，以巨大的篇幅展现了明朝的军事经验，从政治上和战略上探讨了眼前的“防御战争”，多是实用的细节，辅以详细的插图。他的儿子钱默刚刚去嘉定任县令，将他的书付印刊刻，分发给他的同僚和江浙各地官府。

徐石麒担任右都御史，之后升任吏部尚书。吏部为六部之首，徐石麒向朝廷提出了七条整治官场的策略，涉及确定官制、端正士风、严明赏罚、消除党争等方面。他这样做，针对的问题之一是弘光朝廷的官场混乱。皇帝之下，宦官、宠臣、外戚、军镇的关系错综复杂，各为自己谋利益，卖官鬻爵成风。当同僚请徐石麒提拔自己的门生时，徐石麒很惊奇，以前这种事都是私下聊，现在已经堂而皇之地公开谈论了。

杨廷枢也接受了任命，担任翰林检讨，兼兵科给事中。当苏松巡抚祁彪佳邀请多位乡绅商议赋税事宜时，其他人等得不耐烦逐渐散去，只有杨廷枢一直等到祁彪佳出现。他希望为新朝廷贡献一己之力，光复明朝的天下。

不过，还是有人拒绝了征召。

黄淳耀收到钱谦益的信，信中邀请他到南京就职。在他看来，这是束缚人的牢笼。他的父亲命令他写文章祝贺钱谦益升官，他才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并拿出珍藏已久的娄坚先生手书的陶渊明《归去来辞》长卷，一并捎给了钱谦益，表明自己无意仕进的决心。

夏允彝之前去南京与史可法共商恢复大计，听说南京臣子拥立福王后，他回到了家乡松江。他接到吏部考功司主事的任命，却听到女儿夏淑吉悄悄对他说了一句：“君相失德，东南必败。大人勿汲汲乱朝，徒取覆没。”加上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丁忧期未满，他决定不去赴任。同时，夏淑吉在侯家的老家龙江村建了几所房子，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从未做官的岐曾也拒绝了邀请。他与苏松巡抚祁彪佳会面时，祁彪佳推荐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谢绝了。作为当初签名驱逐阮大铖的复社成员之一，他很清楚，如果去南京，面对重新得势的阮大铖，必定陷入被动。当他的朋友应邀奔赴南京时，他走笔劝诫，一气之下要与之断交。

峒曾也收到谕旨，福王任命他为通政司左通政，正四品，掌管收受奏章文书。他犹豫了很久。自从葛隆村遇劫落水后，他的精力大大损耗，脚疮再次发作，几乎无法下地行走。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当初，福王登基的消息传来，不少读书人表示质疑。峒曾的态度则很明确，国不可一日无君，只希望朝廷选拔贤良，不要收纳结党营私的臣子。显然，他的这点希望也落空了，他不断听说弘光朝廷昏庸无度，正直的同僚遭受排挤。眼见天气大旱、农业歉收，居然没有一位官员关心这件事。他用“相煎欲死”形容朝政，感到弘光朝廷的政治纠纷比明朝末年更严重。

他想起《论语》中的一句话，史官周任说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国家大厦摇摇欲坠时，并不是只靠几根柱子就能支撑起来。侯峒曾做不到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却无视国家的危难，换句话说，他宁愿不拿国家的恩惠，也不承担国家的危机。

七月，他上疏表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身患重病为由，委婉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虽然不接受任命，但他依然关注朝政，向在朝的朋友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处理降臣的问题上，他认为崇祯皇帝殉国时没有为国尽忠的臣子都是苟且偷生，投降李自成谋求官职的更是罪不可赦。

当初被困在北京城的明朝臣子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李自成，在新朝为官，但要接受李自成的唾骂；二是不投降，不接受官位，但会被降罪，追缴财产。绝大部分臣子选择了第一种。

不愿意做以上两种选择的，只有殉国一条路。他们也是极少数真正为国担忧的官员，曾经积极组织兵力抵抗，或者为皇帝出谋划策。城破之时，共有二十一名崇祯朝的臣子选择了自杀殉国，这个数字在世人看来相当惨淡。殉国的二十一人中，至少五人是峒曾的同僚和朋友，他们是内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倪元璐、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兵部郎中成德，以及好友詹事府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马世奇。

峒曾为友人的死而悲伤，但也认同他们的选择。他知道，当初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时，如果他也在北京为官，势必会和朋友们一样选择杀身成仁。

面对北京的陷落和崇祯皇帝的自尽，身在南京的徐石麒说：“徒死无益，当图报仇，然后见先帝于地下耳。”报仇、反击，侯峒曾的朋友圈子大多抱有这样的想法。

不久，侯峒曾收到了徐石麒从嘉兴寄来的信。原来，徐石麒的七项条陈妨碍了朝廷权贵的利益，大多数没有采用。有一名太监向他推举自己的门生去吏部任官，他愤怒地拒绝，并上奏皇帝，结果福王采取了与天启皇帝一样的应对策略，不理睬，不回应。另一名官员花了上千两银子贿赂太监，得以留任南京、免于外调，徐石麒知道后质问太监，结果太监说这是皇帝的旨意，并且诽谤徐石麒抗旨不遵。徐石麒又愤恨又无奈，干脆称病辞官，回到老家嘉兴。

徐石麒在弘光朝廷待了三个月，陈子龙比他更短，只待了两个月。两个月里，陈子龙接连上疏三十多份，内容涉及两淮和荆襄一带的军事防御、劝谏皇帝勤勉定志、指陈党争的弊端、批评马士英重用阮大铖、反对皇室选淑女扰民，等等。不过，他的建议大部分没有被马士英采纳，反倒引起同僚的嫉恨。当清兵渡过淮河的消息传来时，皇宫里还在忙着选淑女。他感慨了一句“时事必不可为”，直接告假回乡。陈子龙离开后，他的朋友钱栴也遭人暗算，被调任到远离南京的浙东。

与此同时，阮大铖得志后，果然对六年前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驱逐他的复社成员展开大规模报复。他对兵部尚书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杨廷枢）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在马士英的赞许下，阮大铖首先逮捕了五名复社骨干成员，杨廷枢是其中之一。杨廷枢并不是当年签名行动的倡导者，他甚至反对高调驱逐阮大铖，但阮大铖没有考虑这些细节。单是拥戴潞王而非福王这一项罪名，足以指控杨廷枢怀有二心。杨廷枢报效朝廷的壮志未酬，就被投入了大牢。

更多反对马士英的正直官员离开了朝廷，或罢官，或获罪。也有些没有任官的普通读书人站出来反对奸相马士英，结果都被抄家，或者丢了性命。

眼前的形势，让峒曾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峒曾辞官的请求没有收到回复，十月，他再次上疏辞官。他一定记得父亲侯震旸的遗言——明哲保身，但他不愿戴上明哲保身的帽子，依然与朝臣往来，了解最新动态，只是以病体为由，不多评论，以免生出祸端。

他期待着，有一天朝廷能结束党争，局面改观，到时他再重回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