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末世 3、江西提学官

1638年,侯峒曾在南京吏部的三年期满,升任江西提学官。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提学官隶属于礼部,正四品,虽不是中央高官,却是一省要员。提学官一职是明朝正统年间设置的,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提学官的正式名称为提学参议,职责为“提督学政”,俗称督学,统管一省的教育。它的选拔标准是有声望的文官,既要有学问,也要有德行。提学官履行职责时,不受总督、巡抚、巡按等官员的干涉。提学官任期四年,每月的禄米为二十四石,不算高,好在还有布帛、养廉银等补助和其他途径的收入。

江西是一个文教大省。几百年来,江西人才辈出,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杨万里等宋代文坛名家的故乡。进入明朝,江西的科举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涌现过几十位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状元、会元,等等,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由来已久的风俗教化使江西人崇尚读书,无论寒门还是富户,都希望以科举兴家。

不过,明朝后期的江西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盛,农民起义频发,科举也陷入无序。明末的官场上,流行着“命运低,得三西”的谚语,官员普遍痛恨去贫穷落后、民风剽悍的江西、山西、陕西三省任官。前几年里,江西上饶的平民张普薇与同乡组织了“密密教”,发展了不少信徒,一度发动起义,建立政权,公然向官府挑战。峒曾对江西没有太多排斥心理,反倒有某种亲切感,原因之一是他的曾祖父、侯家的第一位官员侯尧封曾经在江西为官。

峒曾带着朋友们的问候,起程前往南昌。“密密教”起义已经被官府遏制住,沿途没有受到太大阻碍。陪他赴任的是小儿子玄瀞夫妇。玄瀞刚满十五岁,和新婚妻子张氏侍奉峒曾的起居,顺便学习公务。峒曾还带上了最信任的家仆李宾。李宾在侯家为仆二十多年,是峒曾的可靠管家。峒曾的母亲龚老夫人、妻子李氏留在嘉定县城的家中,维持整个家族的生活。

峒曾到达南昌官邸后,换上绯红色的官袍,走马上任。

和所有新上任的官员相似,峒曾上任的第一件事是申明规章制度。他按照惯例,将《学政申约》分发至江西十三府,宣扬朝廷的教化宗旨。

他想起自己在校读书时,学校也常发布各种条文。他会认真阅读,而很多同学看都不看就塞到桌底的罐子里,一辈子也不知道那些条文在讲什么。他认为这是提学官的责任。

峒曾不希望自己发布的文件沦为空谈,打算做一些改变。《学政申约》的内容一般是固定的,主要是皇帝钦定的敕令、礼部颁布的条文。他拿出崇祯皇帝新近下发的敕令和礼部条文进行解读,与同僚讨论确证,再用明晰的文字重新解释一遍,编辑成一本册子,定名《江西学政》。册子的内容包括十八章皇帝敕谕、三十五章礼部钦定条例,以及他自己逐章逐条做出的注释。

原本单调生硬的条文,在峒曾的解说下,变成切实可行的教育指南。他在注释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下考生的应试文章结构破碎,很多人的文体意识混乱,用古文体写八股文,让人一头雾水。他认为文体如同人体的四肢五官,固定不可移动。优秀的先辈文学家也有创新的才华,但在做文章时,写古文就是古文的样子,写八股文就用八股文的格式。针对文章越写越长,甚至长达几千字的风气,他提倡言之有物,规定文章篇幅参照朝廷的规定,不超过五百字。

头几个月里,他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他邀请亲朋好友来江西旅行。他的儿子们、朋友黄淳耀陆续去官邸看望他,母亲龚老夫人和弟弟岐曾也到南昌小住。朋友和家人的到来让他心情愉悦。

渐渐地,繁杂的公务如海浪般向他涌来,面前的教育界如同一片汪洋,渺茫无边,深不可测。

身为提学官,他的职责之一是主持省内的院试,并审阅试卷,选拔考生。院试是考生在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前,必须通过的考试。所有参加院试的考生,事先已通过县试和府试,获得童生的身份。

院试分两种,一种是岁试,分别在江西十三府举行,一般一年考一次或三年考两次,由提学官与各府官员一起监考。童生通过岁试,才能成为生员(秀才)。

另一种是科试,在省城南昌举行,三年考一次,考生是全省所有的生员。生员通过科试后,才有资格参加南直隶或北直隶的乡试。

所有考生都明白院试的重要性,无不在考试中竭尽全力。

峒曾审阅过不计其数的考卷。阅卷是一件郑重的事情。阅卷前,他要焚香、告天、上奏章。阅卷时,他深思熟虑,唯恐有失公平。有时候,成百上千份卷子已批完,唯独一两份颇费思量,他便搁置几天,理清思路后再行定夺。评定为优秀的卷子,要找出能服众的理由。评阅完毕后,要拿出前五名和最末五名的考卷上交吏部,以作查验。

透过一张张考卷,层出不穷的作弊行为一一呈现出来。明朝对作弊监管很严,量刑也很重,情节严重者要斩首示众,但依然挡不住作弊者的投机心理。无数考生冒着戴枷锁的风险,绞尽脑汁想办法作弊。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作弊行为花样百出,曾经有考生将两篇文章藏在肛门中,居然也被搜查出来。

侯峒曾感到了头疼,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忙什么了。

他对考卷进行整理,发现主要的作弊行为有两种:一种是“雇倩”,即花钱找别人替考;另一种是“传递”,即考场外的人给场内考生传递答案。

他批阅一大摞南昌府的考卷时,偶然发现一名考生的笔迹与其他府的某份考卷极为相似,语言表达也是同一种风格,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论成绩可以名列前茅。峒曾猜测这一定是“雇倩”,此人自己参加考试,又为其他府的考生替考。

也有的考卷文采风流,可偏偏夹杂着一些奇怪的错别字。他拿出这张考卷的草稿一看,通篇整洁清爽,没有任何错别字和改动痕迹,显然,这属于“传递”。该考生不通文墨,靠着偷偷传入的考卷飞速抄写,慌乱中抄错了一些字。

如果这些情况只是个案,有可能是巧合,可是,峒曾阅卷完毕数了数,有几十份考卷都涉及这两种情况。

他决定整治到底。

他怕打草惊蛇,不动声色地将可疑的考生全部录取。几天后,到了复试的日子,峒曾在考生面前按常规宣读了官方训诫。众考生神清气定,作弊者心知没有隐患,放松不少。按惯例,复试的第二天,全体考生要整理衣冠,集体去孔庙参拜,并拜会本省提学官侯峒曾。当所有考生聚集到孔庙时,峒曾站在孔庙大殿前的台阶上,面向台下的人群,大声念出一些考生的姓名,发给他们纸笔,现场出题测试。其中几人面面相觑,测试结果一塌糊涂,只能认罪。没被查到的考生暗自庆幸,纷纷猜测峒曾在考生中布下了耳目。

峒曾认为,几种作弊行为中,“雇倩”干涉考纪,混淆黑白,尤其恶劣。他没有专门的技术手段查出替考行为,只能依靠自己非凡的记忆力。他监考时,虽一天之内接触几百名考生,却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的姓名和相貌对上号。

一次,他在南昌监考时,无意间留意过一个名叫徐昌期的考生。十几天后,他主持补考时,看到一个名叫徐鍪的考生长得眼熟,心里产生了疑问。他仔细回忆,终于想起此人很像十几天前参加考试的徐昌期。他派人找出之前徐昌期的考卷,放在宽大的袖子中,径直来到徐鍪的号房前。他拿过徐鍪的考卷查看,字迹果然跟袖中徐昌期的考卷字迹很像,心里确定了十之八九。

峒曾不动声色,将战战兢兢的徐鍪带到大堂继续答卷。之后,他把两份试卷放在一起对比,不仅笔迹一模一样,连语气、文风也一致,便确定无疑。徐鍪面如死灰,跪在峒曾面前,坦白自己的真名是徐昌期。

替考人已确定,但不抓到真正的徐鍪,难以立案。事不宜迟,峒曾命令下属立刻抓捕徐鍪。下属抓耳挠腮,称不知去哪里抓。

峒曾想了想,命人打开贡院大门,放出第一拨考试结束的士子。门口立刻聚拢了一拨人。峒曾安排下属站到门口,留意门外有没有仓皇向里张望的人。不一会儿,下属发现了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可疑人员,确定此人正是徐鍪,将他绑到了大堂。众人心服口服,听峒曾讲述原由。峒曾说,雇人替考后哪有安心待在家里的,都等在贡院门外,等替考人一出来就着急问情况。

深入查案后,更让峒曾震撼的是,案子背后的主谋和联络人竟是南昌县学的一名冯姓差役。峒曾建议刑部除了惩罚徐鍪、徐昌期,还要对冯某从重发落,按理应发配边疆,只是考虑到冯某并未收受贿赂,建议改以杖刑。

“一群鬼蜮,白日为昏”。峒曾很感慨,本应公正的教育界变成了乌烟瘴气之地。

在侯峒曾看来,考场的弊端不仅来自学生的作弊行为,更源自科举体系中自上而下不遵守规则的顽疾。他整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提出了至少十七条解决方案,如断绝“续案”、严管补考、禁止改姓改学,涵盖考试原则和执行策略,希望革除考场上的弊政。

峒曾提出断绝“续案”,是针对窜改考生名次的不良现象。通常,考官阅卷评定后,考试名次的高低也随之确定,称为“草案”,正式张榜公布的名次叫作“红案”。按说“草案”和“红案”应该一致,但是钻空子的行为屡见不鲜。考官确定“草案”后,受到各方影响,有时私下修改名次,导致落榜生重新上榜,成绩差的一跃领先。揭榜日“红案”一发布,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之前的“草案”。这种擅自改动名次的风气已成“旧例”,受到历任提学官的默许。

峒曾初来乍到,听说这种风气后,痛心至极,希望革除“红案”阶段的变化。他规定,“草案”发出后,除了武艺和品德成绩可以变动外,其他成绩一律不许更改。命令一下,很快有人暗示他遵循“旧例”,被他严词拒绝。

解决“续案”的问题后,峒曾在补考管理上也加大了力度。提学官在任四年间,要举行两次岁试,考生为省内各府、州、县所有童生,以全面检验他们的学业。没有通过岁试的考生,未来就没有资格参加乡试。

按朝廷规定,在岁试开始前,生病或在外游学的考生可以申请延期,三个月内参加补考。到期不参加补考的,直接免去童生身份。岁试的成绩分六等,考取一、二等的童生可以领赏,三等不赏不罚,四等要受责备,五等的身份要降低一等,六等的考生直接黜落。这是朝廷上百年来颁布的条例,但是峒曾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江西,快到岁试日期时,平均每县都会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请病假,却不参加补考。两年后再次举行岁试时,又有相当数量的人请病假。其中的漏洞在于,请过一次假后,不再参加补考,相当于免试通过,下次就不用再参加岁试了。岁试变成了摆设。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朝廷的条例,但一直私下通行,前几任提学官不管不顾。

峒曾发现漏洞后,下令按考生的学籍彻查一遍,凡是几年内请病假却不参加补考的考生,一律降格或免去身份,统一安排补考。结果,需要补考的人达到两千多人,遍及江西十三府。读书人哗然一片,一些官绅的门生子弟联合反对,峒曾不为所动,严令执行。补考过后,少数优秀考生获得了奖赏,被免去身份的考生不下两千,其中将近一半是贵族子弟。

事情传到了峒曾的朋友马世奇的耳朵里。马世奇正在北京詹事府为官,奉命巡视各省的教育,一到江西就听说了侯峒曾的铁腕政策,大为震骇。出于避嫌等原因,两个好朋友虽近在咫尺,但没有见面。峒曾托人把自己编写的《江西学政》带给马世奇,向他诉说严格执法的苦心。马世奇对他说,一场考试黜落两千人,等于断了很多寒门子弟的仕途,甚至断了他们的活路。峒曾听了,深感不安,问马世奇怎么挽回。马世奇替他想了个“招覆拔等”的办法,用八股文以外的诗、赋、书、论等文体重新考试,挽回大部分被黜落的考生。

又一次岁试到来时,通过请病假等手段逃避考试的人大大减少了。

峒曾提出的科举弊端解决方案中,还有一条是禁止擅自更改姓名和学籍。江西的大族子弟从参加童子试开始,改名、改学已成风气。他们临时改名换姓,招揽有才学的士子替考。文章录取后,把替考者的信息转卖给其他富家子弟,还能再赚一笔。有的人假冒姓名,有的人假冒学籍,等别人习以为常后,再悄悄地申请转学,恢复原来的姓名和学籍。

峒曾收到了一摞要改姓名或学籍的申请书,他一概置之不理。碰上同时要改学籍和姓名的,他把申请书转交下级审查,查出不少人,全部处以警告。

他还提出了更多方案,并且身体力行。他听说很多地方的提学官私下优先录用官绅家族的子弟,又怕别人发觉,于是让考生另外誊写一张试卷。朝廷对此明令禁止,但地方上沿袭成风。峒曾对这种欺瞒朝廷的风气深恶痛绝,坚持要求上交原试卷。

侯峒曾上任后的“三把火”,给江西教育界带来不小的波动。一年里,他马不停蹄,奔波于全省十三府,从九江到南康,再到南昌,过后又从瑞州到饶州,从赣州到南安。他在各府主持岁试,追查荒废的政务,颁布严明的条例。他冷若冰霜的神情,让每个府的官员都非常紧张。有人笑脸相迎求他办事,有人对他望而生畏,也有人暗中诽谤他。

赶上荒年,峒曾说,辖区内有吃不上饭的读书人是提学官的耻辱。他把没收的作弊者私下贿赂他的银子全部捐出,总计有上千两。他召集属下,统计各府的贫寒学生,根据贫穷程度划分等级,买米散发给他们。

当一名叫耿始然的给事中到江西监督赋税时,与他平级的地方官员为了掩盖过失,以超常的规格接待他,媚态百出。当他抵达峒曾的官邸,让他惊讶的是,峒曾待他以平等之礼,不卑不亢,丝毫没有讨好之意。

在袁州,参加童子科考试的考生水平较低,童生的录取名额为五十人,通过考试的才五个人。峒曾没有因此降低录取标准,将其余四十五人一律降格。

在赣州,童生杨履炤是明初名臣杨士奇的后代,年仅十岁,擅长骑射,峒曾测试了他的文学才能后,破格让他进入县学,成为秀才。

东林党门生李邦华是峒曾的朋友,他在吉安创办书院,资助寒门学子。尴尬的是,在峒曾主持的考试中,李邦华的三名弟子全部落榜。考试是糊名制,李邦华对峒曾的秉公处理表示理解,峒曾也没有做任何“弥补”。

耿直不会一直受到别人的理解,峒曾的耿直终于遭到权贵的挑战。

将近两年内,峒曾顺利主持了江西省十二府的岁试,只剩最后一个建昌府。他早料到会在建昌府遇上难题,所以把离南昌不远的建昌府安排在最后。

一个原因,是建昌府和相邻的抚州府是江西省作弊风气最盛的地方。在建昌,提学官的官邸和贡院两旁是官吏的屋舍,不远处租住着一些投机分子,他们借助地理位置之便,与提学官的随从私下往来,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消息,拿去卖给有需要的人。峒曾深知此风难禁,只能将建昌的考试安排在最后,延迟投机分子传播消息的速度。

更主要的原因是,建昌府有个很难对付的藩王——益王朱慈炲。

江西省共有三支明朝藩王宗室,分别是南昌的宁王、饶州的淮王,以及建昌的益王。众人皆知益王飞扬跋扈,本地官员提到他时,要么唯唯诺诺,要么退避三舍。

藩王府的族人和宗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按照通行几十年的法令,皇族宗藩出身的考生,如果在“红案”揭榜后未通过,身份一律降为平民。

巧的是,在侯峒曾主持考试时,益王府有两名宗生没有通过岁试,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贵族的身份。两名宗生找益王告状,益王记在了心里。益王自从世袭父亲的藩王身份四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藩内的宗生非富即贵,即便不参加科举考试,依然有皇族身份,怎么能被提学官一掌拍为平民呢?他给峒曾写了封信,希望他酌情处理。

峒曾回复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自古以来,皇族子弟参与学校的学习、考试,已经比平民多了不少优势。即便是将军、校尉,也不能凌驾于平民之上,否则难以服众。既然在校读书,就应该遵守学校的规则。况且,朝廷延续至此,皇室宗亲数量庞大,得罪皇帝的藩王会被削籍为民,不是没有先例。最后,他客套一番,奉劝益王多教诲藩内的子弟努力上进。

峒曾之所以理直气壮,与明朝藩王地位的变化有关。明朝前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大规模分封族人为藩王,经过两百多年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到了明朝后期,全国的藩王宗亲达到六十多万人。藩王府如同蛀虫一般,每年坐吃国家的巨额财赋,挥霍无度,兼并农田,早已受到群臣的指摘。自从嘉靖朝以来,朝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藩王的监管,比如严禁藩王干预地方行政,严禁宗亲随意进出藩王府,要求藩王府也要承担赋税,等等。

益王看到峒曾的回信后,颇为不爽。他想恢复两名宗亲的皇族身份,但无法绕开提学官侯峒曾。他身为藩王,享尽荣华富贵,却不能干涉地方官执政。他又想了一个办法,侧面通过江西省其他部门的官员找到峒曾,为两名皇族生员求情。谁知和先前一样,峒曾以朝廷法令为由,坚决拒绝。益王大为光火,打算和峒曾见面时再出招。

按照规矩,地方官员到了藩王的地盘上,必须登门拜会,以示尊敬。

峒曾在儿子玄瀞的陪同下,来到益王府。在王府大门外,好心的同僚私下告诉他,益王怒气未消,劝他先引咎自责,让益王消消气,气氛或许会有好转。峒曾没应声儿,缓步迈进大门,拾级而上;益王已在殿中等他。

峒曾坐定后,看到益王正襟危坐,脸色铁青,他只能先开口打破僵局。他回忆了益王的父亲朱由木当年受封藩王时,自己的父亲侯震旸支持过老益王,两人有过友好往来。益王听了,面无表情地应声。

之后,两人谈及天下大事。峒曾眉头一皱,说了一句,德王殿下在济南好好的,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原来,在刚过去的冬天,山海关外的清兵再次打到关内,一路南下,攻陷了山东济南,将占藩济南的德王府一把火焚烧殆尽,抢走了大批财物。德王本人被抓走,王府的族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掳,场面惨不忍睹。世人皆知德王为人刻薄,粗暴蛮横,所以他的遭遇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同情。

益王想到同为藩王的德王惨遭不幸,变得很不自在,许久才缓缓地说,您手下误把本王府的两名宗生罢黜为民,是不是该责罚他们?

峒曾明白他的意思,回答道,这些手下执行的是上级指令,上级奉行的是万历皇帝当年颁布的法令。殿下想责罚他们,为何不直接禀告皇上呢,向皇上讲明两名宗生不应罢黜的道理。

益王愕然,语气缓和了些,问,这事儿不能破格吗?何必一概绳之以法?

峒曾回答,法律一旦执行,就是皇帝也不能干涉,何况殿下。

他再次阐述了之前回信中的看法,一番道理讲下来,终究没有松口。

益王身边的侍从开始面面相觑,场面陷入了尴尬。峒曾站起身,称自己奉法令主持考试,并专程拜见益王,应该到此结束,便带着儿子告辞离开了。

益王府外,不少人前来围观。他们感叹平日里官员见到益王先畏惧三分,侯公居然敢据理力争。

之后,峒曾继续处理公务,刊印本地先贤的遗作,梳理各府考生的名单以免遗漏。其间,益王一直暗中派人刺探,企图搜集峒曾的不法把柄。不过,他最终没有发现峒曾有任何出格行为,只能不了了之。

又一次岁试来临时,按照惯例,峒曾还要去建昌拜会益王。自从两年前的不愉快交往后,益王没怎么为难他。这次峒曾前去拜见,益王非常客气,对他以礼相待。等峒曾走后,益王派人给他送信,托他照顾益王府中某位宦官的门生。峒曾翻出这名考生的试卷,实在是满纸荒唐,他无法昧心照顾,直接将考卷评为最末六等,意味着免除了这名考生的就学资格。益王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随后的武科考试结束,峒曾整理了江西十三府的岁试考卷,上交礼部,同时递上自己写的两份教育改革疏文。疏文共包括十条项目,包括惩罚逃避岁试且不参加补考的考生、严禁“红案”确定后再作改动、约束皇族宗生的权利等条目。正值崇祯皇帝重视学校和人才质量,一个月后,圣旨下达,峒曾的两份上疏得到皇帝的褒奖。皇帝鼓励他秉公执法,不要担心招致怨恨和诽谤。

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理解他近乎顽固的处世态度。面对外人的不解,峒曾对儿子玄瀞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仕宦者,交游所归也,惟督学不然。必人人致一绝交书,而后督学可为也。”要担任合格的教育官员,就要有与人“绝交”的精神。

上任以来,他让狡猾的小吏心存畏惧,被纨绔子弟视为眼中钉,也受到好学上进的考生的敬重。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些朋友。有的朋友本来与他志趣相投,但利益关系没有达成时,从此形同陌路。真正的朋友也为他担心。好友马世奇委婉劝他,既要爱惜人才,也要爱惜算不上人才的读书人。徐石麒写信给他,劝他注意收拢人心,使双方都自在一些。他不为所动。

侯峒曾的耿直一度让他陷入了困境。

每年正月,是朝廷考评各省官员的时候。与峒曾不和的江西籍官绅,不少人在京城有关系,他们联合中伤侯峒曾。消息一传出,江西省内的读书人也参与进来,想趁机报复他的严苛政策,袖手旁观他的惨相。

当时,朝廷盛行“清议”,在朝官员的行为举止要摆上台面,接受其他官员的评论。当话题的主角变成侯峒曾时,朝堂上掀起一场论争。有人批评他经常破格录用考生,带坏了考生的习气;也有人批评他偏袒写文章独辟蹊径的考生,使优秀文章的文体失去正统格式。

支持峒曾的江西籍官员只有旷鸣鸾一人。旷鸣鸾与峒曾本不相识,只是他的门生也参加了江西省岁试,得知峒曾一视同仁后,他表示赞赏,拉拢了多位江西官员帮峒曾说话,其他人对峒曾的中伤才稍微缓解。

峒曾的朋友也积极为他辩护。徐石麒告诫主事者说,如果这样的人都要定罪,官员怎么保持正直?在朝的其他好友马世奇、徐汧也全力帮他说话。

在唇枪舌剑的论战中,吏部做出裁决,判定侯峒曾为官期间清廉执政,政绩优异,才平息了纷争。

他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的官场朋友一个个陷入了危难。从上到下,朝廷的风气仿佛颠倒了黑白,他虽在地方为官,心里的疏离感却越来越强烈。他的同僚黄道周、解学龙先后陷入“党争”的旋涡,触怒龙颜,遭到廷杖和充军广西的惩罚。当解学龙去老家江苏兴化告别家人时,峒曾派使者带着自己的信前去看望;当黄道周戴着枷锁路过江西时,峒曾赶去和他见面,一直送他到省界。峒曾知道,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一次次清洗后,朝廷再也没有正直人士了。

他心情抑郁,疟疾又一次发作,头晕目眩,腹泻不止,他形容自己的感受如同“千刀搅腹,粒米断牙,有骨如柴,有气如线”。他卧病在床,每天服药,几乎无力再起来。医官为他诊断,说他积劳成疾,火气太重,必须彻底抛弃公务才能康复。江西官民只看到他一副精力过人的样子,无人知晓他的身体如此孱弱。

他的假期不多,和大部分文武百官一样,按照旬休制度,每十天才能休一天假。在元旦、元宵、冬至三大节日,他才能享受多一些的假期。元旦,他可以从大年初一开始放假五天;元宵节,从正月十一开始放假十天;冬至,从当天开始放假三天。除了回乡祭祖、长辈去世等事假,他很难再请假,想休病假更难。

以他四品官的资历,想请病假,要通过烦琐的手续向上级报告,得到批复后检查病情,递交医院开的证明,等待皇帝批准。在江西为官期间,他至少四次上书给两台(藩台和臬台,即掌管行政的布政使和掌管监察的按察使),称自己积劳成疾,希望告病还乡。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因为他不是家中的独生子,按规定只有独生子才能以奉养父母为由辞官。上级反应冷漠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官场上,流行一股假借养病以规避是非的风气,动辄称病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峒曾的告病疏文难免得不到重视。

官场难为,儿女成人,他更加怀念温暖的家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