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耀眼的明星是市镇。

市和镇都是商业区而非行政区，区别仅仅在规模，大约千户以下为市，以上为镇。市比镇小，却未必不重要。苏州府长洲县的枫桥市，就是长三角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

这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吴江县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

嘉定县南翔镇、安亭镇、真如镇、罗店镇。

常熟县福山镇、梅李镇、支塘镇。

华亭县莘庄镇、龙华镇、朱泾镇。

上海县七宝镇、新场镇。

青浦县朱家角镇。

前面三个县属苏州府，后面三个属松江府。

明代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这当然不是全部，因为苏州府有一州七县。

长江三角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则是南直隶的苏州府和松江府，浙江的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均为财赋重地与商业中心。五府千百镇，也都是聚宝盆。

堪称巨无霸的是乌青。

乌青其实是两个镇：乌镇长七里宽四里，隶属湖州府乌程县；青镇长七里宽二里，隶属嘉兴府桐乡县。只不过两镇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而且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坊门：

织机图

据明《便民图纂·女红之图》。

青镇南门南昌门，通杭州。

乌镇北门澄江门，通苏州。

青镇东门朝宗门，通嘉兴。

乌镇西门通霅门，通湖州。

霅读如炸，就是霅溪，现在叫东苕溪。

隶属于湖州府归安县的南浔也非比寻常，它是江南市镇中唯一有城墙的，拆城之后则代之以四栅。当时太湖流域的蚕丝和丝织品名满天下，北面距离太湖口只有十八里的南浔便成为湖丝的集散地。再加上湖州至苏州吴江平望镇的运河与南北向的市河在此交汇，很快就客商云集日进斗金。

这里面，不乏耐人寻味的故事。

作为市镇的南浔兴起于南宋，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日趋兴旺，车船千计灯火万家。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清，而且市场细分，专业化程度极高：又叫京行的京庄专为官办织造局提供上等湖丝，以满足宫廷需要；也叫广行的广庄负责接待广东商人，将产品销往海外；专营织造绸缎经丝的商号则叫经庄或经行。清代道光年间的进士董恂有诗描述说：

初过小满梅正黄，市头丝肆咸开张。

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

区区浔地虽偏小，客船大贾来行商。

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

最后两句很形象：买家挑肥拣瘦，卖家进退自如。广庄这边价钱谈不拢，那就回头再找京庄。反正供不应求，生产湖丝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总能为自己争取到满意的结果。

这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

市场都是趋利避害的，也有自我调节功能。因此，贴近太湖的南浔和震泽是丝业市镇，离得稍远的盛泽和王江泾则是绸业市镇。这显然是商品经济的选择，因为震泽和盛泽同属吴江县，南浔和王江泾则分属湖州府和嘉兴府。

距离太湖更远的，便成为棉花棉布市镇。

棉花本由印度半岛引进，传入江南在宋代以后。元成宗元贞年间，上海县乌泥泾镇的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种棉和织布便成为江南的重要产业。松江府上海县七宝镇、华亭县朱泾镇、青浦县朱家角镇，以及苏州府嘉定县的南翔和罗店，便都是棉花和棉布贸易中心。

也有诗为证：

贸易隆昌百货全，包家桥口集人烟。

男携白布来中市，女挈黄花向务前。

务前就是务前桥，又叫隆昌桥，黄花则是霜降以后晚收的棉花。这首诗虽然成于清代嘉庆年间，但地方志告诉我们生意兴隆的景象是从明中叶延续到清的，诗中所写的枫泾镇则介于松江与嘉兴两府之间，北属华亭，南属嘉善。

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市场整合的结果是：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这虽然是武宗正德年间人们对松江的赞美，却可以用于此后整个江南地区。由此可见，商业繁荣既要靠天时，比如明中叶；又要靠地利，比如长三角；还要靠人和，也就是对消费群体和消费欲望的了解，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掌握。

欣欣向荣，并非没有道理。

始料不及的是，米不够吃了。

自古江南鱼米乡。苏湖熟，天下足，直到明孝宗时北京所用稻米仍然半数从江浙漕运。抱歉的是，市场更看重经济效益。当丝绸、棉布和其他手工业品的利润明显地高于粮食作物时，农民没有片刻犹豫就改变了产业结构。

天下粮仓，也从南直隶和浙江转移到湖广。

现在称为湖南和湖北的湖广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再加上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稻的培育，一年两熟不是问题，于是便取代江西成为中国的米袋子。有供求就有市场。湖南湘潭和湖北汉口，则是当时稻谷的最大集散地和交易中心。这些米被用来换盐和其他生活用品，且大多都是自主经营。

结果是：湖广熟，天下足。

从中游到下游，长江地区都取得了经济霸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福建的地理特征既非人多地少也非地广人稀，而是山多水短海岸线长。在那里，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海外贸易，显然更能解决温饱和发家致富。因此尽管当局禁令甚严，福建走私却不亚于南直隶和浙江。

四川依然富足，广东则相对衰微，好在作为冶炼中心的佛山仍然与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和江西景德镇并称四大名镇。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徽州。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络能量巨大，徽州商人的身影也时时闪现于江南市镇。

这不奇怪。毕竟，徽州与苏州同属南直隶。

引领时尚当然更非南方莫属。那时全国各地的生活用品都以苏州的式样为式样，苏州的创意为创意，苏州人的好恶为风向标，叫苏样和苏意。做工则以广州为上。那里的能工巧匠举世无双，造出的奇器也远销南京北京、西洋东洋。

由此有了一句民谚：苏州样，广州匠。

趣味自然也包括鉴赏和收藏，藏品则不但有古玩，也有时玩。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瓷，还有唐伯虎的画和文徵明的字，也都是抢手货。至于价钱，则是江南的士大夫群体和徽州的豪商巨贾们哄抬起来的。

美丽的南方，就这样悄悄地影响着中国。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南方不仅是聚宝盆，也是人才库。苏州、绍兴和江西吉安是国考大府，福建莆田则堪称科举大县。换句话说，远在北京的帝国政治中心，其实要靠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双重输血来供养。

这当然会有问题，甚至在迁都之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