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8世纪末叶直到19世纪，在漫长的一千多年当中，大和王朝的首都始终固定于平安京（京都），在这里，唐风与和风揉和掺杂，终于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体系。

早良亲王的诅咒

桓武天皇时代，土地私有化日益严重，各地产生出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来，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和天皇制集权统治，使得朝廷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挽救班田制的彻底覆亡。

为什么呢？因为班田收授法虽然颁布了，但这项法令因为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就存在着种种漏洞。最主要的就是，各大寺社仍然保有寺社地，而很多贵族也仍然保有自己的封地（位田、职田和功田等），这些寺社地和封地是不用缴税的。人口分布不均以及赋税沉重，导致很多百姓得不到授田或者耕不起授田，遂被迫进入寺社地或贵族封地，变成了新兴庄园中的农奴。

唐代的均田制都未能维持太长时间，更何况几乎生搬硬套的日本的班田制呢？

为了避免班田收授法遭破坏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大和朝廷曾经多次移民边远地区，开垦荒地——奈良朝和平安朝屡次发兵东北，征讨虾夷，其内在动力即根源于此。然而因为这些新开垦地的地权是属于国家的——养老七年（公元723年），朝廷就曾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利用原有沟池新开的土地仍归开垦者一代所有，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则准许流传三代——所以开垦者普遍积极性不高，“农民怠倦，开地复荒”。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朝廷被迫修改旧制，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等于打破土地国有制，允许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归于私人。

既然有了私有土地，当然也就会产生土地买卖和兼并问题。于是，贵族、寺社凭借权势和财力，大量圈占和收买土地，收容逃亡农民耕种——他们在自己的私地上派驻管理人，也即庄长，由庄长负责经营的田地就称为庄园。新的庄园经济就这样发展起来，并且很快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流。

桓武天皇无力让历史的车轮逆向运转，彻底解决庄园问题，而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搞点修修补补的工作，暂时缓解一下社会矛盾，使国家税收继续维持在低水平上。他所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整顿吏制，设“勘解由使”一职以监督地方官吏；二，修正班田收授法；三，承认良民和贱民间的通婚，允许所生子女成为“良民”，以消灭奴隶制残余；四，部分改征兵制为募兵制。

这些改革措施，无疑会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为了摆脱那些掣肘的家伙，尤其是玄昉、道镜以来日益庞大的寺社势力，桓武天皇在藤原种继（藤原式家宇合三男清成之子）的倡议下，于延历三年（公元784年）下旨，在平城京北40公里外新修长冈京，打算迁都过去——那地方传统贵族和寺社的势力相对薄弱，我斗不过你们，难道还避不过你们吗？

然而延历四年（公元785年）九月，长冈新都还没有造好，总指挥藤原种继却突然被不知道从哪儿射出的一支暗箭射中，就此死在了建筑工地上。

桓武天皇闻讯，暴怒如狂，立刻下令彻查，不但揪出一批阴谋分子来，包括大伴、佐伯等烜赫氏族的重要人物数十名，甚至最终还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兄弟：东宫早良亲王。早良亲王是否冤屈，没有人知道，总之他因为此事被废黜了太子之位，幽禁在乙训寺内，不久后在被流放到淡路岛的途中，愤然绝食而死——后被追尊为崇道天皇。早良亲王死后翌月，桓武天皇改立自己的儿子安殿亲王为东宫。

据说早良亲王屡次上书天皇为自己申辩，却根本不被理睬，因而临终之际留下了恶毒的诅咒。他死后数年间，天皇的生母、皇后和诸位夫人相继死去，伊势神宫遭逢天火，全国很多地方暴发疫病——就连新东宫安殿亲王也病倒了，差一点儿就丧了命。桓武天皇迷信得很，就此不敢再停留在修建未毕的长冈京了，于是采纳和气清麻吕的建议，在长冈京的艮位（东北方向）修建平安京，并于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正式迁都于此。

平安京南北约4.7公里，东西约4.5公里，基本架构和平城京很相似，也是北部中央为内里，城中由南北向的朱雀大街相隔为左京和右京，然后由平直的多条横、纵向街道分割为数十个坊。桓武天皇在平安京四周建设了贺茂、松尾、稻荷等神社，东寺、西寺等寺院，却不允许平城京的旧寺社搬迁过来。

这是大和王朝的倒数第二次迁都，从此都城在这里矗立了一千余年，直到明治维新以后再迁江户（东京）。那么，让我们大致梳理一下此前的迁都历程吧，从飞鸟时代开始——

桓武天皇两度修建新都，钱财当然花得如同流水一般。不仅如此，他还三次大规模用兵讨伐虾夷。才因为制度改革而积累起来的一点点财富，就又被尽数抛将出去了。到了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十二月，眼看朝廷财政就要崩溃，藤原绪嗣、菅野真道等人上书谏阻造宫和征夷，提出实行所谓“德政”的建议，桓武天皇无奈之下全盘接受了——这恐怕是回光返照吧，因为次年三月，他就呜呼哀哉归了天。

征夷大将军

日本在“唐化”过程中，学习和生搬硬套了很多从中国舶来的概念。比如中国古代设置过东、南、西、北四征将军和四镇将军，日本人照抄其名，当任命将领镇守九州征讨或安抚隼人族的时候，就定名为“征西将军”或“镇西将军”；当任命将领由太平洋一侧向东北方向进兵，攻略虾夷的时候，就定名为“镇东将军”或“征东将军”。还有“四夷”说，也即把周边势力目为文化水平低一等的蛮夷，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此，当派兵自日本海一侧向东北方向进军的时候，就会设置“征狄将军”或“镇狄将军”，而“征东将军”有时候也会改称“征夷将军”。

在此单说征夷将军，最初名为“陆奥镇东将军”，由元明女帝时代的巨势麻吕出任，和铜二年（公元709年）往征虾夷。“征夷将军”的名号，初见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九月二十八日，诏命由多治比县守出任，同日任阿倍骏河为镇狄将军。延历三年（公元784年）二月，升格镇守将军大伴家持为“征东将军”。延历七年（公元788年）十二月，任命纪古佐美为“征东大将军”。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元月一日，赐予征夷大将军大伴弟麻吕节刀——“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当在此之前正式授予。

总之，受命集结东海道兵马，自太平洋一侧征讨虾夷的将领，要么镇东、征东，要么征夷，权限差不太多，只是名号有异罢了。

那么虾夷族究竟是什么来源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倭王武上表宋顺帝，曾说其祖先“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所谓“毛人”就是虾夷。“毛人”之名，是说这一民族毛发浓密，与大和族不同；“虾夷”，则是说该族男子留着长长的胡子，仿如虾须一般——苏我虾夷在文献中，即有苏我丰浦毛人的异名。据说虾夷族人全都“椎结文身”——头发高高扎起，皮肤上刺有花纹——跟中国古书上记载的邪马台女王国民非常相似，应该是日本列岛的原住民。

虾夷族最早分布于本州岛东部，大和王朝建立以后逐步东征，把他们赶出了关东地区。奈良朝以后，大和军更是不断地向东北方向挺进，于光仁、桓武天皇统治时期达到高锋。

宝龟十一年（公元780年），爆发了“伊治呰麻吕之乱”。伊治呰麻吕本为“夷俘”，也即归化的虾夷人，出仕出羽国府为官，于此年间突然在上治郡（伊治郡）的伊治城掀起反旗。大和朝廷先后任命中纳言藤原继绳和参议藤原小黑麻吕为征东大使，调兵讨伐，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东征狂潮。

但是伊治呰麻吕的身影就此在史料中消失无踪了，是战死，是被俘，还是逃去无踪，没有人说得清楚。官军所要面对的虾夷族军事首领，很快换成了一个名叫阿弖流为的人，称号为“大墓公”。

这是继藤原小黑麻吕担任征东大使，并于不久后升任征东将军的纪古佐美在奏书中所提到的，他说胆泽地方为“贼帅夷阿弖流为居”。延历八年（公元789年），纪古佐美在桓武天皇的一再催促下，率领四千兵马，向东渡过北上川，朝虾夷族的腹地挺进。很快，他们就遭遇了阿弖流为率领的虾夷兵三百人，以众凌寡，胜利是毫无悬念的——虾夷兵向西败退，官军从后猛追，当追到巢伏村（今天的奥州市水泽区）的时候，形势突然扭转。原来这是一条诱敌深入之计，阿弖流为在巢伏村与本队合流，兵数膨胀到八百，同时还另遣四百人去抄了官军的后路。纪古佐美遭到前后夹击，官军全面崩溃，据说战死者二十五人，逃到河里被淹死的倒有一千多人。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巢伏之战”。败报传入京中，桓武天皇大怒，下令将纪古佐美逮捕法办，而以大伴弟麻吕出任征东大使（后升征夷大将军）。不过，这位大伴弟麻吕可能只是个样子货，实际指挥权掌握在其副将坂上田村麻吕手中。

坂上田村麻吕，据说此人的祖先乃是汉灵帝的子孙，称为阿知使主，因为曹魏篡汉而率七姓十七县人口经朝鲜半岛流亡到了日本（天晓得真假！）。阿知使主的后人曾被赐姓“东汉直”，分为坂上、路、桧前等许多支派，坂上田村麻吕即坂上分家之主坂上苅田麻吕的次男（一说三男）。

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坂上田村麻吕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加上担任副将的时候，他前后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终于击败了阿弖流为，随即在北上川中游修建胆泽城、志波城，设镇守府以统治之。此后坂上田村麻吕的子孙大多出任东北地区的军政长官，家族显赫一时。

根据《日本纪略》所载，延历二十一年（公元802年）四月，大墓公阿弖流为和盘具公母礼率五百余虾夷兵向坂上田村麻吕投降，七月即随之来到平安京。坂上田村麻吕启奏桓武天皇，希望能够释放二酋，以拉拢虾夷的人心，然而公卿贵族们却认为他们“野性兽心，反复不定”，坚决主张将之处决。最终，桓武天皇下令，将阿弖流为和母礼押赴河内国，斩首示众。

杀降斩俘，失去了信义的大和朝廷，从此将在与虾夷的征战中越陷越深……

降籍和赐姓

继桓武天皇后登上宝座的安殿亲王，史称平城天皇。平城天皇是个非常荒淫的家伙，据说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爱上了藤原种继的女儿药子，以及药子的女儿，把母女两个一齐接入东宫。本来以日本古代的婚姻制度来看，这并不算什么大事，倒霉的是药子的丈夫此时还并没有死，因此桓武天皇勃然大怒，下令把药子驱逐出宫去。

等到老爹去世，自己登上天皇宝座，平城天皇立刻就把药子接了回来，任命她做“尚侍”，又称“勾当内侍”，也就是宫中女官的总管。因为这层关系，药子的哥哥、藤原种继的长子藤原仲成就此平步青云，进入了权力中心。

大概因为生活糜烂而导致身体日虚，无力也无心再管理朝政吧——反正日本也有这种传统，十个天皇里有八个都是退位而非死后传位的——于是宝座才坐了四年，平城天皇就让位给弟弟贺美能亲王，自己跑回平城宫隐居去了。

贺美能亲王就是嵯峨天皇，此君颇有雄心壮志，想要好好干一番事业。可惜平城上皇虽然退位，却不肯真的退出政治舞台，他在奈良发号施令，处处跟兄弟对着干。嵯峨天皇想要跟上皇较量，首先要蔽其耳目，于是就把药子赶出宫去，自己设置“藏人所”来掌管和辅助处理机密文件。药子跑到奈良向上皇哭诉，平城上皇大怒，遂于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宣布把都城从平安京迁回自己所在的平城京。

接到这种荒诞的命令，嵯峨天皇未免哭笑不得，可是上皇退位仅仅一年，余威尚在，他也不好直接跟上皇顶着干，于是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他先任命自己信任的坂上田村麻吕、藤原冬嗣、纪田上三人为“造宫使”，先发平城京，意思是：迁都不是说迁就能迁的，咱先把平城的旧宫修好再说。

消息传播出去，舆论大哗，朝臣们纷纷上书劝谏，反对迁都。嵯峨天皇一瞧，人心在我这边儿嘛，腰杆儿立刻就硬了，当即下诏，逮捕上皇的亲信藤原仲成，同时召回三名造宫使，加官晋爵，委以重任。平城上皇一瞧天皇要来硬的，赶紧带着药子离开平城京，打算前往东方去召集兵马，与官军开战，可惜才刚跑出去没多远，就被坂上田村麻吕给堵回来了。最终藤原仲成被处死，药子自杀，平城上皇也只得剃发出家，表示彻底放弃权力。

——史称“药子之乱”。

药子之乱以后，嵯峨天皇改元“弘仁”，意思是明确地诏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啊，现在的天皇是我，不再是我老哥平城啦。他随即废掉了东宫——平城上皇的儿子高岳皇子，改立异母弟大伴皇子为新东宫，彻底掌握了朝政。

然而嵯峨天皇是位文人气息很重的君主，主张无为而治。朝政拿回来以后，他转手就委任给臣下了，自己则寄情笔墨和山水之间，创作了很多著名的诗歌。其书法修为与空海、橘逸势齐名，并称为“天下三笔”。此公还极度崇敬佛教，崇拜唐风，留唐的名僧最澄和空海受到他的大力栽培，最终创立起日本天台和真言两个宗门来。

然而，嵯峨天皇并非真正清心寡欲之人，他和老爹桓武天皇一样，娶了一大群老婆，养了一大堆儿子（据说他有嫔妃二十八人，子女数超过五十）。皇子太多，竟然导致国库入不敷出，弘仁五年（公元814年）五月，天皇只好把母亲身份较低的三十二名皇子降格为臣下，赐予“朝臣”姓和“源”氏——这些人及其子孙，就被称为“嵯峨源氏”。

先帝这样办了，后世天皇也就群起仿效。天长二年（公元825年），淳和天皇又降格了高栋王（桓武天皇的孙子），赐以“平”氏，是谓“桓武平氏”。再往后，又有清和天皇后裔的“清和源氏”、宇多天皇后裔的“宇多源氏”、村上天皇后裔的“村上源氏”等类似的情况纷纷出现。

其实降籍赐姓这种事儿，古已有之，比方说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橘诸兄。再比方说延历元年（公元782年），也就是桓武天皇继位的第二年，有位名叫冰上川继的朝臣密谋反叛，事泄后被流放到伊豆国——这位冰上川继，本是天武大王的曾孙，父亲曾被封为盐烧王，后来降为臣籍，赐姓真人，赐氏为“冰上”，改名冰上盐烧。但是名气最大的，后裔数量也最庞大的，则是上述各类源氏和平氏。

拉回来说嵯峨天皇，他在位十四年后，让位给大伴亲王，是为淳和天皇。淳和天皇在位十年，让位给嵯峨上皇之子正良亲王，是为仁明天皇。这期间嵯峨上皇一直躲在幕后操控着朝政，弟弟和儿子都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直到仁明天皇承和九年（公元842年）七月他去世为止。

在这一段时期里，班田制在持续崩溃，原本的律令制也逐渐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脚步了，被迫要从多方面加以修正。嵯峨天皇就新设了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种职衔，称“令外官”，前者为天皇的秘书机构，后者负责京都的军事、警察和审判诸事。此外，他还发布《弘仁格式》以修正律令——“格”指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的应用所撰写的各种细目规定。格式这种补丁，后来大和朝廷还陆续颁发过好多回。

嵯峨天皇追求优雅的生活，说不上腐朽，却着实浮糜，他的生活作风带动了整整一个时代，使平安时代早期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不过老家伙终有亡故的一日，他的权威一旦丧失，原本被此权威压制住的种种朝廷矛盾立刻沉渣泛起。于是，他死后没两天，“承和之变”就爆发了。

承和之变

君主为了加强集权，抑制朝官的权力，经常会在现有官僚体制之外，设置全新的秘书机构。这些新秘书品级并不一定高，资格并不一定老，然而因为接近权力中心而必然逐渐坐大，甚至取代旧有朝官的位置。我国汉代始设尚书台，其后身尚书省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正式行政机构；明初始设大学士，到了明朝中叶，大学士变成了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宰相。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虽然结果并没有如此明显。嵯峨天皇设置《养老令》外机构藏人所，以掌管和辅助处理机密文件，藏人所的长官为藏人头，天皇任命宠臣藤原冬嗣担任此职，冬嗣因此飞黄腾达，最终做到左大臣的高官，可谓人臣之极。可以说，藏人所虽然没有演变成新的行政机构，藏人头也没有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藤原家族却因藏人所的设置而再度膨胀起来。

藤原冬嗣出自北家，是藤原房前的曾孙。他在就任高官以后，为了加强与皇室的联系，就把女儿顺子嫁给嵯峨天皇之子正良亲王，并且迎娶女婿的姐妹洁姬为次子藤原良房之妻。这位藤原良房也是从藏人做起，一步一步爬上中纳言高位的。

正良亲王后来登基成为仁明天皇，年号承和。仁明天皇本是彻底的傀儡，其父嵯峨上皇和叔父淳和上皇都还没有死，躲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使藤原良房非常不满。因为良房想让妹妹顺子所生的道康亲王正位东宫，可惜两位上皇偏偏吩咐让淳和上皇之子恒贞亲王承嗣大统。藤原良房就任中纳言的那一年，正是承和八年（公元841年），恒贞亲王的两个靠山，淳和上皇已于去年五月间过世，而嵯峨上皇也缠绵病榻，眼看着即将咽气，良房觉得时机成熟了，该准备动手废立东宫了。次年七月，嵯峨上皇去世，同月就爆发了“承和之变”。

“承和之变”的过程是这样的：据说七月十日，恒贞亲王的亲信春宫坊带刀舍人伴健岑秘密走访了阿保亲王，请求共同奉东宫远走东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乱局。阿保亲王乃是平城天皇之子，当年平城、嵯峨两位天皇对立，平城天皇在藤原仲成和药子的煽动下，也曾想前往东国号召兵马，以击败反对势力，阿保亲王很可能也参与了谋划。三十二年一晃眼就过去了，年已五旬的阿保亲王早就没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于是把伴健岑的阴谋密奏给嵯峨上皇的皇后橘嘉智子，嘉智子皇后随即通知了仁明天皇和藤原良房。

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驾崩。两天后，伴健岑与东宫的另一名亲信但马权守（“权”为额外派员之意）橘逸势同时因谋反罪而遭到近卫府的逮捕，经过审判后，分别被流放到隐岐和伊豆去了。亲信被捕，主公不能说毫不知情，恒贞亲王匆忙上书请罪，并请求辞去东宫之位。仁明天皇好言安抚，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啦，不必担惊害怕。

两位上皇既然先后去世，仁明天皇感觉压在肩膀上的大山已经倾垮了，他也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嗣，岂有爱于恒贞亲王？只是好不容易碰上或者说设计了这一谋逆案件，东宫辞位则案件必然终止，若不好好深入挖掘一番，岂不是很可惜吗？

到了二十三日，仁明天皇和藤原良房的挖掘工作终于完成了，于是废黜恒贞亲王的东宫之位，同时将东宫妃的父亲大纳言藤原爱发、中纳言藤原吉野、东宫大夫文室秋津等六十余人全数贬职或流放。藤原爱发是良房的叔父，藤原吉野出自式家，他们都是恒贞亲王派的实力人物，经过此次事件，全被良房一举铲除了。

其实关于伴健岑等人的密谋，除了大保亲王的告密外，并没有足够确实的证据。退一步说，就算证据确凿，那也未必真与恒贞亲王有所牵连。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一切全都经过恒贞亲王首肯，前往东国也似是避祸，而非谋反。但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藤原良房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地踢开了重重绊脚石，把自己亲外甥道康亲王扶进了东宫，更给自己铺平了迈向权力中心的道路。当年八月，他因功晋升为正三位大纳言，嘉祥元年（公元848年）又升任右大臣。

嘉祥三年（850年）三月，仁明天皇去世，道康亲王继位，是为文德天皇，立惟仁亲王为东宫。这位惟仁亲王，其实体内有四分之三的藤原氏血统，他的母亲明子就是藤原良房之女。与皇室的亲上加亲，使得良房于天安元年（公元857年）被任命为从一位太政大臣，总揽朝纲。

《养老令》中对于太政大臣这一职位的解释是“师范一人，仪形四海，经邦论道，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也就是说，担任此职之人则如同天皇之师（太师），辅佐天皇统领百官、治理国家，其权力可与东宫相拮抗，故此若无合适之人，宁可空置其位。太政大臣就理论上而言，为太政官也即国家政务官的首脑，故而一旦空置，则往往另设“知太政官事”来代理其职——就好比唐代政府最高首脑为尚书令，也往往空置，实际管事儿的是副官尚书仆射。

所以在《养老令》颁布之前，只有大友王子和高市王子两位东宫担任过太政大臣，《养老令》颁布以后，藤原良房才是第三位——第一位是惠美押胜，第二位是法王道镜。不过前代那两位“先贤”的权势并不稳固，最终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藤原良房想要将荣华富贵代代相传下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呐……

诸事皆先关白

文德天皇在位八年，猝然辞世，东宫也就是藤原良房的外孙惟仁亲王继位，是为清和天皇。这位清和天皇被立为东宫的时候才九个月大，登基时也年仅九岁，什么都还不懂呢，朝政完全由外祖父良房说了算。

天皇虽然还小，藤原良房已经在为他物色妻妾了，人选当然都来自于藤原北家。首先，他把弟弟藤原良相之女多美子送入宫中，然后又瞄上了长兄藤原长良的女儿高子。不过这位高子据说已经有了情人，坚持不肯进宫。

高子的情人，乃是号称当时第一风流美男子的在原业平。在原业平是平城天皇之孙，被赐“在原”氏而降为臣格。他擅长做诗，格调高雅，广受平安京内贵族女性的仰慕。据说在原业平曾经带着藤原高子私奔，可是没能跑得了，最终还是被堵了回来。高子随即被送入宫中，在原业平则被远远地流放到东国去了。然而这未必是个哀婉而动人的爱情故事，因为传说在原业平一生中先后与三千三百三十三位女性缔结情缘，是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拉回来再说清和天皇，他的年号是贞观，和我国唐太宗的年号相同。贞观八年（公元866年）闰三月十日夜间，太极殿前的应天门突然起火，连两侧的栖凤楼和翔鸾楼也一并被火海吞没。这或许只是一场天火，并没有人为因素存在，不过朝中各派却借着这个因头开始互相攻讦，最终导致了一场大清洗。

当时朝中重臣除藤原良房外，还有其弟右大臣藤原良相，除了藤原北家，还有世代豪门伴氏（弘仁十四年以后，大伴氏避大伴皇子之讳而改称伴氏）、纪氏，以及从皇子降为臣格的源氏兄弟。首先，大纳言伴善男告发纵火犯乃是左大臣源信和中纳言源融，并且与藤原良相商议，调左中将藤原基经前往逮捕源信。

藤原基经本是藤原长良之子，过继给藤原良房做养子，他当然要把此事向良房汇报，听取太政大臣兼老爹的指示。藤原良房偏袒源氏，上奏清和天皇，请他先派干员前往责问源信，源信当然矢口否认，于是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当年八月三日，备中权史生大宅鹰取突然向朝廷告发，说伴善男、伴中庸父子才是真正的纵火犯。朝中因此攻讦又起，人人自危，清和天皇就于十九日正式任命藤原良房为摄政，命其彻查此事。

藤原良房通过拷问伴善男的家臣生江恒山、伴清绳，而号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借此开始大肆排除异己。九月二十二日，判决大纳言伴善男、右卫门佐伴中庸，以及伴善男的家臣纪丰城、伴清绳、伴秋实共五人为纵火主犯，应处斩刑，减罪一等，没收财产后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另有十名从犯也陆续被处以流放之刑。

经此事件，累世名门的大伴氏和纪氏都被从朝廷中彻底驱逐出去了，而藤原良相、源氏兄弟的势力也受到了重大打击，藤原良房、基经父子的权势更为稳固。但更重要的是，前此摄政之位只授予皇后或东宫，从此落到了人臣手里。摄政就是“总摄庶政”之意，此后藤原氏的家长在天皇幼年时出任摄政，天皇成年后称为关白（语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逐渐成为不成文的传统。

藤原良房死于贞观十四年（872年）九月，被谥为“忠仁”，他的权力由其养子藤原基经继承下来。藤原基经也不是一个善茬儿。贞观十八年（公元876年），清和天皇退位，传位给年仅九岁的东宫贞明亲王，是为阳成天皇。阳成天皇乃是藤原高子所生，基经作为天皇的舅舅，更加权倾朝野。

元庆六年（公元882年），阳成天皇十五岁，举行了元服礼（成人礼）。然而据说这个孩子很不成器，成天飞鹰走马，耽于玩乐，甚至打开装神器的箱子，抽出草薙剑来舞弄。藤原基经屡次劝说，这个外甥就是不肯稍微像点人样儿，于是基经灰心丧气，逼迫天皇写下“朕近身发数病，动多疲顿，社稷事重，神器叵守，所愿速逊此位”的话，于元庆八年（公元884年）二月宣布退位。

藤原基经的这种行为，也颇类似于我国西汉的权臣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可见其权势就算比不上霍光，也相距不远了。至于中国的昌邑王和日本的阳成天皇，所作所为是否真如史料记载的那么不堪，可就完全无从考证了。

此后，藤原基经力排众议，拥立“容止闲雅、谦恭和润”同时也财政状况拮据、到处举债的时康亲王继位。时康亲王是仁明天皇的儿子，史称光孝天皇。光孝天皇在位仅四年就病死了，他没立东宫，还把二十九名子女全部降格，下赐源氏。最终也是在藤原基经的策划下，其第七子源定省立为东宫，基经随即将其扶上天皇宝座，是为宇多天皇。

哀怨的学问之神

宇多天皇一度被降格为臣籍，内心无疑是存在着一定的自卑感的。继位后他曾路过阳成院，被迫退位的阳成上皇竟然羞辱他说：“当今圣上，原来曾是我的家奴呀。”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宇多天皇当然不敢对扶他上台的藤原基经说半个不字，虽然登基时已经成年，他依旧把政务全部委托给基经，说“万事巨细，百官已总，均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然后奏上”——这就是关白称号的由来。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观察，宇多天皇此举未必出于完全的心甘情愿。他在继位第二年——仁和四年（公元888年）的六月，下诏请藤原基经“以阿衡之任为卿之任”，把他比作中国古代的贤相伊尹（传说伊尹曾被尊为“阿衡”）。然而藤原基经见了此诏却大为光火，他认为“阿衡”只是一个尊号而已，并无实权，表示说既然天皇心有此意，那我就干脆辞职，什么也不管好了。他这一撂挑子，宇多天皇可吓坏了，赶紧忏悔和解释，但是基经不依不饶，坚持要天皇罢免起草诏书的亲信橘广相。关于“阿衡”是否有权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半年，藤原基经也就罢工了整整半年。

宽平三年（公元891年），藤原基经去世。宇多天皇立刻重用橘广相，以及当年敢为橘广相辩护的菅原道真，任道真为藏人头，以与藤原基经之子藤原时平分庭抗礼。六年后，宇多天皇让位给年仅十三岁的敦仁亲王，自己出家仁和寺，潜心撰写回忆录《宽平遗诫》——自此以后，天皇退位后出家，就被尊称为“法皇”，宇多法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法皇。

敦仁亲王登基后，史称醍醐天皇。他年岁还小，难免会受权臣的拨弄，已经升任右大臣的菅原道真就因此遭到藤原时平的诬陷，说道真打算拥立自己的女婿、宇多法皇的第三子齐世皇子为天皇，醍醐天皇于是右迁菅原道真为太宰权帅。作为太宰府的名额外主官，其实这个职位也不算小了，但终究远离京都，远离统治中心，这使得满腔抱负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菅原道真大为忧愤，遂于两年后（延喜三年，公元903年）客死在九州。

据说宇多法皇在听闻菅原道真被贬之事后，匆忙驱车前往内里，想要劝说醍醐天皇收回成命，然而内里各门都已被藤原时平的亲信守把住了，不放法皇进宫。宇多法皇怅然离去，从此专心研究佛学，再不管尘世之事——藤原氏权势之盛，也由此可见一斑。

菅原道真是日本古代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曾跟随遣唐使团西渡，具有相当高的汉学修养。仁和二年（公元886年），他被任命为赞岐守，在偏远的南海道目睹了贫穷百姓的艰难生活，写下很多传诵后世的诗篇。也是在赞岐守任上，他写了《奉昭宣公书》，劝说藤原基经放下执念和恩怨，专心国事。据说藤原基经看了此文后有所悔悟，停止罢工，也不再坚持要宇多天皇严惩橘广相了，延续整整半年的朝廷风波暂时得以平息。

宽平二年（公元890年），菅原道真太守任满，回归都城，从此受到宇多天皇的重用。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朝议派发新的一轮遣唐使团，以菅原道真为大使——这很可能是政敌想借此机会把他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道真写下《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一文，明确指出唐朝正在发生内乱（指黄巢起义），形势复杂，路途危险，请求暂时停止派发遣唐使团。宇多天皇采纳了他的建议。

应该说从此以后，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虽然并未停顿，但日本人已经不再像奈良时代那样完全彻底地甘当小学生，处处以中国为师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本土文化重新抬头，混合和风和唐风的新的文化逐渐成形——这也就是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服饰虽有唐人之形，却兼本土之魂，非如奈良时代那样浑然唐装的重要原因。

菅原道真的权势逐渐扩大，醍醐天皇登基后，他被任命为右大臣，与左大臣藤原时平共执朝纲，这当然会引起藤原家族的警惕和不满。于是藤原时平就造谣进谗，终于迫使菅原道真被赶去九州做太宰权帅。

菅原道真满腔忧愤，两年后（延喜三年，公元903年）就客死在九州。人民一方面怀念他的刚直不阿，另方面反感藤原氏专权，就传说菅原道真化为怨魂，降下种种灾异来惩罚政敌。说也奇怪，此后的几十年间还真是灾祸不断：延喜九年（公元909年），正当壮年的藤原时平病死；延长元年（公元923年），时平的妹妹稳子所生的东宫保明亲王也夭折了；延长三年（公元925年），时平的外孙庆赖王刚被立为东宫就猝然辞世，年仅五岁。此外还有公卿（尤其是藤原家族及其党羽）去世，时疫流行，种种不祥无可胜数……

最可怕的是延长八年（公元930年）六月二十六日，正逢干旱，群臣聚集在清凉殿上商议祈雨的事情，突然从西方爱宕山上飘来一片黑云，笼罩住平安京的上空，随即雷声大作，一道惊雷正巧劈中了殿柱，大纳言、民部卿藤原清贯（南家）当场被雷打死，另有数人重伤。醍醐天皇受此惊吓，一病不起，于九月份匆忙传位给东宫宽明亲王，自己迁出皇宫，然而即便这样做也终究无法挽救性命，没多久他就咽了气，享年仅仅四十六岁。

因为此事，菅原道真在民间传说中又从怨魂升格成了雷神。到了公元11、12世纪前后，他的形象再次转变，从怒目金刚般的雷神变成了慈眉善目的学问之神，也是各届考生的庇护神。他被供奉在北野天满宫中，称为“天满大自在天神”。

武士和武士团

就算菅原道真确实化身为怨魂，索了藤原时平的命去，他也终究无力彻底扳倒整个藤原北家。延长八年（公元930年）九月，年仅八岁的宽明亲王继位，是为朱雀天皇，朝政都把持在他的舅舅、太政大臣藤原忠平和右大臣藤原仲平手中。朱雀天皇在位的时候，各地盗贼纷起，并且爆发了著名的“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

平将门和藤原纯友，可谓是新崛起的武士势力的代表，说到他们，就不得不先说说什么是武士，什么是武士团。武士乃是班田制崩溃、庄园制成形后的产物——因为各地大大小小庄园的形成，朝廷强要继续实行班田收授也不可得了，天长五年（公元828年）到元庆五年（公元881年）间，有整整五十一年都未曾班过田。

朝廷为了保证国家税收，被迫修改班田制，实行“田堵制”（负名制）。这种制度就是不把国有土地班给适龄公民，而是承包给家底比较殷实的农民，税收等同于租金。租约一年一订，租田者在有实力年年续约的情况下，往往建筑围墙（堵）以保护耕地，故而这种田地称为“田堵”，也称“负名”。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富者益富，贫者更贫，大量无地农民被迫进入田堵和庄园成为农奴。

公元9世纪以后，田堵持有者们经过不懈的斗争，使得对耕地的占有权逐渐稳定下来，他们得以在租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于是产生了“名田”，名田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是可以继承和转让的，还能再转租给贫困农民耕种。于是，拥有大量名田者就被称为“大名主”，简称大名，拥有少量名田者被称为“小名主”，简称小名，租种民田的贫困农民则被称为“小百姓”、“作人”、“名子”。

回过头来再说庄园。早期庄园也必须课税，但这些庄园都掌握在大寺社和大贵族手中，他们利用种种借口请得“太政官符”或“民部省符”，得到不纳税的资格，称为“不输”，进而更利用种种借口使得国家官吏不得进入，庄园内部的司法权和警察权都由庄园主把持，称为“不入”。“不输不入”就使得庄园主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领主，庄园变成他们的封建领地。

公元10世纪以后，名田和庄园逐渐结合起来，因为很多名主都把自己的土地寄进给庄园，以使庄园的不输不入涵盖面更为广泛。所谓“寄进”，就是指进献，把名田名义上的所有人写成拥有权势的庄园主，每年向庄园主缴纳年贡——这种年贡未必比国家赋税来得轻松，但从此名田也具备了“不入”的权力，逐渐转化为庄园或大庄园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也产生过类似现象，比方说明朝有功名者是可以免税、免役的，于是谁家小子一考中了秀才，附近的小田主就会立刻纷纷把产业投献给他，以求豁免皇粮国税，从而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每况愈下。

拉回来说，日本就此形成了层级化的庄园机构，最高庄园主称为“本家”，其下为“领家”，再下为“下司职”或“预所职”——到了公元12世纪，封建庄园已占全国土地的半数以上，庄园经济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经济的主体，甚至残存的国有土地也可以视作以朝廷为本家，以国司为领家，由实际拥有土地的名主为庄官的大大小小的庄园。

庄园的实际管理者也即庄官，为了保护庄园，同时行使庄园内的司法权和警察权，必须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公元9世纪中期以后，武士这一阶层就逐渐成形了。一般情况下，武士结合成以庄官本族为核心的团体，就是武士团。

前面说过，日本传统的“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它以血亲为核心，同时也包容了很多非血缘者存在。武士团为了加强凝聚力，也逐渐变成了这种意义上的家和家的联合体，武士团首领同时也是大家长，其本族部下称为“一族”、“家子”，非亲属部下称为“郎党”或“郎从”。提到武士团的时候，往往会说某某率其“一族郎党”，就是指有血缘或没有血缘的部下们。

小武士团往往按照家的结构结合成为大武士团，那么大武士团就称为“本家”，大家长称为“总领”，内含的小武士团称为“分家”，家长往往称为“庶子”。从这个“庶子”（在日本指嫡长子外的所有儿子）之名就可看出，日本武士和西欧骑士不同——骑士是因契约而效忠于某一领主，相互间的关系比较生疏，联系较为松散，并且“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日本武士则按照传统的家的结构来建设武士团，加上日本传统并不很重视血缘关系，无血缘的主从之间大多结成姻亲、干亲或者养亲关系，约为父子，联系相当紧密，战斗力也因此而加强。

平安时代，日本朝廷的军备逐渐废弛，被迫承认武士团的正当性，甚至动用他们行使国家的军事、司法和警察权，各地国司就经常任命武士团首领为“押领使”或“追讨使”。后来甚至连皇宫也由武士团来警卫。

当然，不是随便什么武士团都有资格警卫皇宫，这些武士团的首领往往既是以朝廷为本家的国有土地的庄官，也是拥有正式官位的朝廷新贵。这些新贵中势力最为庞大的，就是拥有天皇血统，被降为臣籍赐以“源”、“平”等氏的家族——执其牛耳者为桓武平氏，根据地在关东地区，以及清和源氏，根据地在畿内的摄津、河内等国。

而前面提过那位跳出来作乱的平将门，正是桓武平氏高望流的始祖高望王的孙子。

番外篇 古代日本人的名号

中国古代士人皆有名有字，日常交往中，为示尊敬，多不称呼对方之名，而要呼之以字。比方说，当面称呼“曹操”、“操”非常无礼，而必须称之为“曹孟德”、“孟德”。日本古代亦有类似的风俗，讳言人名（实名），而习惯上使用“通称”，也即不那么正式的俗名。

通称的来源很多，最早是贵族之间以官名相称，则官名即其通称；后来武士家族以排行作为通称，比方说太郎、次郎、三郎等等。进入镰仓时代以后，武士也往往模拟官名作为通称，如某某卫门、某某兵卫、某某之介；而原本的排行，也逐渐成为名实并不相符的幼名，进而成为通称，比如织田信长通称（幼名）三郎，其实他是次男，远山景元通称（幼名）金四郎，其实他是长男。

通称因地位、情势而经常更换，比如织田信长最早的通称为织田三郎，后其父信秀为他向朝廷进贡，求得了上总介的官职，即称织田上总介，就任右大臣后，又称织田右府。此外，部分人出家而有法名、院号，部分人仰慕汉学而有表字，这些东西也往往成为通称，或者为示尊敬而随着苗字、通称、实名一起带出来，形成长长的一串儿。再加上改名、“一字拜领”等各种变化，很容易把读者搞得一头雾水。

比如武田信玄，幼名太郎，实名晴信，官至大膳大夫，后来剃发入道（在家修行），法号为德荣轩信玄。故此他的通称即为太郎、大膳大夫、德荣轩、信玄等，要是跟苗字和实名都一起摆出来，则习惯称为“武田大膳大夫晴信入道信玄”。他去世以后，人们习惯以戒名相称，为“法性院机山信玄”。

再如上杉谦信，本名长尾平三（幼名、通称）景虎（实名），后受赐上杉苗字，以及“政”、“辉”等偏讳，最终的名号可以全称为“上杉近卫少将（官名、通称）辉虎（实名）入道谦信（法号为不识庵谦信）”，去世后戒名则为“不识院真光谦信”。

在辨识古代日本人姓名的时候，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很多称呼往往简省成两个字，如前田又左（又左卫门）、武田典厩（左马助这一官位的相对应唐朝官称）、马场美浓（美浓守）、织田上总（上总介）、高阪弹正（弹正忠）等等。这最后两个，省略一字就正副不分，好比现在咱们见了不是正职的领导，也最好把“副”字省了，肯定皆大欢喜。再比如，丰臣秀吉曾名羽柴筑前守（官名、通称）秀吉（实名），他在签名的时候就往往写作“羽筑”或“羽筑秀吉”。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日本人对汉字不像咱们用得这么严谨，许多意思和发音，从中国找了两个甚至更多的字去对应。因此很多人名发音相同，却往往有数种写法——千万别以为那是不同的两个人。比如山本勘介（或写作勘助）、本多（或写作本田）忠胜、森兰丸（或写作乱丸）等等。倒霉的是，还要和被赐以苗字或者因为各种理由改名的家伙区分开来，实在是累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