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唐的京城、仿唐的制度、仿唐的文化，这是一个全面向大陆学习的充满朝气的时代，也是中央集权、天皇集权幻灭的时代，日本在学习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壬申之乱

孝德大王有两个年号：大化和白雉，其后的齐明、天智两朝都没有改元。天智大王十年（公元671年）十月，天智大王重病卧床，东宫大海人王子以出家为大王祈祷为名，避祸南走吉野。十二月，天智大王在近江大津宫病殁，临终前传位大友王子，并嘱咐左大臣苏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以及御史大夫苏我果安、巨势人和纪大人等共同辅佐大友王子。

《日本书纪》里按照中国的习惯，把大海人王子称为“皇太弟”，但对于天智大王是否曾经正式册立他为东宫，史学界还有异论，有人认为是《书纪》的编造，是为日后的胜利者涂脂抹粉。而对于天智大王最终传位给亲生儿子大友王子，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王刻意排除大海人王子的继承人，另一种说法则是大海人王子为了避免猜忌，主动推举了大友王子。

总之，天智大王病殁的时候，大海人王子还在吉野山中流浪，身边只有二十余名舍人、十余名女官，以及妻子菟野王女和菟野所生的草壁、忍壁两个年幼的儿子而已，如果大友王子及时派兵追杀，甚至只要派出几名刺客，就能取了大海人王子的项上人头。然而大友王子慑于叔父的威名，不敢遽发追兵，只是征募兵马，巩固城防，防止大海人王子回到京城来抢班夺权而已。

大海人王子在吉野的群山之中仓皇逃窜了整整六个月，看到朝廷并无值得担心的举措，这才定下神来，遣人回归自己在美浓的领地，召集部属，准备发难。东日本各地王族和地方氏族纷纷来投，大海人的势力迅速膨胀到数万大军。天智大王晚年向守旧派低头，使得许多中小氏族大为不满，他们无不寄希望于大海人王子，殷切盼望等他掌权以后，可以扫除天智朝的弊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压在自己头上的传统大氏族势力。

一个社会越有流动性，就越有蓬勃朝气。奴隶制太过等级森严，同为统治阶级，大族不亡，小族根本就没有冒头的日子。封建社会同样等级森严，但统治阶级内部的升降变化却有所松动，这就给了很多冒险家可乘之机。至于百姓们，也大多希望可以彻底摆脱部民即奴隶的命运，农奴或佃农活得虽然也挺惨，却总有渺茫的机会积聚财富，人身安全也较有保障。两害相权取其轻，百姓们也大都倾向于改革派的大海人王子。

很快，大海人王子就走出了吉野的群山，经伊贺、伊势前往美浓，其长男高市王子及另一子大津王子也来相会，父子同心，很快便聚拢了东海、东山两道的军队，进抵不破关（在今天的岐阜县不破郡关原町，为东日本通往近畿地区的要隘）。大友王子发兵来迎，战斗首先在关原爆发（请记住这一战略要地，近千年后，又将有一场决定全日本命运的大战役在此地展开）。

这是农历壬申年（公元672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事，故此史称“壬申之乱”。

壬申之乱规模很大，大海人王子和大友王子几乎二分日本。大海人王子的部属大多来自本州岛中东部，因而大友王子便派遣使者向西，打算调动吉备和筑紫（本州岛西部和九州岛）的兵力赴京平叛。然而使者来到筑紫，扺掌九州地区兵马大权的筑紫率（后称太宰帅）栗隈王却不肯派发一兵一卒。

这位栗隈王，可能是敏达大王之子难波王子的儿子（一说孙子），是后来四大姓中橘姓的先祖，他的政治观点是比较倾向于大海人王子的，因此借口必须严密防备外国来侵（肯定是指唐军啦），一口回绝了大友王子的调兵命令。

大友王子派往筑紫的使臣名叫佐伯男，他反复劝说，都快把嘴皮子磨干了，却领不到一兵一卒，恼怒之下，竟然起了杀心，打算派遣刺客暗杀栗隈王。可是栗隈王有两个武艺高强的儿子，一名美努王，一名武家王，总是身佩宝剑卫护在老爹身边，使得佐伯男无隙可乘，最终只得颓然返京。

大友王子派往别处的使者也大多空手而归，最终他只能集结近江附近的部分兵马，就兵数而论，完全落在下风。不仅如此，他派遣三名使臣前往倭京（即过去的飞鸟京），打算调动留守司高坂王的兵马，谁承想，却被一名名叫大伴吹负的贵族发动兵变，夺取了兵马，反倒掉过头来呼应大海人王子，直取近江京。

由此可见，大友王子虽非失道，却极寡助，最终战败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了。

且说大伴吹负率军攻打近江京，近江朝廷急忙发兵抵御，双方展开激战。大伴吹负一度战败，被迫后退，但他极为顽强，很快就收拢败卒，反身再战。另一方面，大海人王子在关原得胜后，便即分兵两路，一路直接西进，一路先南下伊势、大和后再转身北征，企图合围近江京。眼瞧着大伴吹负又将二番战败，由纪伊闭麻吕指挥的大海人方北路军已然杀到，终于把大伴吹负从重重包围中拯救了出来。

两军主力，就此终于碰撞，壬申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京城附近的濑田桥展开决战。只见打着红旗、围着红袖标的大海人一方的军队到处都是，鼓声震天，矢下如雨，大友侧，也即近江朝廷方的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了。翌日，大友王子被迫自缢而死，五位顾命重臣一个抢先自裁，剩下的被处死一人、流放二人、赦免一人。

就这样，短短一个月就彻底翻盘的大海人王子，得意扬扬地进入已经变成一片残垣瓦砾的近江京。

至于控制近江京半年多时间的大友王子，就此被历史所遗忘，一直等到一千两百余年后的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才为他追加谥号，称弘文天皇。

鼓声催短命

近江京已经残破，并且这座老哥天智大王的都城，给大海人王子留下了太多不好的记忆，因此他在取得“壬申之乱”的胜利以后，立刻下令在大和营建新的都城和宫殿，是为飞鸟净御原宫。次年二月，大海人王子在净御原宫正式登基，即为天武大王，立曾经与他共同在吉野山中流亡的菟野王女为王后。

估计是在天武大王时代，大和朝廷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开始正式称自己为“日本”。《旧唐书》中说：“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新唐书》将此事记载于“咸亨元年，（倭国）遣使贺平高丽”之后，唐高宗咸亨元年是公元670年，也即天智大王去世的前一年。

天武大王在位总共十三年，巩固并且推进了大化改新的成果。他首先重新设定中央贵族和地方豪族的氏姓等级，分为八种，即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和稻置，同时下诏，废除天智大王时代所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制度，并将赐予诸王、诸臣和寺院的“山泽岛浦、林野池湖”全部收归国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天武大王甚至多年都不任命大臣，别说领班的太政大臣了，就连辅佐官左大臣、右大臣和内大臣等等也全不任命，地方国司等官员也大都委以中下等氏姓——这是真正的大王独裁统治。

在外交方面，天武大王终于正视现实，不但继续向唐朝派遣使团和留学生，还与新罗恢复了正常邦交。从此他善待来自新罗的渡来人（遗民），原本的百济遗民则受到冷遇。

天武大王九年（公元681年）二月，《飞鸟净御原令》开始编纂，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部成文法典。同月，立草壁王子为东宫。

草壁王子是菟野王后之子，不仅能力平平，并且体弱多病。其实贵族们所仰望的王子是大津王子，其母大田王女是菟野王后的姐姐，两人并为天智大王的同母姐妹，也就是说，是天武大王的异母姐妹——前面提过，兄妹通婚对于日本皇室来说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还因此吹嘘说自己是神的直系后裔，这种行为仿佛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通婚——然而菟野王后当年带着儿子跟随丈夫在吉野山中流浪，同甘共苦，最为得宠，得以受封王后，子以母贵，草壁王子就此登上了东宫的宝座。

至于长男高市王子，因为母亲地位实在低下，属于庶出，所以基本上没人理。

做事果断的天武大王在继承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就在封草壁王子为东宫的两年后，他又允许大津王子参与朝政，这无疑便掀起了新的类似大海人和大友之间的派系斗争。不过好在草壁王子有个心狠手辣的母亲，朱鸟元年（公元686年）九月，天武大王驾崩，尸骨未寒，菟野王后就临朝称制，然后诬陷大津王子谋反，把他及其同党三十余人悉数逮捕。十月，大津王子被迫自杀，写下辞世诗一首：

金鸟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离家行。

天武大王的灵柩一直停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菟野王后利用种种手段把朝臣都掌控到自己手里，才于戊子年（公元688年）十一月正式安葬其夫。王后费尽心机，清除了草壁王子登基的种种障碍，才刚松一口气，可惜草壁王子身体太差，还没来得及戴上至尊之冠，就在次年四月呜呼哀哉了。草壁王子的儿子轻王子时年七岁，不堪继承大统，菟野王后没有办法，只好于庚寅年（公元690年）四月自己坐上了大王宝座——为她的亲孙子先占着地方。

菟野王后本名鸬野赞良，登基后称持统女王。她在位期间，重用高市王子和丹比真人岛，继续丈夫未竟的改革事业，于己丑年（公元689年）正式颁布并施行二十二卷的《飞鸟净御原令》。此外，她还颇有文化修养，善吟汉诗，京都附近因此产生了模仿唐风、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白凤文化”。

小长安

丁酉年（公元697年）二月，持统女王立十五岁的轻王子为东宫，当年八月即让位给轻王子，是为文武天皇——大和王朝的君主给大王加帽子，改称天皇，比较可信的就是以文武天皇为始。文武天皇五年（公元701年）三月，定年号为“大宝”——日本的年号制度从此确定下来，不再想起来就改，想不起来就算——当年即为大宝元年，八月份完成了《大宝律令》的编纂，次年十月分发诸国，全面实施。

《大宝律令》是日本律令制法典的重要代表之一，它分为律六卷和令十一卷，律大致相当于刑法，令则是民法、诉讼法、行政诸法的统合，其基础为唐律，结合日本实际情况做了修订和增补。这份律令的领导编纂者是刑部亲王，但主要动手的则是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十八人，大多是遣唐使或者大陆移民的后裔。

藤原不比等是中臣镰足之子，可以说是庞大的藤原家族的开山始祖。不比等年仅十岁的时候，老爹镰足就去世了，可以说是少年失怙，藤原家族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不过只有烜赫的名声而已。但他自小勤奋好学，加上天武、持统二朝感念中臣镰足之功，对他的遗子关怀有加，公元689年，任他为判事职，使他正式开始了辉煌的政治生涯。

草壁王子也和藤原不比等交好，临终前授以佩刀，嘱托他竭诚辅佐自己的儿子轻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在文武朝，不比等升任正三位大纳言，其后又升任从二位右大臣，接近了人臣的顶峰。

日本新的官制在《大宝律令》中成形，中央官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置二官八省一台和五卫府。二官为主管祭祀的神祇官及最高行政机关太政官，太政主官为太政大臣，辅官为左、右大臣和内大臣，其下还有大、中、少纳言等官，统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刑部、兵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为司监察的弹正台；五卫府指警卫宫廷的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和左右兵卫府。最初正一位太政大臣仅授予皇族，并且经常由东宫兼任，总摄朝政，人臣可以做到的最高位是左大臣，其次为右大臣，分别为正二位和从二位——相当于我国古代的正二品、从二品官衔。

日本的官员品级也模仿中国，设一到九位，每位分正、从两级（九位则分为大初位和小初位），三位以下各级还分上、下（中国的九品制，是五品以下分上、下）。四位以上（含四位）官员可以参加朝议，称殿上人，四位以下则称殿下人。

《大宝律令》再度确定班田制，为了便于实施，也模仿唐朝建立户籍制度。不过唐朝一户平均为四到五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而日本的户也称为“乡户”，平均在二十人上下，不仅数辈同居，甚至引入很多不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好像一个个小的“氏”或者“部”，这也是奴隶制残余仍旧广泛存在的重要证据。

《大宝律令》还规定了全国的军事机构建制，中央设五卫府，地方上由各国国司掌控数个军团，此外在九州设太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以防外国入侵，在陆奥设镇守府，防备虾夷——所谓虾夷，一说即指后来的阿伊努人，是日本东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另说是大和族内开化较晚的一个分支。

《大宝律令》规定了新的身份制度，全部日本人都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两个等级。所谓良民，也称公民，包括皇族、贵族和广大自由平民，也包括半自由的农奴；而贱民则指改新以后仍未被解放的奴隶，包括世代守卫皇陵者，以及公私奴婢等等。法律不允许良民和贱民通婚，一旦通婚生下子女，也都归为贱民一列。

贱民制度一直到近代的明治维新时期，才最终被废除。

且说文武天皇以《大宝律令》而著名，但他的统治时间却并不长，大宝二年（702年），上皇（指退位的天皇）持统女王去世，五年后文武天皇也咽了气。文武天皇的儿子首皇子年仅七岁——跟他老爹丧父的时候一般儿大——于是天皇的母亲，也就是草壁王子的王妃阿闭王女登基，改元和铜，是为元明女帝。有了持统女王的先例，皇子年幼，由其母或祖母暂代为天皇，似乎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元明女帝继位后立即下诏营建新的都城，地址选在大和北部的奈良地区，建构式样完全模仿唐都长安。和铜三年（公元710年）正式迁都，名为平城京，号称“小长安”。这座都城东西约4.2公里，南北约4.8公里，居中铺设了南北向的宽阔的朱雀大街，将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两部分，每部分按东西方向纵向分为四块，每块又由九条横向大路隔开，形成数十个“坊”，布局相当规整。都城北部正中设有所谓“内里”，也即是皇宫——后来“内里”一词也就变成了天皇或皇室的代名词。

迁都平城京以后，日本就此迈入了“奈良时代”，这是一个彻底崇尚唐风，无时无处不模仿和学习大陆文化的崭新时代。

潮盈珠和潮干珠

在世传画像中，圣德太子头戴乌纱幞头，帽翅曲折上结，身穿圆领长袍，腰横玉带，佩着直身的长刀，足登“乌皮履”，手捧笏板，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观察，都像极了一位唐朝官僚，而不像是日本人。然而这正是奈良时代日本官员的普遍装束，他们穿唐装、写汉字、读汉书、作唐诗，完全沉迷于从西面传来的大陆文化中而不能自拔。

当然了，真正的圣德太子之时，其实倒还没有这么“唐化”。

但在这一时期，日本列岛还不算是彻底统一的。大化改新以后，大和朝廷将所辖领土划分为五畿七道，所谓“五畿”，是指统治中心的五个国（大和、河内、山城、摄津、和泉），所谓“七道”，是指东山道、东海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和西海道，每道下辖数国。然而一直到奈良初期，东山道的最东北端和西海道的最南端，都还没有被大和王朝所彻底征服。

东北地区大部分领土仍掌握在土著虾夷族手里，对此，奈良朝廷多次派兵东征，还修建道路，从东海、东山、北陆等道强迫移民到东北地区垦荒，与虾夷族争夺土地。和铜元年（708年）设出羽郡，五年后改为出羽国，这说明奈良朝廷已在对虾夷族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来成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的“征夷大将军”一职，就是由此产生的，所征之夷，就是东夷也即虾夷。

而在西南地区，九州南部的游猎民族隼人族，也一直在对大和侵略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九州其实共有十一国，即对马、壹岐、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大隅和萨摩，因为最后两国原本是隼人族的领土，于公元7世纪以后才始陆续设置，所以虽然十一国，却一直沿用旧称，号为“九州”。

关于隼人族的起源及其臣服于大和朝廷的过程，也存在着这样的神话传说：

古代有一对兄弟，哥哥名叫海幸彦，弟弟名叫山幸彦，各自操持着不同的生计。某日，山幸彦对海幸彦说：“我每天去山中狩猎，感觉无聊，兄长每天去海边钓鱼，一定也乏味了吧。不如咱们互借工具，交换工作来试试？”海幸彦勉强答应了，就把自己的钓钩借给山幸彦，让他去海边钓鱼。山幸彦毫无钓鱼的经验，结果钓钩被鱼儿吞走，他哭丧着脸来向海幸彦赔罪，甚至将自己所佩的宝剑打碎，做成一千个钓钩作为赔偿。可是海幸彦坚持要索回自己原来的钓钩，不肯原谅兄弟。山幸彦望海而哭，被他感动的神灵就带他入海，他不但找回了遗失的钓钩，还娶得了龙女乙姬为妻。

山幸彦带着钓钩和龙女赠他的潮盈、潮干两颗宝珠回到岸上，他把钓钩还给海幸彦，但同时暗暗诅咒说：“这是麻烦之钩，是贫穷之钩。”果然，得回钓钩的海幸彦越来越贫穷，于是想要抢夺兄弟的财产。山幸彦取出潮盈珠，立刻潮水滚滚而来，瞬间就把海幸彦给淹没了，海幸彦告饶求救，山幸彦又取出潮干珠，潮水于是消失无踪。从此以后，海幸彦就宣誓臣服于山幸彦，做他的家臣，为他警护家门——据说海幸彦就是隼人族的始祖，而山幸彦，《古事记》里说他本名火远理命，乃是神武天皇的祖父。

总之，奈良朝廷在不断学习和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强大起来。和铜八年（公元715年），元明女帝让位给自己和草壁王子所生的女儿——冰高内亲王（皇女封王，即称内亲王），史称元正女帝，这位女帝共有两个年号：灵龟和养老。养老二年（公元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命重修《大宝律令》，完成了最为完善的《养老律令》，两年后，太安万侣完成官方史书——《日本书纪》。

元正女帝在位七年，终于把皇位传给了久居东宫的侄子首皇子，史称圣武天皇。圣武天皇有三个年号：神龟、天平和天平感宝。继“白凤文化”后再度辉煌一时的“天平文化”，就是以他的年号来命名的。天平文化的中心仍是佛教和儒学，这一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遣唐使次数和数量之多都是空前的，大量佛经和儒典传入日本。同时，奈良朝廷也开始设立大学和国学，以此教育和选拔贵族子弟或者地方上国司的子弟们为官。

狭义的天平文化是指圣武天皇天平年间的文化，而广义的天平文化是指整个奈良时代的文化，著名的鉴真和尚也是在此期间渡海前来日本传教的。

奈良时代是彻底仿唐的时代，然而就连唐朝也无法长久维持均田制，在社会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的日本，班田收授法也不可能万世不易。奈良时代也是班田制逐渐崩溃，庄园制逐渐抬头的时代。

一方面，为了鼓励向新征服地区移民，奈良朝廷允许公民私有新开发的土地，使封建土地国有化逐渐向封建土地私有化转变。另一方面，由于班田不均，赋税过重，很多百姓被迫依附于贵族和寺社，这样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庄园。庄园制的出现使得国家实际权力从土地国有时的天皇手中逐渐转移到土地私有时的庄园贵族手中，藤原家族就首先冒出头来，攫取政权，开创了摄关统治的先河。

从橘宿弥到橘朝臣

奈良时代以后是平安时代，那是一个外表光鲜，内中糜烂，极端骄奢腐朽的时代。而平安时代的实际统治者藤原家族，作为公卿政治的代表，也总给后人留下优雅柔弱的联想。然而事实上，藤原氏也是经过了惨烈的政治搏杀，用尸体和鲜血铺成道路，这才最终得以掌握权柄的。

中臣镰足和藤原不比等两代的风光不用再冗述了。藤原不比等死于养老四年（720年）九月，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名为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麻吕，各有家名，称为南家、北家、式家和京家。藤原不比等终位于右大臣，当时实际执掌太政官权力的还是皇族，烜赫者包括舍人亲王、铃鹿王、长屋王等等。其中长屋王是高市皇子的儿子，先任大纳言，养老五年（公元721年）升右大臣，圣武天皇继位后任其为左大臣，使其实际掌控朝政。

前面说了，圣武天皇的祖父为草壁王子，祖母是元明女帝（天智大王之女），父亲是文武天皇，姑母是元正女帝，但他母亲却并非皇室中人，而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宫子，圣武天皇本人也迎娶了不比等的另外一个女儿（论辈分是他姨妈）光明子为妃。圣武天皇一继位就想为他的母亲宫子加上尊号为“大夫人”（夫人为非皇族血统的天皇妻妾的最高称号），遭到长屋王派系群臣的反对，被迫收回敕令——藤原家族和长屋王就此结下仇怨，随即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

神龟四年（727年）闰九月，藤原光明子为圣武天皇生下了一位皇子，两个月后，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被立为东宫。眼看作为外戚的藤原氏即将更为烜赫，群臣纷纷前往藤原宅邸表示祝祷，偏偏长屋王不肯露面。藤原武智麻吕借着这股东风，提出立光明子为皇后，对此，长屋王再度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按照惯例，皇后必须由皇族女子担当。两派的斗争因此事件而变得激烈化并且表面化，最终以东宫不满周岁就因病夭亡，暂时宣告了长屋王的胜利。当然，藤原氏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先是调开了长屋王的羽翼大伴旅人，又由藤原房前出任中卫府大将，控制禁卫军，随时准备发起反扑。

到了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当年八月改元天平）二月，藤原氏开始了反攻倒算。二月十日，他们挑唆两名小官僚向圣武天皇告密，说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在取得了天皇的信任后，藤原宇合等人立刻率领禁军包围了长屋王的官邸，舍人亲王亲自入内问罪。长屋王百口莫辩，被迫于两日后自杀——虽然说是自杀，但其正妻与几个儿子全都随同自尽，事情多少有点儿蹊跷。

踢开了绊脚石以后，藤原氏于当年八月顺利地把藤原光明子扶上了皇后宝座，四兄弟就此把持了朝政，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南家的藤原武智麻吕和式家的藤原宇合——藤原宇合于天平三年（公元731年）八月就任参议，这是在《养老令》外新设的官职，顾名思义，乃是朝廷的高级顾问。

同时升任参议的还有藤原麻吕和葛城王。葛城王是个封号，历代有多人得授，而这位葛城王乃是敏达大王的后裔，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在壬申之乱中紧把着筑紫的兵权不肯听从大友王子调遣的栗隈王的孙子，美努王的儿子。他的母亲，乃是县犬养家族的三千代，据说在文武天皇宫中当过女官，先嫁给美努王，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异，改嫁给藤原不比等为后妻。所以说，葛城王跟藤原家族也是素有来往的，他跟光明子皇后算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日本古代有所谓“四大姓”的说法，即源、平、藤、橘。藤指藤原，我们知道，初祖是中臣镰足；而橘姓的初祖就是这位葛城王。元明女帝曾赐其母县犬养三千代“橘宿弥”的氏姓——宿弥为原本八色姓的第三位——天平八年（公元736年），圣武天皇允许葛城王、佐为王兄弟继承此姓，并将氏姓等级提升为第二等的“朝臣”。得姓的葛城王，此后即改名为橘诸兄。

我们前面提过，大族分家，各分支可能另取名号，以与本支相区分，天皇赐王族氏姓，与此性质是相同的——虽然天皇没姓没氏。当然更重要的是，皇族数量实在是太多啦，封王都快封不过来了，所以要把其中某些人降一等，赐以臣姓——橘氏家族就这么创建了起来。且说在橘诸兄受赐氏姓的第二年，也即天平九年（公元737年），平城京突然天花大流行，藤原氏四兄弟都前后脚地染病去世，于是这位橘诸兄就代替藤原氏掌握了朝政。

天神地祇，必降惩罚

为了同时压制外戚藤原氏和前皇族橘氏的势力，加强天皇的独裁权，圣武天皇起用了身份较为低微的僧人玄昉和吉备真备参与朝政。这两人都曾留学唐朝，学识渊深，新近归国，其中玄昉因为曾入宫治好了天皇之母藤原宫子的病而最受宠信。

传说玄昉曾想抢夺藤原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之妻（日本很多佛教派别并不严禁婚娶），因此两人仇深似海，然而政治立场的根本相左以及对执政权力的垂涎与抢夺，恐怕才是最终爆发其后叛乱的真正根由。总之，脾气暴躁的藤原广嗣异常反感玄昉和吉备真备的擅权，多次直言或上书请求除去此二人，结果反遭迫害，被罢免了大养德守的职务，赶出京都，去九州就任太宰少贰。

大养德乃是大和国的旧称——反正都是音译么，所以尽量挑好字眼儿——后来才改为大倭国，再改为大和国，基本上等同于今天的奈良县。大养德守就是大和国司（太守），相当于唐代的京兆尹。而太宰府乃是在七道诸国行政体系之外，总体负责九州地区政治和军事的常设机构，主官太宰帅（旧称筑紫率）例授亲王，所以经常空悬，多由辅官太宰大贰或太宰少贰负责实际工作。从京城附近的军政官改任僻远的九州地区的军政官，无疑是贬职了，藤原广嗣因此极端恼怒。故此当他抵达九州以后，便利用当地的社会矛盾大肆招兵买马，在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再度上书请求诛杀玄昉和吉备真备遭到斥责后，公然掀起了叛乱。

圣武天皇得报，大惊失色，急忙任命大野东人为大将军、纪饭麻吕为副将军，召集东海、东山、山阴、山阳、南海（四国岛）五道兵马，总共一万七千人前往讨伐。既然就连本州中东部的兵也都调到西边儿去了，为啥不肯调动畿内五国的人马呢？因为圣武天皇吓破了胆，要留着这些军队保命——这从他借口巡游，匆忙离开平城京，经伊贺、伊势，跑去了东面的美浓国，就可察觉端倪了。天皇这是打算情势一旦不妙，就直接逃往东方去啊。

且说官军向西挺进，先锋乃是两位朝廷敕使——佐伯常人和阿倍虫麻吕，他们率领着四千兵马和二十四名主动前来投效的隼人，首先渡过本州岛和九州岛之间狭窄的关门海峡，攻打丰前国的板柜镇。藤原广嗣闻讯，急忙召聚萨摩、大隅、筑前、丰后四国兵马，分三路向丰前挺进——北路为广嗣本队五千人，南路为其弟藤原纲手五千人，大将多胡古麻吕率少量兵马在中路策应——打算三道夹击，把匆忙上陆的官军给逼下水去。

藤原广嗣举兵的消息，是九月三日送抵平城京的，佐伯常人二十二日就攻上了九州岛，可见大和朝廷的反应速度挺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打了广嗣一个措手不及。二十九日，朝廷颁发敕命，凡能够割取藤原广嗣人头来降者，不论出身，即给授五位以上的官职。十月九日，藤原广嗣逼近板柜镇，但这个时候佐伯常人已经顺利拿下了板柜和附近的登美、京都两镇，所部也膨胀到六千余，与叛军隔着板柜川遥遥相峙。

叛军乘坐木筏，打算强行渡河，结果被乱箭射回。佐伯常人跑到岸边，高呼藤原广嗣的名字，宣告朝廷敕使来到。大约在呼喊了十遍以后，终于看到对面敌阵分开，广嗣骑着骏马驰至阵外，询问：“敕使为谁？”佐伯常人回复道：“是我佐伯常人和阿倍虫麻吕。”

藤原广嗣下得马来，跪拜见礼，说：“在下并不敢抗拒朝命。只是朝廷为彼二人（吉备真备和玄昉）所乱，故而请求处罚彼等而已。我若敢抗拒朝命，天神地祇，必降惩罚！”佐伯常人冷笑着问他：“既如此，为何率领军兵，汹涌而来？”广嗣不肯回答，就此上马归阵。

于是双方激战一场，战斗过程中，藤原广嗣军中数名隼人渡至官军一侧投诚，通报了叛军三路挺进，藤原纲手和多胡古麻吕即将到来的消息。官军就此有了防备，并且随即大野东人的主力也上了陆，于是仗着数量优势和人心所向，很快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藤原广嗣被迫乘船而逃，一直来到肥前国松浦郡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打算从此地渡过海峡，逃到新罗国去。

然而当他的坐船来到耽罗岛（今济州岛）附近的时候，突然间风向大变，船只再难北进一步。藤原广嗣望空而拜：“我本是忠臣也，希望神灵不要舍弃我，就此让风波止息吧。”然而不管他再如何祈祷，风浪却越来越大，竟然又把他给刮回值嘉岛去了。

十月二十三日，潜伏在值嘉岛上的藤原广嗣被阿倍虫麻吕的同族武人阿倍黑麻吕所捕获。十一月一日，大将军大野东人下令，在肥前国的唐津地方，将藤原广嗣和藤原纲手兄弟斩首示众——来势汹汹的藤原广嗣之乱，不到半年就被平定了。

圣武天皇得到胜报，这才离开美浓，装模作样又去近江、山城等国绕了一圈，好，这就算巡游结束，终于可以回家了。

藤原广嗣死后，藤原式家走向没落。然而世上终究没有长久的荣华富贵，五年后，他的死对头玄昉和吉备真备也先后失宠，玄昉被外放到筑紫，最终为广嗣残党所杀，吉备真备也左迁为筑前守。至于橘诸兄，他的权力也难以避免地逐渐萎缩，最终他被藤原南家的仲麻吕所替代。

太师惠美押胜

藤原仲麻吕是藤原南家武智麻吕的第二个儿子，不到四十岁就跻身殿上人之列。天平二十一年（公元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有藤原氏血统的阿倍内亲王，史称孝谦女帝。同月，藤原仲麻吕为大纳言，并在次月就任新设置的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他的权力逐渐攀升，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武智麻吕长子，仲麻吕之兄）之上。

藤原仲麻吕竭力维护已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要的律令制，时隔十四年后，再度下令班田，并且调整服役男丁的年龄，以减轻百姓负担。但对于当时的朝局来说，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就笃信佛教，下令各国都要建设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京都附近也大修寺院，建造大佛，耗费巨资，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圣武天皇虽然退位，身为上皇，这种行为却并未停止。因此藤原仲麻吕的执政，未必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多少好处，却得罪了相当多的贵族，尤其是新兴庄园主阶层。

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的专权，反对派想要推翻执政者；另一方面，执政者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两方面矛盾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终于点燃了“橘奈良麻吕之变”的导火索。且说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圣武上皇去世，遗命以天武天皇之孙道祖王为东宫。然而据说这位道祖王在为上皇服丧期间私下里跟侍童淫乐，行为举止极度龌龊并且不敬，于是次年三月即被废黜了东宫之位。

道祖王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呢？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那是藤原仲麻吕的阴谋或者刻意诽谤所致——就像中国汉代被权臣霍光废掉的昌邑王一样。总之，为了新立东宫之事，孝谦女帝召集众臣商议，藤原仲麻吕力排众议，拥戴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亦为天武天皇之孙）。最终，大炊王成为储君，仲麻吕的权势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遂于第二年推动孝谦女帝下诏，施行其祖父藤原不比等制定但搁置了整整三十九年的《养老律令》。

这是天平胜宝九年（公元757年）五月间的事。到了七月，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百姓苦于寺院佛像建造之机，联合对藤原仲麻吕不满的皇族和大伴、佐伯等氏族，策划发动政变。当时平城宫正在修缮，孝谦女帝在田村宫议政，橘奈良麻吕的计划是，首先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麻吕，然后废黜大炊王的东宫之位，并逼女帝退位，在盐烧、道祖、黄文、安宿四王中选择一人继承天皇宝座。然而组织当中出现了叛徒，山背王和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先后将政变阴谋密告孝谦女帝和藤原仲麻吕，女帝和仲麻吕先下手为强，火速逮捕了阴谋策划者，将橘奈良麻吕和黄文王等首谋者处以极刑，将胁从者四百余人尽数流放。

或许是为了纪念平安度过危机，当年八月十八日，孝谦女帝下诏改元为天平宝字。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八月，孝谦女帝退位出家，东宫大炊王登基，是为淳仁天皇。这时候，日本仿唐之风达到了顶点，竟然把官名也全都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藤原仲麻吕就被任命为左大臣，改称“太保”，还下赐了新名“惠美押胜”。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太政大臣，称“太师”。

太师惠美押胜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主要靠了两个大后台的支撑，一个是姑姑——圣武天皇的皇后藤原光明子，另外一个就是表妹孝谦女帝。然而光明皇后在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去世了，而孝谦女帝（此时为上皇）也因为僧人道镜的问题于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开始和淳仁天皇相对立，惠美押胜站在天皇一边，结果把上皇给彻底得罪了。

道镜为河内国人，出自弓削氏，初从义渊修习法相宗，后长住东大寺。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他应孝谦女帝之邀入宫做道场，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更是借着看病之机得到已经退位的女帝的宠信。传说孝谦上皇和道镜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不免令人联想起唐朝女皇武则天身边的白马寺主持薛怀义……就算道镜真是上皇的“面首”吧，以日本的婚姻习俗来说，这也并非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惠美押胜偏偏极端反感道镜，数次怂恿淳仁天皇向上皇进言，要将道镜赶出京去。

有传说惠美押胜也曾是孝谦女帝的入幕之宾，因此当上皇抛弃了他，转而亲近道镜后，他才会如此愤懑不满。总之，因为道镜的问题，上皇和天皇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六月，上皇从隐居处迁回平城京，宣布剥夺淳仁天皇的权力，国家大事和人事赏罚都由自己颁诏施行——退位的天皇以上皇之名重掌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日后“院政”的滥觞。

淳仁天皇和惠美押胜为了反击上皇的专断，开始秘密策划，由押胜一族控制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以及近畿地区数国的行政权。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淳仁天皇任命惠美押胜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国兵事使，并命令以上地区每国征召二十人以充禁卫。押胜秘密下达了每国征集六百人的动员令，以演习为名聚集和训练士兵，准备起事。

惠美押胜犯了一个大错误，想要打击上皇势力，早在孝谦上皇返回平城京的时候就该动手了，而等到上皇重掌政权两年以后再想发动政变，时机已然错失，人心早已转向。果然，计划被告发，上皇立刻派山村王到中宫院夺取了御玺，旋即宣布惠美押胜为逆贼，剥夺其官位和俸禄。这是九月十一日的事情，当晚，惠美押胜逃出平城京，首先想要逃往近江，后又转道越前，都被上皇派人截断了去路。他进退失据，最终于十八日在高岛郡的胜野鬼江附近被逮捕，就此人头落地。

押胜一族及其党羽被孝谦上皇斩杀殆尽，就连淳仁天皇也无法幸免，十月九日遭到废黜，随即被流放去了淡路岛——故而史称“淡路废帝”。孝谦上皇再次登上天皇宝座，史称称德女帝——就跟其天祖母皇极女王又是齐明女王一般。而随着惠美押胜之死，藤原南家也就此衰弱了。

天智系卷土重来

称德女帝复位的次年（公元765年），改元天平神护，随即任命道镜为大臣，称“大臣禅师”。按照女帝自己的说法，“朕以出家人为帝，当用出家人为臣。”于是当年闰十月，竟然升任道镜为太政大臣，第二年更封其为法王。

称德女帝和道镜法王两人的生活极度骄奢淫逸，虽然将吉备真备等人重新召回都城供职，朝政不但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日益颓败下去。日本有史料记载，道镜衣食住行都等同于天皇，与称德女帝夜则同寝，昼则同受百官朝贺。虽说日本的风俗并不严禁婚外情或者和尚娶妻，但天皇不同于普通百姓，这种行为肯定会招致各方非议的。大概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吧，称德女帝公开下诏，严禁有妇之夫另爱第三者，并且取消了传统上每年正月举行的青年男女表述衷情的踏歌会。

称德女帝沉湎于放纵的生活中，根本无心治理国事，道镜因此觊觎天皇宝座，他暗示官吏上奏，说在宇佐八幡神宫得到了神谕：“道镜即位，天下太平。”位于九州的宇佐八幡神宫乃是神道教的著名寺社，影响力很大，因此称德女帝不敢怠慢，就派和气清麻吕前往确认神谕。和气清麻吕临行前，道镜悄悄把他拉到一边，许诺说如果自己能够顺利当上天皇，就让清麻吕做太政大臣。然而和气清麻吕毫不理会道镜的封官许愿，数月后即带回神谕，明确宣告说：“我国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是君臣名分森严之邦，从来没有过以臣为君的事情。如果无道小人竟敢觊觎神器，定为神灵所不容。应该早立皇嗣，并将无道之人清除出去！”

这是神护景云三年（公元769年）间之事，第二年八月，称德女帝就驾崩了，享年五十三岁，临终立天智大王的孙子白壁王为东宫。十月，白壁王继位，改元宝龟，即光仁天皇。失去靠山的道镜和尚也灰溜溜地被赶出了京城，前往偏远的下野国担任药师寺别当（僧职）去了——两年后黯然辞世。

我们应该注意到，如果加上传说中的谱系，日本第三十八任天皇是天智，三十九任是弘文（大友王子），四十任为天武，四十一任为持统。持统女帝既是天智大王的女儿，又是天武大王的妻子。持统再传其孙文武，从第四十二任文武天皇，直到第四十八任称德女帝，全都是天武大王的子孙。可是第四十九任光仁天皇却是天智大王之孙，国统又重新传回了天智一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激烈的政治斗争，或许能够推导出，所谓法王道镜因为拥有“巨根”而成为称德女帝的“面首”，而差点儿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了这种传闻，其中颇多不尽不实之处，乃是天智系为了彰显本身的正义性，而对天武系的乱泼脏水。

那么，光仁天皇是怎么坐上至尊宝座的呢？原来他迎娶了圣武天皇之女，同时也是称德女帝的妹妹井上内亲王为妃，所以当天武系找不出合适的继承人来的时候，称德女帝只好传位给自家妹夫。光仁天皇登基后，即册封井上内亲王为皇后，立他户亲王为东宫。然而井上皇后跟她的姐姐一般荒淫，传说某次和天皇下棋赌赛，双方约定输方要向赢方推荐美男或者美女，结果光仁天皇输了，皇后就一再索要美男，不肯罢休。光仁天皇无奈，只好去和藤原百川商议对策。

惠美押胜虽然败亡，当时朝中显贵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藤原氏的子弟，比如左大臣藤原永手（北家）、内大臣藤原良继（式家）等等，但权力最大也最有智谋的，还得说是式家的藤原百川。

藤原百川本名藤原雄田麻吕，是藤原宇合的第八个儿子、藤原广嗣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早就对井上皇后和他户太子的荒淫跋扈恨之入骨，于是设计让天皇把大儿子山部亲王（母亲为天皇侧妃高野新笠）推荐给皇后。等到正当盛年的山部亲王和年过五旬的皇后干柴烈火打成一片以后，藤原百川趁机密奏，说皇后想要“咒杀天皇”。已经对皇后所作所为厌恶到极点的光仁天皇毫不犹豫，立刻废黜井上皇后，两个月后又废黜了东宫他户皇子。藤原百川继续施行自己的计划，据说他花费了四十多天劝说天皇，终于使天皇于次年也即宝龟四年（公元773年）元月正式下诏立山部亲王为东宫。

天应元年（公元781年）四月，光仁天皇让位于山部亲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桓武天皇。延历三年（公元784年），桓武天皇迁都到长冈，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再迁葛野——葛野的新都称为平安京，日本从此进入了辉煌和荒诞、腐朽并存的“平安时代”。

番外篇 日本人的氏、姓和苗字

说到日本人的姓氏，首先要从中国人的姓氏谈起。请问，商鞅姓什么？姓商？错！姓卫？错！姓公孙？更错！因为中国上古时期，姓和氏是严格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所谓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当然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而氏，则代表此人的身份地位。商鞅是卫国的公族，卫是周朝的同姓诸侯，所以商鞅的姓，应该是周的国姓——姬。他是卫国人，所以以国名卫为氏，称之为卫鞅；他是卫的公族，所以也称为公孙鞅；他仕秦被封在商於之地，所以也称商鞅。这卫、公孙、商，乃是他的氏而非姓。再如，姜子牙姓姜，然为吕氏（出生地或始封地）、太公氏（被周武王尊为太公），故称吕望或太公望，姜尚姜子牙只是民间俗称；秦始皇姓嬴，然为赵氏（生在赵国，一说赵为嬴姓分支）、秦氏（秦的国君）。姓氏之分，诸如此类。

男子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其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商鞅虽然姓姬，但不能叫他姬鞅，秦始皇虽然姓嬴，但叫他嬴政就大错特错。只是这一姓、氏分开的制度，汉以后就逐渐被大家遗忘了，姓、氏逐渐合流。

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氏指的是出身氏族（日本古代的氏族并不一定由血缘关系所组成），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有姓者高人一等。

最早的姓赐予氏上，故此又称为氏姓，主要包括：赐予葛城氏、平群氏、春日氏、苏我氏等奈良盆地周边势力可与王家相拮抗的大贵族臣姓；赐予大伴氏、物部氏、中臣氏、忌部氏等从属于王家的“官人”连姓；赐予弓削氏、服部氏、秦氏、犬养氏等分司王家各部或归来人集团首领连、造、直、公等姓；赐予地方豪族、地方官员国造、君、直等姓；其它赐姓还有首、史、村主、胜等等。

天武天皇时代，经过重新整理和简化，“八色姓”制度出台，也即定为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这八个姓。从真人到忌寸为上姓，其中真人姓多赐皇族。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等，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附着于朝臣姓的氏，比如藤原全称应为藤原朝臣，橘的全称先是橘宿弥，后来提升为橘朝臣。随着时光的流逝，氏姓制度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只有这四氏的后裔，还习惯性地会自称藤原朝臣、橘朝臣、源朝臣、平朝臣而已。比方说“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苗字又是什么呢？苗字是代表一个氏姓的分家的意思，可以有多种来源，比如地名、官名、庄园名等等，苗字经常可以更换，其实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氏。打个比方来说，武田苗字出于源姓的新罗三郎义光，其后裔一支任甲斐守护，如武田信玄，一支任若狭守护，如武田元光。再比如，战国名将当中，有不少称北条苗字，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名门平氏的北条之后裔：北条早云本名伊势盛时，出自平氏另一支的伊势氏，后来其子氏纲为了名正言顺称霸关东，才冒称北条；大将北条纲成，本是今川家臣福岛正成之子，作为北条氏纲的婿养子而获赐北条苗字；上杉谦信麾下名将北条高广，其实本来的苗字是毛利（他的家徽也是一文字三星），只是以所领北条庄为新苗字，才变成了看似显赫的北条氏……其实毛利的始祖本姓为大江朝臣，跟平朝臣毫无关系。

武士阶层抬头以后，武士们的苗字越分越多，越分越杂，逐渐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姓，而到了江户时代，很多商家把商号冠在自己的名字前面，也逐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姓——本书后面为了行文方便，会经常在苗字后面加个“氏”字以指代某一家族，但这并不说明苗字和氏之间可以画等号。

不过，古代日本的平民百姓都是没有姓的，要到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才强迫人人都必须有姓，从而大多毫无本源地生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