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康熙并不是开国之君，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开国皇帝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既是守成之君，又是开疆拓土的大帝。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这个算法是依照清军入主中原来算的，在康熙前面有四个对清朝起着重大作用的领袖，分别是的他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叔祖父多尔衮和父亲顺治。

顺治在位十八年，清朝并没有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康熙登基以后，仍然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战火不绝、割据政权独霸一方、经济萧条、财政匮乏等等。

清军入主中原后，在京畿大肆圈地，霸占了以前汉人的土地，由此引起许多强烈的反抗。清军对汉族地主和农民的反抗采取了极端的军事措施，烧杀抢掠，手段非常残忍。这段时期是多尔衮执政，随后多尔衮又推行了“逃人法”，这项法令在皇太极时基本废去，多尔衮重新启用，对汉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

清初的暴政对国计民生带来了重大的危害，顺治亲政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多尔衮的许多弊政，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康熙始终将民生放在执政的首要地位，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社会才可能和谐，政权才能稳固。当然，康熙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用实际行动解决了民生问题。

康熙实施了以下措施：

一、将荒熟土地分给臣民。康熙八年（1669年），将十七万顷的明朝藩王荒熟土地交给百姓，让他们开垦种植。所谓荒熟土地，既有荒地，也有直接可以种植的熟地。十二年（1673年），他又责令各省开垦荒地，为了鼓励开荒，他免费给开垦者种子、口粮和工具。康熙将这些土地命名为更名田，这种田租赋相对要高一些，但由于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经营者手上，所以老百姓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二、保护土地产权，释放奴仆为民。康熙八年，康熙对户部官员说：“这些年，一直将民间的土地圈给八旗，以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让朕很同情。以后圈占民房的行为应当永远禁止，今年圈占的土地，全部返回民间，并将古北口一带的空地拨给农民耕种。”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将奉川、锦州的荒地给百姓开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对大学士说：“田地是老百姓的恒产，已经给他们的不能再收回，大臣们如果有超出规定数量的土地，必须申报户部，有用时再拨给百姓，老百姓的土地不要轻易去动。”对于妄行圈地的人，康熙选择从重治罪。康熙的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心系天下的明君的胸怀。

康熙甚至认为即使是军国大事，都不能触犯平民百姓的土地，这种理念出现在三百年前确实让人佩服，现在的许多官僚完全不可望其项背。康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治国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足，让人民富足的办法是教会他们生财之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藏富于民是立国的根本，想起现在的与民争富让人感慨。

此外，康熙还制定了一项政策，禁止汉民投充到满人家里为奴，让百姓自力更生，发展农业。

三、鼓励军垦。在顺治年间，就有人提出了要军垦，不过当时只是提提，没法实施。康熙年间，这道政策才得到实施。最早，军垦是针对投诚兵制定出来的政策，投诚兵以前是跟清军打仗的兵，这些兵的待遇和福利都要差很多，而且他们都拖家带口，如果不实行垦荒的话，会带来很多麻烦。军垦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还为国家增加了课税。

在赋税方面，康熙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在康熙初年，轻徭薄赋的政策无法实现，由于连年的战争，在初期这个政策无法实现，但是康熙却反对有官员借口国家战争，从苛捐杂税中谋取私利，勒索百姓。对此，康熙严令禁止，他提出：“让百姓休养生息是最重要的事情，执政者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利政，什么是弊政。对国家好对百姓好的事情要做，对国家坏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要做。”

平定三藩后，康熙就着手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地主阶级和小民一律按同等标准交税，并降低赋税。康熙五十年，在赋税方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赋税不再按照人口来收，人丁增加税不加，只按照田地的多少收税。

康熙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严禁官吏扰民，禁止官吏私自征派各种赋税，一再告诫地方官：“累民之事，即使只是丝毫也不能做。”

康熙以身作则，每次外出巡行，力求避免扰民，跟他的孙子乾隆完全不一样。乾隆一出门，劳民伤财，花费甚巨，贪腐成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和孝庄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在山上碰到不少百姓背着粮食米豆，康熙有些奇怪，让随从去询问。村民们都说这是为太皇太后和皇帝到来做准备。

康熙随即对阿兰泰说：“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一切费用都由宫廷出资，本无丝毫取自百姓，这些粮豆究竟有何用处，应该尽快查明。”

经过询问才知道，五台县的知县担心太皇太后和皇帝来了以后，食用不够，所以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些粮豆，并不是向百姓科派的。康熙深知地方官贪得无厌，往往借着机会搜刮小民，康熙严词说道：“知县从老百姓手中买的，未必尽信。朝廷的一切出行都由内廷解决，以后这些事情地方官不要再插手，不准再让老百姓准备什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临行前，康熙召来户部、工部等官员，晓谕他们：“朕出行的一切用度从俭，大家把一切要用的物品准备好，不要让地方官从民间派取，扰害百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