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特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建立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是个文盲，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后来，张献忠又让人教会李定国读书写字，李定国的文化水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最爱看的就是兵法书籍。李定国作战非常勇敢，但对待士兵非常谦和，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此次北伐，李定国第一个劲敌是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是一名元老级的战将。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孔有德被迫带着全家一起自焚。短短几个月，李定国就收复了桂林和广州全境，一颗新兴的军事明星正冉冉升起。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李定国是应该有望成就一番大事的。

李定国出师大捷，永历朝廷立即封他为西宁王。与此同时，清廷派出亲王尼堪率十万八旗军阻击李定国。尼堪是褚英的第三个儿子，非常骁勇，非常善战，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的光荣注定要在李定国的铁甲面前碰得粉碎。

尼堪到达湘潭后，首先来了个饿狼扑食，击败南明马进忠的部队，马进忠被迫退到宝庆。十二月份，尼堪扑向李定国所在的长沙市。李定国看到清军锐气正足，人多势众，硬拼的话估计胜算不大，便主动退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设下埋伏圈。尼堪接连几战都胜利了，不免有些骄横，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来不及多做调整，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结果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被围之后，尼堪自知中计，对众人说：“我清军上阵杀敌，还从来没有退却过，今天被围，也要死战到底。”

尼堪不愧是一条汉子，在激战中被乱刀砍死。

李定国的兵锋太锐利了，接连杀掉两个亲王，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清廷的震动，也让大西政权感到不安。

和李定国相比，孙可望是一个文人，不免想法就多一点。孙可望是以“军师”的身份受到张献忠赏识的，张献忠把他看成是身边非常重要的谋士。

孙可望当上秦王后，排场比永历皇帝还大，过着奢侈又气派的生活。这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也让大西政权内部的许多将领不爽。外敌还没有消除，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最大的隐患。其中，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最深。李定国对孙可望指手画脚的作风不满，孙可望则担心李定国威望越来越高，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一日，这天是孙可望阅兵的时间，孙可望有言在先，一定要等主帅来了才可放炮升起帅字旗。令人非常痛苦的是，结果李定国一到就升起了帅字旗，孙可望来了以后大怒，说：“你们这是明摆着眼里没有我，我还是不是你们的老大啊？”

大家自然是劝他息怒，但这种怒气是没法熄灭的，如果不责罚李定国，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李定国脾气也很犟，说道：“我和你是兄弟，是因为父王死了，你才当上主子。今天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你以为我必须仰着你的鼻息才能过日子？”

看到行刑的人过来，李定国大吼：“谁敢打我？”

孙可望看到这场景，非常难受了，准备骑马离开演武场，以此相威胁。这时，许多人抱着李定国哭道：“大爷啊，你还是认错吧！不然一旦决裂，我们大西军就要散架了，就会被清军剿灭。”

李定国听到这话，终于低下头，忍着愤怒承受责打。打完李定国后，孙可望抱着李定国大哭：“今天因为大义而让弟弟受辱，我心里很难过，希望弟弟谅解。”李定国也说：“大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局，定国心服口服。”

尽管两人好像是和好了，但是矛盾却仍在继续。

北伐胜利后，永历政权极力拉拢李定国，疏远孙可望。而李定国也不想再在孙可望手下做事了，像对待君父一样对待永历皇帝。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孙可望的愤怒，孙可望想效法刘邦出云游梦泽擒韩信，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李定国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赴会。结果在赴会的路上，刘文秀的儿子给他送来信，告诉他孙可望想杀他。

李定国愤怒地写信责骂孙可望：“不要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

永历政权认为孙可望想废帝自立，故意拉拢李定国牵制孙可望，授予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得到这玩意儿如获至宝，感恩戴德，李定国当然不是在乎这个金印，只是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上，保卫大明，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形势。不再是李定国背叛领导孙可望，而是孙可望想篡明，李定国成了正义的一方。

李定国知道孙可望迟早是要打自己，希望联手郑成功，邀请郑成功一起攻打广东。结果郑成功没来，李定国在肇庆被清军打败，退守到南宁。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和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将永历朝廷迁到云南昆明，这事挑战了孙可望的底线。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十四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仗还没打出感觉，孙可望的部队纷纷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率领六百多人投向了清军。

孙可望投靠清军后，获得了“义王”的封号，出于对李定国的愤恨，孙可望将大西军的机密全都告诉了清军。清廷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当他们确信孙可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在狩猎中，以误杀为名射死了孙可望。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虽然执掌了大西军和永历朝的大权，但是却因此陷入了精神困惑中。他对将领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降清，所以对部下控制的非常严。为了避免孙可望降清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李定国挟持了许多将领，要他们誓死效忠南明，怀有二心的立即予以诛杀。

从此，大西军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互相猜忌，往日那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很难再看到了。以前的四将军，现在只剩下李定国。孙可望降清，这个不用说，艾能奇战死了，刘文秀因为对李定国有功，部下势力非常大，遭到李定国的猜忌，李定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贵州，将他召回云南。回来后，刘文秀郁郁寡欢，不久就病死。

应该说，这次内乱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顺治十五年，清军派出三路大军攻入云南，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吴三桂。在三条战线上，李定国均遭遇了失败。永历皇帝带着文武大臣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也紧随永历皇帝进入缅甸，缅甸人派出十万大军围剿。李定国虽然杀出重围，但没有救出永历皇帝。

此后，清军一再招降李定国，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李定国仍然进行着无望的反清复明运动，得知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后，李定国怒气攻心，原本生病的他病情越来越重。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临终给儿子留下遗言：“可以死无全尸，一定不可以投降。”

由此可见，李定国并不是单纯地利用永历政权，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忠心耿耿地拥护南明政权。这种拥护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柱，显然后期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泥淖中。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李定国坚定抗敌的精神终归是可钦可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