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废太子之事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应。

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的是朝中大臣。

张良、周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都坚决反对废长立幼。

其中，叔孙通于汉十二年劝阻刘邦废立太子时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

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此时的官位是太子太傅，即太子的老师。叔孙通为什么认为太子是“天下本”？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后备君主。一旦开了废长立幼的先例，对整个君主继承制度是一个巨大的破坏。

叔孙通为代表的朝臣们看重的正是制度治国，他们认为：一旦制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张良、周昌等大臣们的反对皆缘于此。

废长立幼历来是国之大忌：皇帝多子，皇权巨大，皇子争夺皇权是必然的。历代皇帝在这一问题上都非常犯难，弟弑兄，子弑父，勾结大臣，交通宦官，制造假相，可以说皇子争当皇帝是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历代帝王、大臣也对此绞尽脑汁，采取对策。在种种对策之中，嫡长子继承制最终胜出。为什么呢？

一是保证国有长君；

二是杜绝皇位之争。

古人常云，“国赖长君”。“长君”，是年长之君。“长君”一般阅历丰富，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国事。人非天才，必须要有实践，有阅历，“长君”的优势正在于他有阅历。

一个王朝如果能够靠规则、制度行事，而不是靠某个国君的个人好恶行事；这个王朝就会稳定得多。因为，靠规则、制度行事，实际上是按法制办事；仅靠某个国君的个人好恶行事，更多地带有人治色彩。对一个王朝来说，法治显然比人治要更稳定。

当然，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是祖宗成法，带有一定程度的法制色彩，但是，嫡长子继承制有时也会遭遇尴尬——嫡长子年幼与嫡长子无能。

关于嫡长子年幼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讲。刘邦遭遇的尴尬是嫡长子无能。

嫡长子继位是硬规则，但是，嫡长子无能却不能更换，这就是刘邦遭遇的尴尬。这种尴尬，其实是封建帝制规定的父死子继制的死穴！在封建政体下，这一死穴根本无法破解。要么承认一个不适合做帝王的嫡长子继位，要么废掉不适合做帝王的嫡长子而另选一个合适的人选——废昏立明、废弱立强。但是，这种废掉嫡长子另选继承人的问题又违背了嫡长子继承的规则。

封建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不合理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相对而言，嫡长子继承制的优越胜过缺陷。因此，嫡长子继位这一规则在历代王朝中最受重视。因为，这一规则的可操作性最强，人为干扰的因素最弱。

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国乱的不乏其例。晋惠公听信骊姬之惑，杀太子申生，导致国家混乱三世。三国时刘表废长子刘琦，而立幼子刘琮，导致兄弟反目。袁绍废长立幼，导致兄弟相争。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的艰难抉择导致兄弟相残。到了清代，甚至不敢在老皇帝生前公布太子，只好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预储遗诏。

另一个作出强烈反应的是此事的最大受害者吕后。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史记·留侯世家》）

从“吕后恐，不知所为”七个字可知，吕后最初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不知道如何处置。

吕后“恐”在何处？

一是非常担心儿子的皇帝之位；

二是非常担心自己的皇后之位。

前者是夺嫡，后者是夺夫。因此，戚夫人既是情敌，又是政敌。

无论是夺嫡，或者是夺夫，都超过了吕后能够容忍的底线。因此，吕后绝对不会坐而等死。后妃之争势在必行。

戚夫人的专宠已经使自己失去了丈夫，但还保留一个皇后之位；刘如意如果立为太子就意味着儿子失去了皇帝之位，自己也将失去皇后之位。

因此，易位太子是帝位与后位的双重竞争。

但是，此时的吕后经过多年艰苦生活的历练，已经不是尚未出阁时的温顺听话的乖女儿，她已经成熟了。

吕后在短暂的惊恐之后，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应对，维护自己的利益。她有针对性地做了两点：

一是密切关注。

所谓“密切关注”就是关注事态的发展。《史记·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记载了有关吕后“跪谢周昌”的故事。周昌是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的老部下，跟随刘邦一块儿起兵。他的哥哥周苛还是一位烈士，为守卫荥阳被项羽所杀。周昌坚决反对刘邦废长立幼。

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周昌口吃，说话结结巴巴，但是，他一听刘邦要废长立幼，非常恼火，他说：我的嘴不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做，陛下即使想废太子，我也绝对不接受这个诏书。由于周昌口吃加上盛怒，所以，才有“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二语。这里的“期期”正是周昌结结巴巴说话的真实状态（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周昌的激烈反对丝毫没有引起刘邦的不满，更没有大怒，而是看着周昌结结巴巴的样子感到非常可笑。

几乎所有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讲《史记》的语言特色时都要把周昌这句话作为《史记》用口语人文的一个代表性例证。《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晋文王司马昭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邓艾，邓艾这个人说话也口吃，一说话就是“艾艾”，所以，晋文王故意逗他，你整天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

西晋初年的邓艾说话就“艾艾”，西汉的周昌一说话就是“期期”，后人把邓艾的“艾艾”和周昌的“期期”，合起来称为“期期艾艾”，形容一个人的口吃。

本来，周昌之争是在朝堂之上，吕后如果不高度关注废长立幼之事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吕后却在朝堂“东厢”窃听，竟然听见了后世广为流传的这段谏词。因为废立太子一事关系到她和儿子的身家性命，所以，刘邦在殿中议论废立之事时她就躲在一边偷听。听见周昌激烈地反对，吕后非常受感动，所以，周昌下殿的时候，吕后看见周昌，跪谢周昌（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为跪谢），并感激地说：今天假如没有您，太子的地位差一点完了（微君，太子几废——《史记·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

“跪谢”周昌不仅对吕后来说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皇后如此答谢大臣也仅此一见。

可见，吕后对废立太子一事多么重视！

二是求计张良。

此时，有人为吕后设谋，让他找张良。吕后就让他的哥哥吕泽劫持张良，逼着张良献计。因为，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张良一直以身体有病为由，长期病休。所以，很难见到张良，而张良的足智多谋又被吕后所深知。

吕泽一劫持张良，张良就知道吕后要干什么。但是，张良并不愿卷入太子继承这种极度敏感的问题之中，可是张良又是反对刘邦废长立幼的功臣之一。但是，张良肯定不会像周昌一样直言进谏，所以，他对吕泽说：皇上在战争困难的时候确实能够听我的意见，但是，现在是因为爱而要废长立幼，这已经不是靠说能了结的事。但是，皇上非常看重的“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位年长的高士；皓，白，指发白）却始终请不来，因为他们认为皇上对臣下态度一贯傲慢。如果你们想个办法把“商山四皓”请出来辅佐太子，让他们天天陪着太子，特别上朝之时陪伴太子，皇上一定会看见。皇上知道“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也许会有一用。

张良这一招非常高明。这一招三十六计里都没有，这是什么阴招呢？这叫制造假象。

吕后得到张良这一阴招之后，立即付诸实施。吕后派吕泽让人带了太子的亲笔信，还带了一份厚礼，请“商山四皓”出山，这四位高士竟然全来了（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史记·留侯世家》）。

《万首唐人绝句》载有一首无名氏的《戚夫人》诗：

自别汉宫休楚舞，不施妆粉恨君王。

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

这首诗是模仿戚夫人的口吻写的。“强（jiàng，降）”，质直刚强，这里指为人鲠直的周昌。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太史公曰：“周昌，木强人也。”

首句说，自从离开汉宫之后就再也没有跳过楚舞了，妆也不画了，心中一直怨恨君王刘邦。吕后要是不用重金，怎么请得动商山四皓？至于皇上派鲠直的周昌辅佐我的儿子，就以为可以保全赵王刘如意的性命，吕后什么时候怕过周昌？

此诗值得玩味的是“无金岂得迎商叟”一句。“商山四皓”是以节操著名的隐士，但是，“卑辞厚礼”使“四皓”立即来到了太子刘盈的门下。吕后的“厚礼”使“商山四皓”改变了初衷，告别隐居，走向市井。

这就叫：人格不抵厚礼，名节败于金钱。“商山四皓”不过是待价而沽的“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