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凛寒风，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这里不仅埋葬着他的挚友，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永久地埋葬在了这里。在这诡谲多变的时事风云中，人生变得如此忧伤，布满了荆棘，充斥着苦难——当理想与现实背离，当屠刀高高举起，高蹈出世的信仰就只能永久深藏。在这尘世间，还有什么比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更悲凉呢？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曹操《薤露行》

景元三年（262年）正月初一，按照汉魏制度是朝廷会见各郡上计吏（向朝廷报告一郡税收的官员）的日子。天气虽然寒冷，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司马昭却格外兴奋，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这一天，他要召见来自河内郡的上计吏——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河内是司马氏的故乡，也不是因为河内是死去的嵇康寓居地，而是来自河内郡的上计吏恰恰是嵇康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向秀。

向秀声名在“竹林七贤”中不算突出，但他却是最了解嵇康，最支持嵇康的知己。早在竹林之游时，向秀曾经与嵇康有一场关于道家养生的大辩论。嵇康认为养生要义在于清心寡欲，抑制欲望放弃功名之心；向秀则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好高骛远、好逸恶劳的本性，所以追求富贵、显贵才是天下正道。向秀虽然有这套理论，却始终没有步入仕途，追名逐利。事实上，自结识起，向秀就一直义无反顾追随着挚友嵇康的足迹，即使在后来曹爽、何晏被杀，嵇康因曹魏驸马身份一度陷入危机时，他也依旧不离不弃。只有最深的相知，才有最长的相守，才有这份男人间沉默而温暖的关怀。

这一天，对向秀来说，则是格外沉重的日子。虽然自嵇康死后，他也经历过撕心裂肺、恍思若狂的艰难岁月，但他在道义上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沉痛——他知道他走向魏阙，离开的不仅仅是林泉，还有老友嵇康的志向。

这次会见起初并不愉快。司马昭很清楚向秀与嵇康的关系，也很清楚向秀志在竹林，对出仕没有任何兴趣，但他就是要看到竹林名士匍匐在自己脚下。嵇康被杀后没过几天，司马昭就派地方官员去“推荐”尚未从巨大悲痛中缓过来的向秀入仕。也许向秀从老友之死上意识到世事已经不可为，最终屈服在司马氏淫威下，同意出仕，此即后世史书中所记：“后康被诛，秀遂失图。”

但这次“推荐”向秀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并不意味着赏识，所以打从一开始，司马昭就是抱着嘲讽的态度，一见面就问道：“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箕山之志旧时用以称誉不愿在乱世做官的人。此话意为，听说你向秀像隐居箕山的许由一样清高，又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回答道：“以为巢父、许由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意为我认为巢父、许由清高得近乎迂腐，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司马昭听了很是开心。向秀如此回答，大概从嵇康的悲剧命运意识到个体最终无法与社会对抗，所以采取了刻意迎合司马昭心理的态度。在横行无阻的政治暴力下，生命就像浮尘一样卑微而轻贱。

会见结束后，向秀被留在京师任散骑侍郎一职。正式上任前，他先回了趟河内，不过并不是回怀县老家，而是去了山阳嵇康故居，这就是后世所言——“为了忘却的纪念”，他要去向死难的老友作最后的道别。

到达嵇康故居的时候，正是日薄时分，冷风飕然掠过荒野，水面结起了寒冰。嵇康妻子儿女早年已迁居他乡，宅邸已经成为了穷巷空庐，远远望去，就像荒废的坟茔一样凄凉。那一瞬间心中激荡起来的寂寞和悲寂感觉，即使在许多年后也不能从向秀心中抹去。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吹起了笛子。笛声悠扬婉转，在这冰冷的冬日黄昏里，听起来格外凄楚悲怆。那一刹那，向秀回忆起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情形，哀怨愤懑，悲痛交加，千古绝唱《思旧赋》就此诞生：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嘹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这篇情真语切的赋体文缅怀了亡友的德才和风度，寓情于景，寄意遥深。尤其这寥寥几行字，欲言还休，刚刚开头，便又匆忙结束，闪烁的文字的背后，正是郁结者痛彻心扉的痛苦与悲哀，令人唏嘘感叹。

凛凛寒风，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向秀久久徘徊在嵇康墓前，不忍离去。这里不仅埋葬着他的挚友，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永久地埋葬在了这里。心中总有被撕裂一般的疼痛，胸口总有无以排遣的忧愁，在这诡谲多变的时事风云中，人生变得如此忧伤，布满了荆棘，充斥着苦难——当理想与现实背离，当屠刀高高举起，高蹈出世的信仰就只能永久深藏。在这尘世间，还有什么比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更悲凉呢？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正当向秀徘徊挣扎的时候，时局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司马昭为了建立军功和名望，打算大举攻打蜀汉。魏国朝臣多以为不可，征西将军邓艾更是竭力反对，只有司隶校尉钟会一人支持，于是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负责指挥对蜀汉的军事行动。

景元四年（263年）秋，魏军兵分三路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率兵三万余人，由狄道进军，负责牵制蜀大将军姜维的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余人，进攻武都，负责切断姜维与蜀中联系；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负责乘虚取汉中，直趋成都。

钟会进军汉中时，发生了一件事。由于汉中一带多是秦岭山区，沟壑纵横，牙门将许仪是魏初功臣许褚之子，专门负责搭桥修路。钟会骑马过一座桥的时候，桥面突然坍塌出一个小洞，马刚好踩到洞里，钟会差点儿被摔下马来。勃然大怒的钟会不顾将士求情，下令斩杀了许仪。魏军上下，深为震惊。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大事，然而钟会急于立威立功的急切心情，已经昭然若现。

蜀大将军姜维得知魏军钟会部已入汉中后，急忙摆脱邓艾，退守剑阁。赶来阻截的诸葛绪差了一天，没有赶上。钟会欲专军权，趁机诬告诸葛绪畏敌不前，将其收押治罪。但剑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姜维凭险据守，钟会大军云集，依旧无计可施，攻剑阁不下。不久，魏军因军粮不继，钟会准备退兵。邓艾趁姜维与钟会在剑阁对峙之时，率领精锐南出剑阁两百多里，进入蜀军没有设防的阴平山区，攀小道，凿山路，修栈桥，沿途悬崖深谷，至为艰险，总共穿越了七百余里的荒山野岭。到马阁山时，前方道路断绝，一时进退不得，邓艾突发奇想，用毛毡裹住身体，翻滚着下山。士兵见主帅身先士卒，也跟着鱼贯而进。就这样，在经历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后，这支奇兵犹如天降，奇迹般地出现在江油城下，蜀汉守将马邈惊讶不已，就此投降。江油不战而降后，邓艾率军迅速攻破涪及绵竹，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战死，蜀军全线崩溃。邓艾乘胜进击，一鼓作气逼近蜀都成都。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著名的奇袭战例——在双方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绕过正面防御，走小道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直捣敌人心脏。

由于蜀国毫无防备，不免惊慌失措。蜀后主刘禅召集百官商议对策，群臣大多主张投降，刘禅感到大势已去，命侍中张绍等奉皇帝玺绶出城，向邓艾投降。刘禅第五子北地王刘谌极力主战，见父亲不听，在蜀先主刘备昭烈庙大哭了一场后，杀死妻儿，自杀身亡。

刘禅又派太仆蒋显下诏令前方主帅姜维投降。姜维接到诏书后，无可奈何，只好到钟会军中投降。蜀汉至此灭亡，蜀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甲士十余万、吏四万人，以及无数金银、锦绮彩绢、谷物等均为魏国所有，实力大增。尤其是魏国从此占据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东吴形成巨大的威胁，而这一战也为司马昭捞足了政治资本，为其日后篡夺魏国皇帝之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国灭蜀之役，邓艾功不可没。然而，正如老子所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这场不世军功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魏都洛阳后，司马昭欣喜若狂，立即上表让魏帝下诏书褒奖邓艾功绩：“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擒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认为邓艾的功劳已经超过了昔日的韩信、周亚夫等名将，邓艾由此升为太尉。

而邓艾立此奇功，自己也深感骄傲，常常夸耀，引以为荣。他以魏天子的名义，在蜀地任命了大批官吏。又将战死的魏国士兵与蜀国士兵埋葬在一起，修成京观。这一切，都引来了魏镇西将军钟会的强烈忌恨。

这一次大举攻蜀，钟会本是主帅，率领主力直击汉中，本就是想要独得灭蜀大功，不料这功劳反倒被只负责从侧翼牵制的邓艾夺得，虽然钟会由此进位司徒，但他不满邓艾功在其上，一心想寻找机会陷害对方。这一幕，都落入了投降钟会的蜀将姜维眼中。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县人，自幼少孤，由母亲抚育成人，推崇郑玄经学。他本是魏国人，任魏天水郡中郎将时，正好遇上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姜维被上级、同僚猜忌，被迫投降蜀汉，因胆智出色为诸葛亮赏识，从此成为其北伐事业的衣钵继承者。

姜维在投奔诸葛亮时与母亲失散，姜母一直留在魏国，曾经写信给姜维，希望他帮忙找一种名为当归的药材。所谓“当归”，自然是寓意姜维当设法归还魏国。然而姜维回信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姜维本非蜀人，托身蜀国，为了完成诸葛亮遗愿，不断兴兵北伐，劳民伤财，却没有大的战绩，所以在蜀国颇遭猜忌和掣肘。加上蜀国后主刘禅软弱愚暗，朝内宦官黄皓专权，即使如姜维这般被誉为“凉州上士”的人，也是无回天之力。但他投降钟会时，并非真心投降，而是伺机而动。以路遗身份潜伏在钟会身边的蜀国密探费运亦与姜维频繁联系，预备先挑拨魏军内乱，再设法恢复蜀汉政权。

钟会自接受姜维投降后，对他很是宽厚，将印信符节发还给他，出则同车，坐则共席，关系密切。钟会个人十分赏识姜维才华，曾经对人道：“姜维和我们中原的名士相比，就连诸葛诞、夏侯玄都不能超过他。”

姜维得到费运提醒，意识到钟会不仅要与邓艾争功，且怀有更大的异志野心，就有意从中挑拨，曾试探问道：“自淮南平叛以来，君运筹帷幄，算无遗策，司马氏的强盛都是赖君之力。今日君又平定蜀国，威德震天，民众颂扬，但毕竟功高盖主，君再回洛阳，恐怕不那么安全了。不如效法昔日范蠡泛舟江湖，从此隐姓埋名，也许还尚可以保全功名性命。”

钟会何等聪明，对姜维的弦外之音自然心领神会，但他不敢公然表露野心，只道：“君扯得太远了，我做不到，况且为今之道，也不仅仅只这一条路。”姜维道：“君当然能找到其他路，不必我多言了。”

既然野心蠢蠢欲动，对钟会而言，最大的障碍当然是时在成都的邓艾。刚好此刻司马昭对邓艾擅自承制拜官很不高兴，特意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道：“有事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

邓艾居功自恃，上书为自己申辩，又提出要留兵蜀中，更加引发了司马昭的猜忌。钟会趁机向司马昭秘密告发邓艾有意谋反，又派人截获了邓艾送往洛阳的章表文书。钟会本是书法大家，后世梁武帝萧衍称赞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又擅长模仿笔迹，曾以假书信招降全怿等东吴名将。这次他故技重施，模仿邓艾笔迹，伪造了另一封文书，言辞极为不恭。司马昭接到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钟会率领大军入成都，逮捕邓艾。钟会有意派监军卫瓘先进城捉拿邓艾，本打算让卫瓘部与邓艾部自相残杀后再收渔翁之利，但卫瓘老奸巨猾，用欺骗的手段逮捕了邓艾，又假装同情邓艾，遣散了闻讯赶来的邓艾部将。

钟会抵达成都后，先派人将邓艾押往洛阳，他自己则紧锣密鼓地开始密谋反叛。监军卫瓘看出苗头不对，自称病重，卧床不起，钟会更加肆无忌惮。不料疑心极重的司马昭已经有所戒备，派中护军贾充率一万步骑入蜀进占乐城，随即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钟会仓促之下，扣押了魏军所有将领，并出示事先伪造的郭太后遗诏，称郭太后临死前留下诏书，要废黜司马昭，魏将一时不知所措。

姜维建议钟会杀掉被扣将领，钟会迟疑之时，消息走漏，魏军各营官兵蜂拥赶来营救本部将领。宫城内外一场激战后，钟会及数百部属被当场杀死，姜维被分尸，据说其胆大如鸡卵。魏官兵犹不解恨，赶去将蜀太子刘璿和姜维妻子一并诛杀。

钟会伐蜀前，司马昭夫人王元姬曾经说过：“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

辛宪英也曾与侄子羊祜谈论说：“钟会做事大胆放肆，不是处于人臣的长久之道，恐怕他会有二心。”

其子羊琇在钟会军中当参军，羊琇素来佩服母亲见识，便向司马昭请辞，但司马昭不准。辛宪英遂道：“去吧，但要提高警觉。一个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要令父母为他忧虑。在军旅之间可以救你一命的，只有仁恕。”羊琇谨记母言，后因曾劝阻钟会谋反，得以全身而归，并封关内侯。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与钟会交好，钟会伐蜀也曾经向王戎问计。王戎说：“道家有这样的话，‘做而不居功’，建立功业不难，保住功业就难了。”等到钟会身败名裂，时人均佩服王戎见解非凡。

钟会被杀后，魏军失去控制，大肆在成都城中掠劫，直到装病的监军卫瓘出来主事，局势才逐渐安定下来。邓艾部将也追上了囚车，救出邓艾，准备迎还成都。但之前卫瓘曾与钟会一起诬陷邓艾，生怕留有后患，派人在途中偷袭，杀死邓艾父子。这桩冤狱就此石沉大海，邓艾在洛阳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儿子被杀，妻子和孙子发配西域，“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直到泰始九年（273年），西晋朝廷才恢复邓艾的名节，并拔擢其孙邓郎为郎中。

邓艾出兵蜀汉前，曾梦见自己坐在山上，眺望着流水，于是向殄虏护军爱邵请教梦境的暗示。爱邵说：“按照《易》卦，山上有水叫蹇卦。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您这次去，即使能取胜蜀汉，恐怕也难以返国。”后来果然一如所料。

而按照魏国律法，谋反者当族诛。早先钟会之兄钟毓曾告诉司马昭，称弟弟钟会有野心。司马昭当时并不相信，许诺将来若果真如此，不累及钟氏一门。当时钟毓已经病亡，司马昭遵守诺言，对钟毓子嗣网开一面。

钟会死后，化名路遗的费运亦被乱兵杀死。他费尽心机要保全蜀国，之前曾挑起魏帝曹髦与司马昭相斗，又怂恿钟会除掉嵇康，意图在魏国制造内乱。然司马氏实力太强，曹髦与嵇康之死，虽起了波澜，却不足以阻止魏国西进的步伐。他跟在钟会身边，不断派心腹将魏国军情密报蜀汉大将军姜维，却不想邓艾以奇兵濒临成都城下，蜀主刘禅举城投降，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路遗身份并未败露，表面上仍是钟会亲信，名列钟氏同党，亦在族诛之列。郭丽作为路遗妻子，本来该判斩首，司马昭因郭父郭修之故，特别赦免了郭丽，但路遗之子路临并不在赦免之列，须得处死。郭丽却自己到官府请罪，揭发了路遗蜀国探子身份。自古以来，最不能容忍的是叛徒，自家叛贼是首恶，除恶务尽，但奸细与间谍并不遭人怨恨，不过阵营敌对、各为其主罢了。路遗既不是魏人，便无反贼之名，而今蜀地亦已归魏，魏蜀一家，再无分别。郭丽告发路遗蜀人奸细身份，反而由此救了儿子路临一命。

蜀汉灭亡的消息正式传到魏国国都洛阳的时间是冬十月，魏帝曹奂被授意任命司马昭为相国，晋爵为公，加九锡，司马昭假意以礼辞让。司徒郑冲又率群臣劝进，并命阮籍写《劝进文》。自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后出仕，阮籍已经在司马氏手下担任各色官职长达十四年，时间之久，名列“竹林七贤”榜首。此刻的阮籍，还是之前那个雅好老庄、放浪形骸、恣情任性的竹林名士吗？

阮籍入仕司马懿为从事中郎时，恰巧四十岁，刚好进入了不惑之年。他既是名士，当然不是糊涂之人，但他没有嵇康那般勇于坚持、蹈死不顾的勇气，当无法逃避政治的时候，只好明哲保身，投入了司马氏的怀抱。尽管对政治一直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但由于阮籍投靠及时，一直很得司马氏信任。司马懿死后，他又接着担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

但阮籍的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他本人如何不事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单是他父亲阮瑀本隶属于曹魏集团，他本人也曾受过曹丕恩惠一项，就足以让他辗转在道义上巨大的负疚中。

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以匡扶帝室的名义，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自儒学成为中国官方主流文化以来，君权至上，君者为父，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权臣把持朝政、威凌朝堂是一回事，行废立之事则是另外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阮籍当然也不会例外。一直忍耐的他也拿起了笔，写了一首《首阳山赋》，尖锐地批评了传统史家所称颂的伯夷、叔齐。这二人曾经阻止武王伐纣，后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武王伐纣打的是除暴安民的旗号，跟司马师所谓“匡扶帝室”一致，因而这篇赋表面看起来是在支持司马师废立一事。但赋中表现出强烈的悲凉和孤独情怀，“虑凄枪而感心”，可以看到阮籍的内心深处，正起伏着无穷的悔恨与绝望。再联想到他在另一首《咏怀诗》中竭力赞扬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的言行，不得不说这篇《首阳山赋》背后的寓意令人深思，实际上是在正话反说。显然，阮籍所选择的全身之路并没有给他带来适意的安全感，反而令他陷入更深的痛苦。时代将这个令人困惑费解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他前面：在困境中，名士何所依？名士何所为？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运命衰薄，生不逢时，至幽忧而饿死。充满失落感的《采薇歌》，依旧回荡在首阳山的山崖水际。

虽然阮籍“口不论人过”，喜怒不从脸上流露出来，但他绝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嵇康写下《管蔡论》，力辩管、蔡二人无罪，为毌丘俭等武装反抗司马氏统治的人张目，阮籍也写下《咏怀诗》歌颂壮士：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壮士受命远方，临危不惧，效命战场，“身死魂飞扬”。此诗正写在毌丘俭、诸葛诞等兵败身死后，无疑这壮士所指另有玄机，正如清人曾国藩所指出：“似指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可见阮籍并非真正不问世事，他跟挚友嵇康一样，心中依旧关注着政治。

曹髦即帝位之后，阮籍也被司马师赐为关内侯，并由大将军从事中郎改任散骑常侍。旁人看来他是加官晋爵，但其实他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他先后为司马懿与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按照惯例已经成为司马氏的门生故吏。而散骑常侍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能够随时亲近皇帝。他身份的转变，不仅仅是官职的变化，还有将由司马氏的下属转为皇帝的臣属。那么，他是要成为司马氏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还是要适应新官职，效忠于新皇帝？这实际上就是，是生还是死的问题。阮籍当然不想死，不会站到曹髦一方，何况阮籍已经给人留有与司马氏亲近的形象，曹髦聪明过人，并不真正信任他。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也实在难以胜任打小报告的耳目的角色。因而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去向司马氏乞求官职。

当时司马师已死，其弟司马昭刚刚掌权，阮籍主动求见，提出想到东平任职，东平即与嵇康同日被杀的吕安的故乡。司马昭的反应是“大悦”，为什么会“大悦”？因为像阮籍这样的人自己开口求官，实在是生平第一次。司马昭马上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上任，一到东平就把官署的影墙拆了。他本无心做官，到东平不过是想离开侍从散官这个难以自处的位置，混了十来天后，连衙门的椅子都还没有坐热，便又骑着毛驴回到了洛阳，重新做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

一年后，阮籍再次找到司马昭，请求调任步兵校尉。步兵校尉设置于汉武帝时，为八校尉之一，秩二千石，掌上林苑门屯兵，地位极为重要。东汉时属北军中候，领宿卫兵。到魏晋时，属领军将军，地位有所下降，常以文士担任。阮籍求此职的理由是听说营厨中酿有美酒，而他本人嗜酒如命，但显然这只是借口，他想离司马昭远一些。司马昭本人对阮籍颇为赞赏，满足了他的要求。从此，阮籍一直担任从事中郎官职，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直到死去。

离开了大将军府后，阮籍并没有从行为上疏离司马昭，每每大将军府有宴会，他都是积极参加，从不缺席，只是行为上有些奇特——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旁人都毕恭毕敬，唯独阮籍酣饮纵放，似乎依稀还有往昔竹林之游时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影子。司马昭对阮籍颇为赏识，也从不计较。

阮籍自小与寡母相依为命，事母至孝。阮母去世的时候，他正与人下围棋，对手一听阮母死了，连忙不下了，阮籍却坚持要分出胜负。棋局下完后，他一口气喝了二斗酒，这才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号哭了一声“完了”，就开始吐血，一连吐了好几升，随即大病一场，形销骨立。

然而在母丧期间，他在司马昭的宴席上照常喝酒吃肉，与平时无异。重臣何曾看到后很是不满，当面指责道：“你真是个纵情无度、违背礼仪、败坏风俗的人！”又跑去告诉司马昭说：“您用孝道治天下，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宴席上喝酒吃肉。您应该将他流放，以正风俗教化。”

司马昭却道：“阮籍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何曾这才无话可说。

而阮籍若无其事，照旧吃喝个不停。嵇康被杀就是因为被强加上了“不孝”的罪名，而阮籍的“不孝”却得到了司马昭的袒护，这自然是因为阮籍长期担任司马氏的僚属，又从来不对人事发表意见，基本上还是个顺民的姿态。

阮籍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时人眼中被认为是所谓的名士风度，实际上，这种表面的越礼狂放、纵情超脱背后，潜隐的正是深重的精神危机——纵情饮酒、轻蔑礼仪法度不过是他宣泄郁愤、寄托情感、躲避政治的手段。

有一天，当阮籍来到广武游览楚汉古战场时，面对茫茫荒野，四顾彷徨，一直明哲保身、谨慎处世的他终于忍不住叫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一声千古慨叹，饱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真正地喊出了郁结于心的悲凉，以及才不堪用的不平。这是何等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

阮籍所钟情的美酒多少还是帮助了他。司马昭听说阮籍之女有美色，一直想娶其为长子司马炎之妻。司马氏联姻对象都非同小可，司马师正妻羊徽瑜出身泰山羊氏望族，母亲为东汉大名士蔡邕之女，司马昭正妻王元姬为大儒王肃长女，因而在旁人看来，阮籍能与司马氏联姻，是莫大的荣幸——阮氏一族在政治地位和门第清望上都将大大提高。阮籍却不愿意，嫁女事小，一旦同意这门亲事，他就彻底成了司马氏一党，他怎么能与这个残忍杀害了好友嵇康的人做亲家呢？但他也不能拒绝，便靠美酒脱身，喝得酩酊大醉，足足醉了六十日。司马昭来了好几次，始终没有开口提亲的机会，拖了一段时间，此事也就此作罢。

当然，司马昭也明白阮籍醉酒是怎么回事，心里多少会有些疙瘩。钟会善于迎合司马氏，又喜欢不择手段地陷人于非罪，便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回答，就可以抓住把柄，罗织罪名。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根本就不能说话，钟会如此精于算计的人，都找不到任何口实。

然而，最大的考验还是来到了。景元四年（263年）冬，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开始篡夺帝位的重要一步——由傀儡皇帝曹奂下诏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按照惯例，司马昭须推辞谦让，再由公卿大臣集体“劝进”，由此可以表明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之举。阮籍时任步兵校尉，已经多年不担任负责起草重要文书的大将军从事郎中，却被指定拟写《劝进文》。这是司马昭很厉害的一招，逼迫阮籍就此表明立场。阮籍照旧喝酒装醉，想就此蒙混过关。次日使者到来，阮籍正醉得趴在桌子上睡觉。使者将他推醒，索要劝辞。这件事与提亲一事有本质的区别，阮籍深知其中利害，再假装醉酒不写，那么酒醒之时，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说不定还要祸及亲属族人。权衡之下，他最终屈服，当即取笔将劝辞写在了桌子上，一挥而就。使者另派人誊抄，无所改校，“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劝进表》一写，表明阮籍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赞同其篡夺曹魏权位行为，这件事也成为阮籍一生中无法抹去的巨大污点，政治表态与思想感情的矛盾给他带来了难以排解的心灵的压抑与折磨。写《劝进表》后不到两个月，阮籍怏怏病死。

此时，距离嵇康被杀仅仅一年。所不同的是——嵇康是在抗争中激情毁灭，阮籍是在苟活中矛盾死去；嵇康虽然身首异处，但却走得坦荡从容，令人痛惜的同时更添仰慕，阮籍虽保全了身家性命，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给人深深的压抑，令人怅惘。至此，“竹林七贤”中最杰出、最璀璨的两个核心领袖人物率先陨落了。

咸熙二年（265年），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仕，再度出任之前的官职——建威参军。至此，“竹林七贤”除了嵇康被杀外，其余六人全部出仕，司马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也正是在这一年，司马昭病死，其长子司马炎继任晋王。虽然曹魏得帝位于汉氏孤儿寡母之手，但曹操也是靠真刀真枪才打下了江山。曹魏王朝仅存在了四十五年，便再度发生了权臣欺凌孤儿寡母。这一年年底，司马炎逼魏帝曹奂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晋朝。

至此，经过司马懿三代人的努力，司马氏终于篡夺皇位成功。而这条路上，洒满了无数人的鲜血，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西晋统一图

于是，除了阮籍已死外，剩下的“竹林五贤”转身就由魏朝的旧臣变成了晋朝的新官。出仕的竹林名士们表现各不相同，有如阮籍遗落世事的，有如刘伶酣饮纵放的，有如阮咸仕不事事的，有如向秀潜心学问的，有如山涛安心做官的，也有如王戎一心捞财的。

刘伶天生爱喝酒，做官后喝得更加厉害。整日醉生梦死、狂放不羁，当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和作为。尤其刘伶在对策时，公然要求实施“无为”之策，这正是昔日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执政时改革政治的政策。结果可想而知，同僚都高升，只有刘伶被认为“无用”而罢官，他也由此成为“竹林七贤”中唯一一个最终没有做官却得以善终的名士。

阮咸在其叔阮籍死前就已经出仕，官任散骑侍郎。不过却不务正业，照旧发挥自己“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的特长，终日与亲朋好友们弦歌酣宴。甚至他喝酒时不用酒杯，而改用大瓮，有时候甚至跑到猪圈与猪同喝一盆酒。这种行为不但在一般人看来大失身份，而且有违儒家所提倡的君子“行而有耻”的修为。放达荒诞如此，就连他叔叔阮籍也觉得太过分了。阮籍之子阮浑成人后风气韵度似父，也想学阮咸过放任旷达的生活。阮籍阻止说：“阮咸已经这样做了，你就别再这样了。”

晋朝建立之初，有所谓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之争，礼法派以贾充为首，玄学名士以山涛、向秀、王戎为首。由于阮咸曾在音律上讥讽贾充礼法一派的重要成员荀勖，被认为是针对贾充一党。咸宁四年（278年），山涛以“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推举阮咸为吏部郎，再次与贾充发生了冲突。当时贾充推荐了自己的亲信陆亮，晋武帝司马炎站在了贾充一方，山涛便托病辞职，但司马炎没有批准。阮咸后来仕途顺利，一直做到始平太守。

向秀官至散骑常侍，却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完全是虚食俸禄，挂个官职领钱而已。昔日向秀与嵇康为友时，行为旷达不羁，常常酒酣起舞。而自从嵇康死后，他陷入了难以名状的孤独，这种孤独感甚至超越了他被迫出仕的苦闷。不过，恰好是孤独拥有唤醒刺激自我原创力的无穷力量，时常成为心灵家园中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后，向秀最终大彻大悟，心境更趋淡泊宁静，开始全心注释《庄子》一书。

早在与嵇康、吕安同游竹林时，向秀便有心注释《庄子》。嵇康却不以为然，说注释《庄子》容易将本来的玄言妙旨注释得僵滞，不如不注。向秀注了部分后，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吕安也叹服说：“庄周不死矣。”可惜的是，《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当时向秀儿子还小，遗稿被另一名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再与向秀所注合在一起，以他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后人谈到《庄子》注释时，总将郭象奉为大家，其实向秀功绩更为显著，时人称向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

“竹林七贤”联袂做竹林之游时，起初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道家出世主义，但这显然只是表面现象，山涛一直是倾向于儒家的入世主义。作为七贤中功业心最强的一个，名士之气不过是他的附庸物，“与时俛仰”“以度为胜”始终是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山涛也是七贤中真正积极做官的人，为朝廷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深得朝廷信任，在晋武帝司马炎写给大臣的诏书中，以给山涛数量最多。

太康元年（280年），晋大举攻打东吴，兵甲满江，旌旗遮天，吴帝孙皓投降，吴国灭亡。中国复归统一。次年，朝中六品秘书郎一职出现空缺，山涛推荐了嵇康之子嵇绍。此举震惊朝野，其背后的意义可想而知。晋武帝司马炎自鲜血中登上帝位后，开始大赦天下，为之前倒在司马氏屠刀下的一些名士恢复了名誉，其子孙也得到了善待，不过其中并不包括嵇康，毕竟嵇康被杀是司马昭亲自定罪，儿子怎么能翻父亲的铁案呢？出人意料的是，司马炎在山涛的推荐上更进一步，破格任命嵇绍为五品秘书丞。剩下的问题就是，山涛能说服嵇绍出仕杀父仇人的儿子吗？

嵇康被杀时，嵇绍年纪还小，嵇康却走得很放心，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没有将幼子托付给最为要好的朋友向秀，而是交代给了写公开信与其绝交的政敌山涛，这其中的意味，让人回味无穷——不仅仅因为山涛性格稳重，足以信赖，还因为他老道圆滑，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应付得游刃有余。这一点，嵇康当然看出来了。

山涛既于嵇绍有抚孤之恩，自然了解他的性格，找到他后只说了一句话：“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绍微一思索，便点头同意了。这一幕的出现，正说明嵇康在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时，不过是因为厌恶现实名教的虚伪，但他内心深处，依旧信奉着名教。嵇康著有《家诫》，尽是以儒家名教教子的内容。读着《家诫》长大的嵇绍，自然也深受着“忠孝仁义、温良恭谦”的熏陶，所以，他不会拒绝皇帝的征召，他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山涛已经替他找到了。

因为其中非凡的象征意义，嵇绍到洛阳上任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京师蜂拥出来围观。有人还特意跑去对王戎说：“昨天见了嵇绍，真是个美男子，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长叹了一声，只说：“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

嵇绍后来因为保护司马炎之子晋惠帝被杀，他既没有遵守“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传统观点，又违背了“以直报怨”的社会理念，由此引来了后世激烈的信念之争。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段话，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顾炎武的原义中，“国”是指一家一姓的朝廷，“天下”则是指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而他举山涛、嵇绍的例子，也是强烈谴责山涛不该推荐嵇绍，指责嵇绍不该出来做官。

山涛举荐嵇绍时，也许并没有考虑如顾炎武那般深刻，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相隔一千多年，但他肯定是出于善意的用心。山涛自己仕途相当顺利，一直是西晋重臣。难得的是，他虽然官至司徒，却依旧过着简朴贫困的生活，死后只留下十间旧茅屋，由此被誉为“年耆德茂，朝之硕老”。

王戎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出身最贵，却也是世俗之心最盛。他父亲王浑去世时，故交旧部送来丧礼费多达数百万，王戎一概不受。此举大受时人好评，他也由此声名远扬。但后来继承父亲爵位步入官场后却变得异常贪鄙吝啬，四处购买良田，大肆囤积粮食钱财。当时社会轻视商人，法令甚至规定商人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王戎却一边做官，一边做生意，每天亲自拿着牙筹算账，忙得不亦乐乎。他家有棵好李子树，结出的李子多汁甜美，王戎不仅卖李子赚钱，为了防止他人得到良种，还事先将李子核钻坏。他身为朝廷高官，却如此不顾身份，自然引来许多人的嘲笑。王戎全不在乎，常常说：“家有存粮，人畜不慌。”

王戎在官场上也是几经沉浮，曾经因派兵给自己修园宅而被免官，但他很快又花钱赎回，可见他很享受当官的感觉。又有几次因受贿之嫌遭人弹劾，仗着皇帝庇护，才没被免官。即使后来官高位显时，他也从来不忙公务，只将工作交给下属幕僚处理，“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以王政将圯，苟媚取容”于朝堂。

此刻的王戎，似乎与昔日竹林时的名士判若两人，变化之大，令人匪夷所思。如果稍微分析一下他所身处的大时代背景，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西晋自建立之初，内部就交织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司马昭与正妻王元姬共有五个儿子，但只有两个儿子长大成人：长子司马炎，即为后来的晋武帝；三子司马攸，自小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司马师为嗣子，按照宗法制度，司马攸也具有司马师的长子身份。这二人都有继承司马昭晋王位子的资格，司马昭本来更钟爱三子，但经过犹豫后，还是将王位传给了长子。司马炎倒是很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晋朝，偏偏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娶的太子妃贾充之女贾南风不仅又黑又丑，而且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晋武帝临终时，知道太子司马衷不成器，遗命太傅杨骏辅政。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贾南风也被封为皇后。她犹自不满足，为了让自己贾氏家族执政，暗中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了杨骏。但朝政大权却落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卫瓘手中。贾南风为了实现野心，又以晋惠帝的名义唆使楚王司马玮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再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从此，贾南风一党执政，并于九年后废杀谢才人所生的太子司马遹，由此引来司马皇族不满。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大内战，因主要参与者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持续时间长达十六年。这场源自宫廷权力斗争的动乱，接连引发了大规模战争，祸及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

王戎女婿裴就是在赵王司马伦废杀贾南风时，牵连被杀。而嵇康之子也是因为保护晋惠帝司马衷死在了这场极其凶残的内乱中，他的血当场溅在了晋惠帝的衣服上。事后，左右欲洗干净血衣，晋惠帝伤感地说：“此嵇侍中血，勿浣。”此时的王戎年近七旬，已经是白发老翁，又与内乱之祸首贾南风有姻亲关系，身处血腥杀戮旋涡中的他，无力作为，不想在经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后再无谓被杀，无奈明哲保身，采取自我污秽的策略，他的种种猥琐、小气、幼稚、可讥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戎晚年担任尚书令，有一天他突然想出去游览，穿着公服，乘坐轺车，来到了洛阳城郊首阳山的黄公酒垆。这里曾经有“千日醉”美酒，是年轻时的王戎经常与阮籍、嵇康来饮酒的地方。风流往事一时涌上心头，即使“与时舒卷”、老于世故如他，也不禁感慨横生，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一句“为时之所羁绁”，道尽心中难言的无奈和痛苦。这一刻，昔日竹林风度终于再现了些微底色。只是六位竹林之友均已经先后辞世，“竹林七贤”只剩下了他王戎最后一人。当真是咫尺天涯，邈若山河。

四年后，王戎病死于战乱中。

青山依旧，几度夕阳，无数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一个时代就此远去，“竹林七贤”却成为了历史的永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