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一天云锦》，本来计划以“东方瑰宝”南京云锦为主线，全面展示这一集历代织锦工艺艺术之大成者的丰厚文化艺术及历史内涵，跟拙著《青花瓷》一样。

遗憾的是，在写作之前，作者主动与官方机构南京云锦研究所联络，希望得到行业权威人士的指点，但未得到任何回应。出于专业性考虑（据称全球真正懂云锦技术的不超过50人），作者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想法，改以江宁织造为主线，云锦则沦为辅助。对致力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题材写作的作者而言，是为生平一大憾事，特记于此，作为《江宁织造》一书“后记”的开场白。

南京古称金陵，曾为六朝古都，在清代称为江宁。虽然清廷刻意降低了它的行政级别，但对于明遗民而言，这里既是明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还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孝陵所在，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自明朝灭亡以来，江宁便成为了反清重地。

清廷自入主中原，便格外瞩目江宁，先后兴起了“通海案”“奏销案”“科举案”“哭庙案”等大狱，想借此来打击压制江南士绅。高压手段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却不能真正收服人心。

江南人文渊薮，名士如云，且是鱼米之乡，经济发达，为大清财赋要地，“田赋之供当天下之三，漕糈当天下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英、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堪称经济命脉所在。士人离心，无疑对满清统治者极其不利，且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康熙即位后，先后经历了剪除权臣鳌拜、平定吴三桂等三藩、统一台湾、击败俄国侵略军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与其赫赫武功相映照的是，康熙皇帝在文治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改清廷惯用的强硬手段，极力优待文人，从以汉治汉发展到以儒治儒，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东南重地江宁进行了着意经营。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江宁织造署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织造官署，成为清廷设置在江南的秘密情报机构（有人曾比之为国安局），江宁织造也从一名隶属于工部及内务府的普通官员，摇身变成了皇帝安插在江宁的心腹密探。江宁织造不但拥有关防敕书，清廷甚至明确规定其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平起平坐：“织造系钦差之员，与地方官虽无统属，论其体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即平时往来文移，亦不容以藐视……嗣后织造与督抚相见，仍照先前举行宾主礼，文移俱用咨。”

曹寅便是大清立国以来第一位身负刺探重任的织造钦差大臣。康熙曾明确告知其使命：“已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

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康熙朱批奏折3119件，包括大学士、部院大臣、督抚、将军等百余位文武要员历年所上奏折，而曹寅（含曹颙、曹頫）、李煦所上密折共619件，接近总数的20％。奏折中，只有极少数涉及织造事务，足见康熙一直以曹寅等人为耳目，秘密监视江南士民动向。

曹寅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上任江宁织造，自后担任江宁织造长达21年，并四次兼巡盐政，是康熙在江南最宠信的心腹。不过相比于政治上的密探监视，曹寅在笼络江南文士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更为显著，书中所提江宁织造署西园一度成为江南文化中心绝非虚构。曹寅才学出众，礼贤下士，兼之有独特身份（曹寅是明遗民顾景星外甥），容易赢取士大夫的认同。他充分利用了自身优势，在江南高举斯文旗帜，为此而不惜财力。如其经常慷慨解囊，为诸多文士刊刻文集提供经费。而与大批江南名士应酬交往、流连诗酒、诗文唱和，更是其日常生活。

在曹寅的不懈努力下，许多江南遗民文士逐渐转变立场，或开始与清廷合作，或彻底放弃反清复明之志。如著名遗民钱秉镫曾多次起兵抗清，是坚定的反清复明分子，但他与曹寅订交后，竟为其《楝亭图》题咏而东奔西走，临死前还留下遗书，将子孙托付给了曹寅。曹寅能赢得钱氏此等人物的绝对信任，足见其“统战”成就。

而康熙也多次南巡，并亲自拜祭明孝陵，借以消泯满汉对立情绪，笼络人心。事实表明，康熙南巡虽然花费巨大，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但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

政治的稳定带来了江宁经济的复苏，正是在此局面下，云锦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一跃成为当时南京最大的手工产业。这一时期的云锦品种繁多，图案庄重，色彩绚丽，代表了历史上南京云锦织造工艺及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鼎盛之时，官方、民间拥有3万多台织机，近30万人以织锦及相关产业为生。

关于云锦的种种绚丽及金贵之处，可参见曹雪芹名著《红楼梦》。如第三十三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一节，雀金裘便是云锦。晴雯用的补料是孔雀尾羽上的翠绒，这种绒具有立体浮雕效果，在不同角度下观看会呈现出不同颜色，与织金配合使用，可使云锦堆金叠翠，闪烁耀眼光泽，五彩斑斓，当真是“费尽人间巧匠心”。

《江宁织造》一书讲述的即是在曹寅上任江宁织造两年后，康熙第三次南巡前的一段故事。作者以公允的立场，全面展现了当时江宁形形色色的人物。曹寅在江南士林中声名卓著，固然有个人魅力所在，但经历或是了解了乱世的人们，更懂得治世的可贵，这才是包括顾炎武在内的明遗民转变立场的真正原因。

由于人物众多，书中未按照清人习惯以字号称呼。因历史大背景极为复杂，相关之处会有重复交代。对于清初南京的地理人文及风俗人情，作者在查阅大量史籍方志的情况下，也尽量做了还原。

《江宁织造》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交子》《开元悬疑录》《江东二乔》《大明惊变》《鱼肠剑》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支持，从第一本《鱼玄机》到这一系列的即将终结，一路携手，同舟共济，如此长久的合作，也算是出版业较为罕见的例子。

吴蔚

2016年12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