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李隆基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拿与唐朝同样有声色的汉朝来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先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上等和中等才有当兵的资格。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被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唐太宗时，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面积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唐玄宗李隆基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有钱有势，出得起大价钱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制被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唐玄宗李隆基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初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李隆基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因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有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对边将的策略更使这一危机雪上加霜。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李隆基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其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李隆基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李隆基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其中，在这些蕃将中，李隆基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轻外重，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成了其后产生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边将日重”。天宝元年，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人，四十九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锦州）杂胡，小名轧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先经营小生意，因懂得六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地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

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他会将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对其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更是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骁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奚人和契丹人的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

张守珪性情慷慨，亦爱惜安禄山骁勇。只是军令如山，沉吟下就写了一纸呈文，将其解送长安，任由朝廷处置。张守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住安禄山的性命。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天子非但不昏聩，反而被广泛认同是位出类拔萃的统治者，态度亲切，体贴臣属。

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师后，先遇上了当时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早在三年前，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张九龄就对安禄山印象不佳，认为他有反相，曾经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者，必定是这个胡人。”此时既然有机会除掉隐患，张九龄自然不会放过，便在张守珪的奏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批示按军法处斩。

然而，事情果然如张守珪所料，唐玄宗李隆基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戴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的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

张九龄又上奏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

虽然张九龄多次固争，但李隆基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为后来的天宝之乱留下了隐患。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知名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立功赎罪的机会，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情，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赞誉之声。

就在同一年，窣干也跟安禄山一样，开始时来运转。窣干，突厥人。据史书记载，窣干从小瘦弱不堪，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而且驼背弯腰，单肩上耸，眼睛鼻子长得都不是地方。长大以后，他的相貌变得好看一些，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远近，也因此与安禄山结为好友。

不久，窣干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下，逃到了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人抓住。奚族人一向排外，准备杀死这个外来人。窣干急中生智，大声说：“我是大唐派来与奚王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惹下了灭族的大祸。”

此时唐朝军威虽然不及太宗时期，但依旧十分强大。奚族人见窣干一本正经的样子，信以为真，不敢轻易得罪大唐的使者，就送他去见奚王。窣干见到奚王，竟然长揖不拜。奚王虽然十分恼怒，却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对窣干无礼，还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并决定派人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

窣干对奚王说：“你派去的人数目虽然不少，但多是浅薄之徒，这样的人怎能去见大唐皇帝呢？我听人说，你手下有一个才干超群的琐高，何不让他去呢？”奚王听从了窣干的意见，派琐高带着三百人跟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这一行人快到卢平的时候，窣干暗中派人先去通知卢平守将裴休子，煞有介事地报告说：“奚族人派来的精锐将士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嘴上说是朝拜天子，实际是来偷袭卢平，你应该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他们。”

裴休子相信了窣干的话，预先布下埋伏。等奚族使者进入卢平后，唐伏兵一拥而上，将奚族一行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单单留下琐高。

窣干把琐高押送到张守珪那里。张守珪见奚族人中号称最有才干的琐高被抓来了，欣喜异常，认为窣干为唐朝立了大功，当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窣干大加赞赏。在张守珪的全力保荐下，李隆基召见了窣干，交谈后，称他是世间奇才，当场授予他大将军、北平太守的职务，并赐名思明。

史思明能够临危不惧，随机应变，这份胆气，即便在猛将如云的唐军中，也是不多见的。史思明的才能和计谋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便成为大唐仅次于安禄山的第二号劲敌。

安禄山和史思明各自有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官运就开始一路亨通起来。而发掘二人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则开始走下坡路。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降附于东突厥的奚、契丹部落，不断进犯唐边。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借张守珪之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攻打潢水（今西辽河，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上游以北的奚部。乌知义不愿出战，白真陀罗又矫称皇帝制书，迫其出战。乌知义被迫领兵出战，先胜后败。张守珪闻讯，竟隐瞒败状，奏报获胜。事情泄露后，李隆基命内给事牛仙童前往调查。张守珪重重贿赂了牛仙童，将败责归于白真陀罗，迫其自杀。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此时牛仙童深受李隆基宠信，为其他宦官嫉妒，众人共同联合起来揭发了此事。李隆基得知真相后大怒，诏杀牛仙童。另一名宦官杨思勖负责行刑，将牛仙童“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死状十分悲惨。张守珪则因旧功减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到任没几天，就背部生疽而死。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唐朝著名的边帅，他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不到两年，便以军事打击和用间相结合的手段，屡败契丹，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幽州多年来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李隆基对张守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非常满意，准备封他为宰相，“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但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李隆基不甘心，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又劝阻说：“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李隆基这才作罢。

张守珪虽没被封为宰相，但他在皇帝和大臣们心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有《燕歌行》，其中“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句即是吟诵此事。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一路青云直上。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官特进。当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平卢后，安禄山刻意逢迎，极尽贿赂之事。张利贞归朝上奏，盛赞安禄山，于是李隆基就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与使及度支营田水利、陆运副使，兼任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和顺化刺史。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初六，分平卢另立为节度使镇，任命安禄山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二年（743年），安禄山入朝，“奏对称旨”，加为骠骑大将军。三年（744年）三月，授安禄山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其他职务如旧。胡人任将帅、领节度使，进而兼领节度使等，自安禄山开始。

安禄山到京师朝见李隆基，百计谀媚，外似愚痴，内实奸狡。上朝后，安禄山先说：“臣生长蕃戎，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李隆基没有回答，但私下却非常喜欢。李隆基又命太子李亨出来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对太子不下拜行礼。李隆基左右的人因此责问，安禄山回答道：“臣子是胡人，不懂法度，不知太子是何官职？”李隆基说：“是未来的皇帝。”安禄山说：“臣是愚笨之人，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左右令安禄山赶快拜见太子，安禄山这才下拜。李隆基认为安禄山老实，忠君志诚，更加喜欢，赞赏他纯朴。

天宝七年（748年）元月，李隆基赏赐安禄山铁券。天宝九年（750年）五月，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此开了唐朝将帅封王的先河。

唐王朝建立之初，实行强干弱枝，强本弱末的统御朝臣、将帅策略。选用忠诚厚道的名臣坐镇边关，以防拥兵自重，而且规定，朝臣不得久任某一边关大帅，更不准在朝为臣者遥领边关大帅，或此一边关大帅兼任彼一边关大帅。那些在任边关大帅期间立了战功，且享有较高声誉的大臣都可入朝担任宰相。至于蕃将，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既具备统兵用将的才能，又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还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也不能独当一面担任边关大帅，而必须由朝廷派一个汉族大臣做大帅，让他们当副手，以此来防蕃将循东晋五胡十六国之先例，另立江山。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意欲征服边疆各异族，为使边关大帅了解情况，形成强有力的征讨军事集团，连续十余年都不调换边关大帅，并让皇子、宰相等遥领边关军队。等到宰相李林甫揽政时，为巩固相位，杜绝像王忠嗣一类的文武兼备的边关大帅入朝为相，与自己争宠，向李隆基建议任命蕃将担任边关大帅，理由是蕃将既熟习边疆其他异族的生活、战斗习惯，又勇猛善战，可以使朝廷及早完成统一大业。好大喜功的李隆基认为李林甫言之有理，就打算放手任用蕃将担任边关大帅。

李林甫此举，固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位，不过也透露出他对蕃将的轻蔑，认为胡人不能举大事。而李林甫与安禄山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

安禄山初见李林甫的时候，仗着李隆基的恩宠，态度怠慢，相当不恭敬。李林甫瞧在眼中，却不动声色。当时大夫王鉷也专权用事，和杨国忠齐名，李林甫托故把王鉷叫来，让安禄山站在一旁。当时王鉷身兼二十余职，恩宠无比，见了李林甫也只能卑辞趋拜，满脸媚笑。李林甫向王鉷问对，十分精审，王鉷对答，百倍地恭敬。安禄山在一旁不觉瞪大了眼睛，态度也恭敬起来。王鉷说话越谨慎，安禄山的态度也就越恭敬。李林甫看见安禄山态度的转变，这才胸有成竹地对安禄山说道：“安将军此次来京，深得皇上欢心，可喜可贺。将军务必好自为之，效命朝廷。皇上虽春秋已高，但宰相不老。”安禄山听了李林甫的话，心中深惧。

此后李林甫每次和安禄山讲话，都能猜透安禄山的真实心思，安禄山心里暗暗惊服。安禄山善于拍马屁，将李隆基哄得服服帖帖，对满朝文武倨傲无礼，任意侮慢朝臣，唯独畏惧李林甫一人。只要李林甫开口说话，虽值盛寒之时，安禄山也不免冷汗淋漓。李林甫问安禄山任何事情，安禄山丝毫不敢隐瞒，将李林甫奉若神明。

李林甫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敢轻易得罪安禄山，见安禄山意屈，也不免暗自得意，之后便恩威并施。慢慢地，二人关系亲密起来，安禄山亲切地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人在范阳时，每逢派人向朝廷奏事，便叮咛问候李林甫。奏事之人从长安回来，所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问“十郎何如”。安禄山曾对亲近之人说：“我安禄山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当今天子我也不怕，只是害怕李相公。”对李林甫的忌惮之心可见一斑。

这话也道出了当时的局势：天子忙于享乐，朝政尽为李林甫把持，他能不怕吗？鉴于此，后世不少人认为，安禄山后来的谋反，是与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不能像李林甫一样，对他既拉又打，恩威并用，只知道一味靠强力相逼的关系很大。

当时连担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也常在安禄山上殿、下殿时搀扶、导引，有意讨好。这使得安禄山有些忘乎所以，但朝中还有一个令安禄山寝食难安的人——李林甫。安禄山经常派驻长安的心腹部将刘骆谷去探李林甫的口风。如果刘骆谷转告说李林甫讲安禄山的好话了，安禄山必然会兴高采烈。反之，如果刘骆谷说李林甫要安大夫收敛一些，安禄山一定会双手按床叹息说：“唉，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安禄山身边一些有野心的谋臣干将看到如此情景，便想将赌注下在安禄山身上。他们假托图谶符命，劝安禄山说：“您现在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多将广，刑赏由己，为何还要受李林甫的控制呢？我们测解图谶符命，都表明您当代唐为帝。请您不要有违天命！”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成为势倾北国的显赫人物。“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唐朝内外“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他此刻还是相当感激李隆基的，毕竟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全仗了大唐天子的恩宠。只是他担心玄宗皇帝年事已高，万一有变，将来太子李亨即位，而他过去为了讨好李隆基，曾经见太子时没有下拜，大有嫌隙，因此十分惧怕，便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作准备，于范阳筑雄武城。表面上是表示抵御敌寇，暗地里却贮藏了大批兵器。

在安禄山的阵营中，确实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汉族文人与武将。安禄山的主要谋士张通儒，是贞观年间著名监牧张万岁的后裔，因受唐朝廷排挤，被迫投靠了安禄山。武将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但治军有方。在一个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至田承嗣营寨，静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安禄山大为惊讶，从此极为器重田承嗣。武将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祜、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无一不是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绝非等闲之辈。

安禄山还刻意笼络各路人才，为己所用，更加如虎添翼。比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无清人，有才，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而活邪？”他做了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效命，“出入卧内”，备受安禄山的重用。

凑巧的是，正当安禄山摩拳擦掌之时，曾使安禄山危惧不已的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死去。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志大才疏，却凭借裙带关系，继任为相，一时权倾天下。而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军政实力已十分强大，肆无忌惮，不把杨国忠放在眼内。杨国忠既无威服安禄山的手段，又无制衡安禄山的气度，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总对李隆基说：“安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李隆基相当不以为然。他心中知道杨国忠是个草包宰相，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只是看在杨贵妃分上，懒得多管了，只想怡然度过晚年。但表面上依然安抚杨国忠说：“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权。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互不相犯。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

可杨国忠并不死心，一心要对付安禄山。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赌徒，竟然会成为引导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之后针对安禄山的种种措施，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起了巨大的作用，直接触发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导致大唐江河日下。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李隆基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李隆基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李隆基，二人还没有说话，李隆基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李隆基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李隆基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綝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綝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綝回京后，对李隆基盛言安禄山是如何尽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李隆基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以削弱安禄山兵权，但李隆基也未采纳。

从此以后，杨国忠打定主意，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逼迫安禄山谋反，以造成既成事实，取信于李隆基。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唐丞相，为了一己私恨，开始把大唐带向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

关于安禄山谋反一事，李隆基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他愿意相信安禄山，内心却始终有些忐忑，但这复杂的心意无法向外人表露，便问杨贵妃道：“杨国忠屡次进言禄山欲反，妃子你说，安禄山待我们如此忠诚，会谋反吗？”杨贵妃此时正为最喜爱的白鹦鹉“雪衣女”死了而伤心不已，摇头叹息说：“您看，我哪有心情管这个，别问我了！”李隆基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闷！”堂堂大唐天子，竟然在“安禄山反与不反”如此重大的事上只说了“真闷”。从此，凡是有再言“安禄山谋反”者，李隆基便命执送于安禄山处，任安禄山处理。

此时，身在范阳的安禄山收到身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阳郡主）密报，得知杨国忠指使京兆尹李岘包围了自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暗中逮捕了自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不免既恨且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唐朝廷再派使者来时，安禄山总是以生病为由，不出门迎接。即使相见也是盛陈武备，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李隆基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均置之不理，只是突然上表，表示要献马三千匹，每匹牵马夫二人，以蕃将二十二人护送，车三百辆，每辆车夫三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李隆基，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李隆基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綝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李隆基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他小错将辅璆綝处死。

李隆基终于开始坐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向信任的忠厚憨直的安禄山并非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思虑了很长时间，李隆基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防范措施，只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谕去安抚安禄山，顺便探听一下情况。

冯神威日夜兼程赶到范阳，不料安禄山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辅璆綝受贿事泄被处死，心中极为恼怒，“及闻诏至，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前来接诏，只好直抵他的府邸。安禄山大排兵仗，杀气腾腾。冯神威宣读诏书时，安禄山端坐在床上，毫无敬意，言辞也倨傲无礼。冯神威见势不妙，不敢多说一句。几天之后，冯神威回到京师，向李隆基复旨说：“好险啊，臣险些不能再见到大家了。”便把整个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安禄山谋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李隆基却还是将信将疑，他也曾想过要收回安禄山的兵权，但安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伏，唐朝廷已经进入极度危险的不稳定状态。最重要的是，李隆基始终不能想象安禄山会谋反，此时的他，年老体衰，不想再节外生枝，只想安安静静地与杨贵妃度过晚年，把乱摊子留给儿子去收拾。杨国忠却无时无刻都想除掉安禄山，干脆据此大动干戈，先贬了安禄山亲信吉温的官，又派人逮捕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大唐天子的无意进取，杨国忠的节节进逼，都被安禄山的亲信飞报范阳。安禄山本来一直感激李隆基的厚遇，想等李隆基死后作乱，但见到杨国忠一心在置自己于死地，觉得已经危在旦夕，他自恃强兵，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背弃那个给了他一切尊荣的大唐天子，决定立即起兵谋反，以死求生。

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渐渐逼近，政治动荡已经透过高高的宫墙波及朝野上下，此时唯一被蒙在鼓里对种种危机浑然不觉的，大概也只有处于权力巅峰的李隆基本人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中旬，安禄山调集本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马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人，擂鼓南进。大军出发前，安禄山阅兵誓师，声称奉令讨逆贼杨国忠，“如有人胆敢异议并煽动军兵闹事，要诛灭三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自此，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

安史之乱无疑是唐朝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也被认为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安史之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

安禄山手掌大于常人，后人用“禄山之爪”来形容手掌大的人。就是这只大手，将盛唐拉上中衰的道路。

时代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兵荒马乱的局面下，苦难的人大有人在。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转折关头总是彰显得格外明显。这里面，既有个人的性情与命运，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