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军进攻苏州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荃采用逐点进攻战术，先后对天京城外的方山等十余处要隘发起猛攻，并悉数加以占领。1863年11月中旬，曾军分兵进扎孝陵卫，至此，除城北的神策、太平两门外，其余各门都已无法再对外联络。

12月15日，曾国荃开挖地道，将神策门城墙轰塌了十余丈，虽然太平军随即就进行紧急抢堵，封住了缺口，但天京处境之危险已毕现无遗。几天后，李秀成赶回天京，眼前的情景顿时令他有了朝不保夕之感。

李秀成曾数次解天京之围，未雨绸缪的思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三年前，太平军组织最后一次西征，他在离京时就力劝诸王、大臣及军民百姓，让他们把家里的金银都尽量拿出来，用以购买粮食，以备不测。不料当权的信王（原为安王）洪仁发、勇王（原为福王）洪仁达却视之为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不准天京居民随意购买粮食，如果要买，必须花钱从他们手中领取买粮许可证和通行证，美其名曰“洪氏帖”。就算有人办齐了所有手续，领到了“洪氏帖”，也找到了出产粮食的地方，运回天京仍需额外征税。结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天京城内愣是没能存下多余粮食，等到湘军一封锁，城内粮食便坐吃山空，越来越少。

此时浙江大部分区域被楚军攻陷，江苏境内，淮军相继攻占苏州、无锡，李秀成估计丹阳、常州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而在皖南方面，霆军等部更已占据压倒性优势。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天京周围地区的太平军自顾不暇，既无能力也不情愿增援天京。

其间随着天京形势越来越紧急，干王洪仁玕曾奉命出京，亲自到太湖一带催要救兵和征集粮草，但不管他怎样“对各军力陈赶紧援助天京之重要”，还是无人响应。随着集结于天京周围的湘军不断增多，洪仁玕想回京都回不来了，只能在太湖南边距天京两百里远的湖州驻足观望。

一边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边是城中老弱妇孺多，不懂军事的文官多，费粮费饷者多，可是有战斗力能打仗的士兵却很少。这使李秀成在苏州时就萌生的念头如今变得更加强烈，回京次日，他便启奏天王洪秀全，提出趁敌军尚未对天京形成合围，放弃天京让城别走。如果天王执意不走，他也愿意护送幼天王先行突围，向江西转移，然后再会合在陕鄂一带活动的陈得才军，徐图振兴。

可是洪秀全对这两项建议都不肯接受，同时还大发雷霆，对李秀成横加指责。万不得已，李秀成只好硬着头皮，跪奏陈情：“如果再不听我的意见，全天京的人都将性命不保！”

一向自命不凡的洪秀全听了这话，愈加暴跳如雷：“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你不用再向朕启奏，政事也不用你来打理，以后你要走就走，要留就留，随你的便。”

随后从他嘴里又冒出了一连串犹如梦游般的呓语：“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曾国藩）！你怕死，反而可能死得更快。”

所谓“天兵”，不是宗教或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而是指太平天国的士兵。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以向他的天父上帝表示崇敬为名，下旨舍去“太平”二字，仅用“天国”称之。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军民也都以“天”冠之，比如老百姓称为天民，官员称为天官，将领称为天将，士兵称为天兵。李秀成等人对此很不习惯，但只要他们的话语中提到“我队我兵”，就立刻会遭到洪秀全的斥责：“你包藏奸心！天国境内都是天兵，哪有你的兵？”

洪秀全认为，所有的“天兵”都为他一人所有。可就算这样，环顾四周，哪还有多少“天兵”？更不用说什么“多过于水”了。

洪秀全还当众宣布说，今后李秀成无权再插手政事，朝中政事由勇王洪仁达执掌，幼西王萧有和颁发命令，谁如果不执行幼西王的命令，就立马处死。

幼西王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洪仁达正是天京陷入断粮困境的罪魁祸首。事到如今，见天王仍然执迷不悟，李秀成深感绝望和痛心，他甚至希望第一个被天王处死的人就是自己，这样也免了日后耻辱地死于清军刀下。他悲愤地说：“我作为主（指洪秀全）的臣子，日夜操劳，未有半刻偷闲。我今天是为国事启奏，可是主却如此严责于我，也罢，请一刀杀了我，我愿意死在殿前，以尽我的一片忠心。”

洪秀全虽然放出狠话，但他也知道军事上舍李秀成外无人可以依赖，自然不会真的把对方给杀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又死活不肯采纳李秀成的建议。李秀成一无所获，唯含泪退朝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