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痞子放赖手段
当马格里来到昆山,进入戈登的住所时,他看到戈登正在哭泣。两人还未讲上一句话,戈登就躬下身子,从床底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叫道:“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中透进来的光线很暗,马格里起初根本没认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戈登见状,又再次大声说道:“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说完之后,便放声大哭。
经过马格里等人的一番好说歹说,戈登总算答应不再与李鸿章发生直接冲突,但他并没有真正感到解恨。在他的怂恿下,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伯郎自上海来到昆山,宣布由他接管常胜军,常胜军今后不再受李鸿章的节制和调遣,也不再参与对太平军的进攻,其作用仅止于防守上海。
接着伯郎来到苏州,怒气冲冲地找李鸿章兴师问罪。当着伯郎的面,李鸿章辩称他不是一个天生爱杀降的人,假如不是郜永宽等人的要求太过分,使形势变得十分特殊和严峻,他是会接受郜永宽等人投降的。
李鸿章所提供的理由并没有能够得到伯郎的认同。伯郎说他代表英国女王与在华官商向李鸿章提出抗议,因为英国遵循不杀俘、不杀降的准则,“不喜杀人”,而李鸿章已经触犯了这一准则,如果他希望事情得到转圜,就必须备文认错。
李鸿章初来上海时,对洋务不熟悉,曾写信向老师请救。曾国藩依照宋儒义理之道,指示他应按“忠信笃敬”四字去和洋人打交道,后来李鸿章自己经过一番实践,认为对待洋人没必要这么实诚。他把老家的“痞子手段”(流氓、无赖手段)掺和进来,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亲近加痞子放赖手段”,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既要和洋人假装亲近,但又不能真的以心换心,必要时候还得像痞子一样耍耍无赖。
李鸿章连向洋人口头认错都不愿意,更不用说写下文字了。既然与伯郎“亲近”不得,他就把“痞子放赖手段”搬出来,笑着对伯郎说:“这里是中国,不是外国,而且此为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向你认错。”
伯郎的要求虽被毫不客气地堵了回去,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他就是心里再窝火,看着李鸿章笑嘻嘻的样子也不好怎么发作了,只得悻悻然抛下一句“将转告本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之后,便起身离开了。
李鸿章本质上是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不是真的痞子,厚着脸皮耍无赖也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戈登和伯郎如此折腾个不休,让他自觉烦恼不已,心情十分恶劣,对戈登和常胜军的印象也因此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忍不住道出了自己的愤懑:“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
对于伯郎说要闹到北京去,李鸿章不能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他向总理衙门发去密奏,详细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前因经过,同时表示为大局着想,愿意任由朝廷对他进行惩罚。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果然在北京对清廷施压,而且是直接给同治皇帝发去照会,要求对李鸿章进行调查,但那拉氏接到照会后,对此的评论却是:“洋人不明事理。”随后她就把皮球踢给了总理衙门。
“洋人不明事理”,其实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一致态度。以曾国藩为例,他在半个月后才知道此事,“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李鸿章)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对李鸿章的做法,他表示完全同意,且认为李鸿章出手果断,“殊为眼明手辣”。
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文祥也都站在李鸿章一边,自然不可能责备乃至处罚李鸿章。为了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朝廷遂以克复苏州论功,特授戈登以头等功牌,并给予一万两赏银。可是戈登拒绝接受赏银,还在赏赐诏令的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洋人竟然不要皇帝的赏银,这件事着实令人吃惊,同时也可能会使朝廷很没有面子。李鸿章急忙为之打圆场,解释说戈登是英军指挥官,属于伯郎的下级,此时伯郎正在香港,没法向他请示,而在未征得伯郎同意之前,戈登自然不敢接受中国皇帝的赏赐。
戈登虽然对赏银没兴趣,他却未将头等功牌拒之门外。发现洋人喜欢奖牌一类荣誉,朝廷便又授予他荣誉提督衔以及四套黄马褂。对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特别是黄马褂,戈登显得和华尔一样受用,他不无炫耀地对别人说:“中国人极力阻挠我获得它,但我说或者给我黄马褂,或者什么也别给。他们终于屈服了。”
常胜军方面更好打发,李鸿章宣布犒赏常胜军七万两白银,相当于一次性加发了七个月的军饷。在拨出这笔巨额赏金的同时,他又让人写了一张文告,声明戈登在归降谈判中确实说过要宽赦郜永宽等人的话,但杀降时他并不在场,事后也对杀降提出了质疑,但“本部堂(指李鸿章自己)与戈总兵(戈登)之用心实有不同而同之处”。
这张文告写得相当高明,既没有脱离事实,也让戈登下了台,戈登后来还特地把它带回了国(后来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戈登的面子和里子都有了,从此不再对杀降案进行追究,一场风波终于得以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