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前脚刚走，四王四天将就放弃了对齐门外栅寨的防守。事情做得这么明显，谭绍光就算心再粗，也看出了其中端倪，但四王四天将所拥有的实力和职权，使他明白要想不动刀枪地就拿下对方是不可能的，而内部只要一动刀枪，城还如何能守？

谭绍光只能一厢情愿地认定，只要对郜永宽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义，仍然能够让他们放弃投降之念，从而团结众人共同守城御敌。1863年12月4日，谭绍光在慕王府召集众人聚会。大家用餐后进入会议厅议事，谭绍光首先发言，既不回避守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也表明了自己背水一战的决心。在座的郜永宽等人不再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谭绍光反唇相讥。

随着争论越来越激烈，康王汪安钧站起身脱掉了朝服。谭绍光连忙问他要干什么，汪安钧突然抽出匕首，刺向谭绍光的颈项，谭绍光立即倒在了座位前面的台案上，天将汪有为紧接着赶上前去，将谭绍光的脑袋砍了下来。

在刺杀谭绍光后，郜永宽等人又杀掉了谭绍光的亲信部卒千余人，这才打开齐门迎降。

在当时的西方观察家眼里，清军收复苏州意义非凡，它不仅提高了清帝国的威望和清军的士气，而且大幅度剥夺了太平天国赖以获得收入和给养的能力，对其军事力量造成严重削弱。天国一方亦有很多人持相同观点，干王洪仁玕事后慨叹：“安庆失守危及天京，而当苏州陷落时，我们就几乎无希望脱离危险了。”

从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到淮军克复苏州，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朝廷出于心理和实际需要，多次催促湘军予以收复，但都未能如愿。淮军到上海不过一年零八个月，即占领苏州，令朝野为之瞩目，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战绩上已经超越了自己（“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李鸿章彼时正在湖中泛舟小酌，闻报立即下令撤去杯盏，准备在桌案书写奏折，向朝廷报喜兼给诸将请功。有个姓杨的幕僚小楷书法写得好，李鸿章拍拍他的肩膀：“伙计，咱们来啊！”杨某立刻走到案前，按照李鸿章的授意一挥而就。这封奏折从拟稿到拜发，不过弹指一挥之间，其速度之快，在李鸿章所上呈的奏疏中大概也算“之最”了。

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心情自然可以想见，但程学启带来的一个新消息却让他皱起了眉头。原来郜永宽等人不肯迅速接受整编、遣散，其部众依旧集中屯扎于阊、胥、盘、齐四门，而且郜永宽本人也未剃发。四王四天将以此讨价还价，试图争取更多的好处，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割苏州西南半城来安置其部下，同时分东北半城给他们作为官府。按照谈判协议内容，李鸿章、程学启许诺给以最高不低于二品的武将官职，但这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四王四天将此次除表明希望得到总兵、副将官职外，还直接指明了需到何省任何职。

古语道，受降如受敌，意思是接收来降之敌要像迎战来攻之敌一样，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以防其诈。明代刘基在他的传世兵书《百战奇略》中，专门列有“降战”一篇。实际上，明末官军就吃够了降敌的苦头，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屡次投降明军，但却是降了再反，反了再降，最终养虎遗患，提前颠覆了大明江山。

清军在招降过程中，类似的教训也同样层出不穷。胜保最喜欢招降太平军和捻军，苗沛霖、宋景诗、李昭寿均为其所招降，结果苗沛霖被太平天囯封为奏王，宋景诗成了捻军劲旅，相比之下，李昭寿算是最好的，但也一直骄横跋扈，拥兵自重，且长期盘踞于苏皖交界的滁州等城不肯退出，令政府十分头疼。

吸取这一教训，湘军对于接受太平军归降一事十分谨慎，确实做到了受降如受敌。太平军一旦投降湘军，所部首先就要被整编、遣散，其目的在于压缩投诚者的实力，使之难于反复。比如曾与胡林翼、罗泽南激烈对抗的韦俊，投降湘军后近两万人被整编为三千，他的老部下古隆贤步其后尘，七万人仅编留一千。又如原在李秀成军效力的童容海，在皖南归降鲍超后，六万人被整编为五千。

脱胎于湘军的淮军自然不会不遵循这一原则，先有南汇降将吴建瀛，后有常熟降将骆国忠，一个所部被削至千人，另有一个被削至两千人，而且均被要求退出所在城池。吴、骆不敢不从，以后各自凭战功才混到了副将。

根据淮军方面得到的信息，苏州降敌达二十万之众。二十万云云尽管只是虚饰之辞，但据估计城内实际能够作战的太平军仍有约三万人，数量上比淮军要多得多。郜永宽等人继续保留这样的实力，而且据于苏州省城不退，理所当然被李鸿章、程学启认为是居心叵测，别有所图，他们也不能不为此感到焦虑：重者，郜永宽等人可能反戈一击，对即将入城的程学启部进行反噬；轻者，这些人也会如同苗沛霖、宋景诗、李昭寿一样，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给清廷在苏南的统治造成无穷后患。

就在李鸿章苦思良策的时候，程学启断然建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