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车”事件发生不久，两宫皇太后即以小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择日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

当时的北京与热河已实际成为政治上的两大中心，以政治势力的强弱而论，北京占据优势，但就名分而言，由于咸丰的灵柩和小皇帝都在热河，热河尚居于正统之席。在这两大中心里面，两宫皇太后、辅政八大臣、恭亲王奕訢又成鼎足三分之势，假使继续维持现有局面，垂帘势力就算是输，也未必会输得很惨，可如果北京、热河合二为一，辅政势力的所有优势都将清零。

八大臣的三个核心人物，载垣、端华皆庸懦无能之辈，全靠肃顺一人拿主意。肃顺虽有魄力胆识，却又不学无术、心浮气躁，他自以为是咸丰临终前交托的顾命大臣，他人能奈我何，而垂帘听政乃祖制所无，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持，两宫皇太后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痴人说梦而已。

其实用顾命大臣辅佐幼君并不是咸丰首创，康熙初年鳌拜不就是受命辅政的吗？鳌拜又是个什么下场？若就对皇权的威胁来说，肃顺和鳌拜一般无二，而且他还未必有鳌拜那么厉害。至于垂帘听政在祖制上有没有规定，这都不重要，须知祖制也是由人定的，最重要的是权柄掌握在谁手上，谁夺取了执政大权，谁就相应拥有了无限的解释权。

与优哉游哉的八大臣相比，已然胜券在握的两宫太后反倒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在车辆齐备后，她们令妃嫔们先行启程。当妃嫔们前去向她们辞行时，两宫太后甚至流着泪说：“你们这下可以幸运地脱险了，我们母子还不知道能否留得住性命，能不能回到京师，再与你们相见？”

两宫太后如此恐惧，主要还是怕万一政变的消息走漏出去，八大臣图穷匕首现，在路上对她们下手。要知道，八大臣完全可以借故除掉她俩，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点恭亲王奕訢考虑得非常周到，在他的笼络和邀约下，时任兵部侍郎、在京津一带掌握着兵权的胜保来到热河，明为叩谒皇帝灵柩，实质是为两宫太后壮胆。

按道理，八大臣这时总应该有所警惕了，谁知依然故我。原因是自两宫太后被迫发下焦旨，对董疏加以痛驳后，他们便以为其余大臣再不敢生有异议，从此可以一切太平无事，而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政敌早已把刀磨到雪亮。

要说八大臣也算是老官僚了，但在关键时候比拼政治权术，却还不及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原先端华除任步兵统领外，还主管火器营、健锐营、銮仪卫（帝、后的车驾仪仗队），那拉氏先授端华以工部尚书，然后说你手里的职务太多，势必忙不过来，为了减轻劳动量，工部尚书以外的职责就都不要再兼了。八大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剥夺他们的兵权，居然乐呵呵地就答应了。

接着，钮祜禄氏通过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传话，令奕譞起草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罪状诏，以用于到京发布。奕譞起草好后，仍由其福晋偷偷带进宫来，钮祜禄氏将罪状诏藏在了自己衣服里面，此事除两宫太后外没有一个人知晓。

1861年10月26日，热河车驾分两路出发，其中肃顺一路奉旨护送咸丰的灵柩前去皇陵，两宫太后与载垣、端华为一路，沿小道兼程返京。

两宫太后一到京城，便密召恭亲王奕訢面询相关事宜。确定京城这边已布置妥帖，钮祜禄氏随即发布了奕譞在热河草就的那份罪状诏，指责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即所谓的“咸丰三奸”），并宣布解除八大臣赞襄政务之任，即日令其退出军机处。

载垣、端华先到了军机处，二人虽然还不完全清楚罪状诏的事，但已有所耳闻。当见到前来宣诏的奕訢时，他们还像以往一样，摆着架子大咧咧地喝令道：“外廷臣子（当时军机处、南书房等重要机构均属内廷，除此以外的机构属外廷），怎敢擅入？”

奕訢立即答以有诏书在手，二人竟然质问奕訢从哪里得来的诏书：“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在最初的罪状诏中，垂帘势力对载垣等人尚留有余地，诏书中仅强调解除赞襄政务之任，并未正式治罪。载垣等人的傲慢态度彻底激怒了他们，两宫太后传旨，令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交宗人府严行议罪。

奕訢再赴军机处宣诏，载垣、端华仍不肯面对现实，厉声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奕訢也不跟他们废话，命随行侍卫上前擒拿，两人在被捕前还在高喊：“谁敢（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