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终究不像京城那样热闹繁华，春节时候，咸丰也感到了一丝犹如漂泊于异乡的凄凉。这时英法联军早已从天津乘船回国，最担心的那些事已经不可能发生，这使他终于生起了返京的念头，并且已写下“回銮”的上谕。办事人员知道后急忙置办行装，但咸丰突然又病了。

咸丰的体弱多病既与操劳有关，也与从前的纵情声色脱不开干系，到了后来，他不但整个人面黄肌瘦，而且下体异常怕冷，到了冬天更是如此。咸丰为此经常要吃药，俗话说久病成医，一次，某号称懂医的官员开了个药方，他居然也能指出药方中的药用得对不对。

咸丰年纪尚轻，自己也懂得一些医道，若善加保养，身体是可以好起来的，然而一个人既然一心想“纵欲自戕”，哪里还顾及养生？房事不济，他就乱吃壮阳药，还用貂皮黄绒特制了一个套子，“以温下体”，结果活生生地把自己整成了老病灶。

因为突然生病，咸丰只得推迟回京，以后他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京中甚至数次谣传他已经病危，回京的事自然也就难以摆上日程。

即便在被传病危的那些日子里，咸丰其实也没有好好静养，该看的戏照看，一点不耽误。他很怕冷，夏天看戏，轻歌曼舞，凉风习习，别人都觉得很惬意，他却受不了，因此还生了病。

这次咸丰病得相当沉重，但身体稍好一些，他又传谕看戏，然后再病再看，病情也更加恶化。等到实在看不动了，咸丰头一天传谕停止演出，次日即晕倒过去，苏醒之后已经奄奄一息。

对于咸丰之死，野史中另外记载了一则“鹿血断饮”的故事。咸丰在京时，太医给他诊断病情时，说可以用饮鹿血来弥补“阳亏”。《本草纲目》中也说鹿血具有“大补虚损，益精血”的药效，咸丰便同意按这个方子治疗，当时圆明园养鹿数十至百头，为的就是可以每天取鹿血供咸丰饮用。

出逃热河前，咸丰本想下令把鹿带走，左右劝他说，英法联军已经逼近京师，逃命还来不及，何必再带着这些累赘？等形势好转，再来把它们带走也不迟。

这样鹿就一头都没带走，结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园里所养的鹿死的死，逃的逃。热河没有鹿苑，咸丰能够打猎时，尚通过狩鹿取血饮用，其后沉迷于看戏，就忘记了这个方子。及至临终晕厥，再想取鹿血救命，仓促之间已不可得。

不管是不是鹿血断饮的原因，总之咸丰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嘱托后事。他下令召见御前侍臣，传口谕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要求载垣、肃顺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随侍诸臣为求慎重起见，希望咸丰能够用笔写下来，但咸丰已不能握笔，故他的遗诏有“承写”字样，表示系由侍臣代为书写。

当天半夜，御膳房接到了随时送冰糖燕窝供皇上食用的谕令，然而太阳才刚刚升起，咸丰就驾崩了，年仅三十一岁。在皇宫御医档案上，他的致命病因被注明为“虚痨”。

咸丰去世时距离《北京条约》签订一年还不到。西方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指出“条约（指《北京条约》）让他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这位皇帝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没有《北京条约》，咸丰虽不可能长寿，但也不会死得这么早。咸丰的撒手人寰，在给其家人带来创痛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夷”的愤恨和敌视。

当年给太子载淳授课的老师发现，载淳特别讨厌任何与洋人沾边的物品。一天他看到有人身上佩戴着计时器，就问老师那是什么，得知是洋人发明的计时器，他立即拿来砸碎，并且恨恨地说：“没有这东西，就不能看时间了吗？”

事实上，清朝皇帝从康熙乾隆起就喜欢收藏欧洲的各种工艺品，从计时器到大钟无一不有，载淳从小生活在宫中，不可能没有见过，他是故意问也是故意砸的。

儿童总喜欢玩游戏，太子也玩游戏，但他玩的游戏与众不同，可以说相当暴力和少儿不宜。他经常弄来一些欧洲人的小像，然后把这些小像排成队，用刀依次砍去小像的脑袋，一边砍还一边泄愤般地大喊：“杀尽洋鬼子！”

载淳继位时尚年幼，然而已经从别人的叙述中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作为载淳的母亲、咸丰的妻子，一个二十多岁就被迫守寡的寡妇，叶赫那拉氏当然更清楚丈夫的死因，她同样从骨子里仇恨“洋鬼子”，只是因为时势所限，不能发作而已。直到三十年后，手握大权的她才终于爆发出来，并且爆发得惊天动地（《对万国宣战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