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玱琳是和鲍超差不多类型的勇将，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其实他最恰当的做法，是在给予湘军以重大杀伤后就弃垒而遁，避敌凶锋，保全实力，以图再战，但他没能想到这一点，犯了和安庆守将叶芸来一样致命的错误。

一旦赤冈岭遭到合围，弥补错误的主动权就不在刘玱琳自己手上了，他只得坚守待援，寄望于援兵能够打开局面。问题在于陈玉成连安庆都接近不了，更遑论解救赤冈岭，至于关内十三垒，在被曾国荃包围后，也根本无法对赤冈岭施以援手。

刘玱琳部本身在人数上就处于劣势，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围攻，各垒所储粮食也已断绝，无法再继续支撑。1861年6月8日，在关外四垒的围墙已被湘军轰塌数丈之后，三垒率先投降，仅剩下由刘玱琳驻守的第一垒。次日，鲍超继续猛攻第一垒，鉴于势单力孤，刘玱琳率部半夜突围，但因溪流涨水被阻，最终突围失败，刘玱琳被擒。

随着赤岗四垒的陷落，投降及被擒的太平军除少数短发者被释外，刘玱琳及其属下官兵全部被杀，曾国藩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歼除长发老贼至四千名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

在湘军将帅中，胡林翼自称是“三如行者”，即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但他常常笑言：“此三如，本行者何曾做到？聊以自娱而已。”另一个爱往“三如”上凑的是曾国荃，左宗棠与之闲谈，问他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很坦白地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不过曾国荃其实也没他自己说的这么心狠手辣，当他看到赤岗或俘或降的太平军被杀了这么多，事后也觉得太过分了。

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是曾国藩，他怕曾国荃在杀俘这件事上动摇，特地在信中劝曾国荃：“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事实上，湘军如此做法正是出自于曾国藩的授意，每次战争结束，湘军对太平军俘虏的政策一贯都是，遣散和释放短发及被迫胁从者，但对“老长毛”决不放过（如果是在太平军的阵地尚未动摇或被攻破前投降，则另当别论，此前陈玉成手下的另一悍将程学启出安庆城投降，就被予以接受）。

曾国藩当然并不是天生杀人狂或者患有嗜杀症。事实上，他统兵十余年，部下将领不管犯下什么过错，他也从未引用军法杀过其中任何一个。他的弟弟曾国潢在乡办团，常借势杀人，曾国藩知道后就用锥扎其大腿，曾国潢呼痛，曾国藩对他说：“你杀人就不痛吗？”

曾国藩之所以对太平军杀得这样狠，乃至不顾“杀降不祥”的古训，乃是出于他一贯的“乱世用重典”思维。当时的一些文人也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就连乞丐小偷都敢高揭太平天国的旗帜倡言作乱，若不厉行杀戮，就无法使“暴徒”生畏而重拾积年思乱的人心，所以“国藩以猛振玩，良非得已耳”。

湘军集团内部自然更不会对此有何非议，胡林翼就曾手书一联勉励曾国藩：“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就在赤岗四垒陷落之际，李秀成自江西进入湖北，早与李秀成建立联系的鄂南当地起义军纷纷加入太平军，使李军迅速扩充至数十万人，之后他们又占领了武昌县。这时北路西征军虽有一部分随陈玉成回援安庆，但赖文光等仍坚守于黄州等地，也就是说，太平军对武汉已形成南北夹击的有利态势。

武汉局势再度紧张。湖广总督官文向李续宜告急，说：“（武昌）内外空虚，战守皆不可足恃，惟日夜望眼欲穿，企盼贵军迅速渡江应援。”

李续宜正在黄州、德安与太平军相持，无力大举南援，只得抽出蒋凝学一支人马前往应急。胡林翼闻讯亲率成大吉军十营自太湖出发，沿江西上，往武昌进发，由于仍感兵力不足，他檄令鲍超也同时加入回援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