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如今和李秀成已有了点同病相怜的意思，两人一度都想走捷径，但都没走成。湘军中有一个说法，陈玉成最怕多隆阿，李秀成最怕鲍超，虽然并不一定是当事者的真实感受，但陈李对多鲍，战场上总是胜少败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兵败羊栈岭后，李秀成不再试图抄击祁门大营，而是改道进入江西，实际脱离了皖南的主战场，其原因据分析，可能是为了接应脱离石达开北上的太平军汪海洋部。

与此同时，南路军的其他几路部队并没有放松对祁门的围攻。1860年12月15日，杨辅清、黄文金攻占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曾国荃、多隆阿等部的联系。至月末，黄文金率部攻占江西彭泽，从西面夹击祁门，李世贤则从东面的休宁逼近祁门。通过这一系列组合拳，太平军对祁门形成东、西、北三面围困之势，祁门大营的外围门户仅剩下了南面的景德镇。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南昌设置总粮台，使江西成为了湘军的又一后勤基地，皖南湘军的粮饷也全部来自于江西。这些粮饷都必须通过景德镇转运祁门，因此景德镇既是祁门大营的门户，同时也是皖南湘军的生命线。

驻守景德镇的是左宗棠。当初左宗棠从宿松动身回湘，主要是为了看望生病的儿子，回湘募勇仅是一个名义，因为当时咸丰虽已为他“昭雪”，但对于如何使用，尚未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没想到左宗棠抵达长沙后不过三天，新的谕令就到了，朝廷授其以四品京堂候补，命他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这让左宗棠喜出望外，随即便正式在湖南组建军队。

左宗棠建军的思路独树一帜，与曾国藩的湘军区别开来。过去有两支湘籍武装，外人都统称为湘军，但它们与曾系湘军并不是一码事，这就是江忠源和王錱的楚军。江忠源的楚军早就不存在了，王錱的楚军在王錱生前一直留在湖南，不受曾国藩节制，称为老湘营，左右老湘营的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后实际是左宗棠。王錱死后，老湘营始归曾国藩节制，比如张运兰就是老湘营出来的一员大将。

左宗棠回湘募勇时，长沙尚留有老湘营旧部一千四百人，左宗棠将他们全部予以收纳，并沿袭老湘营从前的称呼，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楚军。

除了老湘营旧部，左宗棠还在湖南全省进行招募，这也与曾系湘军完全不同。曾国藩及其湘乡籍的亲近将领主要只在湘乡募勇，但左宗棠认为湘乡不过一个县，大家都扎堆在一处招兵买马，难免会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合格勇丁供人挑选。集中于湘乡募勇的另一个弊端，是前方一旦吃了败仗，消息会迅速传开，对士气的影响太大，过去湘军惨败于三河之役，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左宗棠将募勇范围从湘乡扩展至长沙、郴州、沅州、湘阴等各个府县，依靠他两入湘幕的威望，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选募了三千五百余名勇丁，使楚军总数达到近五千人。

此时石达开正在贵州活动，并有进入四川的动向，朝廷曾打算调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胡林翼劝左宗棠，若没有川督之类的实衔在身，楚军入川光军饷就无法解决，难以建功。左宗棠自己也不愿入川作战，他向曾胡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

朝廷随后改派骆秉章入川，左宗棠则率楚军向江西开进。左宗棠虽然早就指挥军事，但亲自带兵打仗还是第一次，又是出省作战，激动之余也不无忐忑，他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但就是不知道最后能否如愿。”

楚军出省时，正值皖南如火如荼之际。左宗棠先入江西，再入皖南，先是驰援祁门大营，接着又奉曾国藩之命驻军景德镇，不仅要全力确保祁门大营后路及粮道的安全，还要兼顾江西，肩上担子不可谓不重。

楚军的训练时间不长，照理一开始的实战表现不会太好，但老湘营的那一部分兵勇本来就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改变了湘军多用儒生、文员带兵的传统，楚军营官多用武人，选择标准是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或者功名，只要在战场上敢拼命能打硬仗就行，这使得楚军虽是新军，但具备着一定的战斗力，且完全听命于左宗棠的指挥。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曾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婺源两地。他本来还想配合祁门湘军夹击徽州，因黄文金连陷江西数县，进逼景德镇，才不得不退回景德镇御敌，这说明楚军在当时已至少能起到张运兰部那样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