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6月23日，江忠源率领千余楚军到达南昌，只比太平军早了一天。看到江忠源这个有名的救火队长赶到，张芾差点哭出声来。他亲手把“王命旗牌”交给江忠源，表示在守卫南昌期间，包括他本人在内，全都服从命令听从江忠源的指挥。

王命旗牌是朝廷颁给地方大员，用于便宜行事的令牌。这个东西一交出来，就等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了出来，但是这么一交真是值得，因为江忠源名不虚传。

按照防守长沙的经验，江忠源一到南昌，便将城外的民房尽行焚毁，从而使太平军失去了前线隐蔽所。

太平军还没现身，民房就给烧了，南昌的老百姓起初怨言四起，第二天却发现还真的非烧不可。太平军从江上登陆后，找不到靠近城墙的堡垒或制高点，只好顺着较远一些的文孝庙修建堡垒，然后用火炮轰击城池，就这样也杀伤了很多守城官兵，若要靠得再近一些，无疑对守城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距离限制了火炮的作用，太平军只好提前投入“土营”。“土营”是太平军继水营之外组建的第二支特种部队，以加入太平军的煤矿工人为骨干，实际上是一支工程兵部队。其任务是实施“穴地攻城法”，即先进行土工作业，挖掘通往对方要塞之下的地道，再用炸药进行爆破，从而为攻坚创造条件。太平军能够攻克武昌、南京，土营厥功至伟，可以这么说，在冷热兵器混杂的近代战争中，土营几乎就是突破高大城墙的唯一金刚钻。

如何对付土营，江忠源当然早有研究。他采用的是“瓮听法”，其法要点是预先在城内紧靠城墙的地方埋一座大瓮，派人坐在里面，专门侦听来自地下的动静。如果有掘土的声音，立刻循声向下对挖，从而破坏对方的地道。

大家都很努力，但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土营终于得以挖通一条地道，并引爆了炸药，城墙被炸开数十丈的缺口，太平军蜂拥而上。江忠源亲自率部上前格杀，将太平军击退后，用装满泥土的布袋填塞缺口。如是者三，才保得城池不失。

楚军军纪严明，没人敢临阵溜号，但楚军一共也才一千多号人，与之配合的绿营是薄弱环节。江忠源便用楚军来监督绿营，每隔四五个城堞，就安排一名楚军士兵，由这名士兵来监督其他绿营兵，如果有人弃城而逃，可以立即斩首。江忠源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最易被攻破的一面日夜巡防督战。

远在天京的东王杨秀清始终关注着南昌的攻守。这是自从围攻长沙后，他与江忠源在战场上的第二次激烈交锋。按照杨秀清的原订计划，在攻取南昌后，太平军就将进入湖南，但是此次战役的结果却与长沙之战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打了三个月，同样是太平军在蒙受较大伤亡的情况下仍不得其门而入。挫败面前，杨秀清唯有下令从南昌撤军，并将西征主将赖汉英予以革职问罪。

这一次对峙，江忠源又赢了，他不仅保住了南昌，还保住了湖南，但是一如长沙之战，杨秀清很快就将转败为胜，因为他撤下了一个不太能打的，换上了一个特别能打的。1853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到达安庆，接过了安徽方面的西征军务。

在早期亲临前线的太平军将领中，有很多是李逵似的黑旋风，智勇兼备的较少。石达开是一个例外，他在战场上熏陶和锻炼出了不一般的军事修养，有着极深的谋略。在围攻长沙之战中，就是他率先想到乘虚而入，控制湘江西岸的稻田，从而维持了太平军的军粮补给。

翼王上阵，局面马上不一样了。他不是专攻一城，而是全面开花，并依靠水营的灵活机动和工营的擅于攻坚，一步步把对手逼上绝路。

关键时候，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军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军饷有困难，士兵开始闹饷，有人甚至对江忠源兵戈相向。之后，官兵不是未战先溃，就是哗散还乡，曾以作战英勇而闻名的新宁勇终至瓦解。

江忠源对此痛心不已。他自己总结教训，认为原因“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是营官没配好，不像湘军，营官大多是“不爱钱，不怕死”的读书人。

症结是找到了，但长江沿岸的形势，根本容不得他这个救火队长再坐下来从容练兵。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然后继续跑东跑西，累到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