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峰口旁边，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难守的关隘：古北口。

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作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此糟糕。

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北口的失守，让蒋介石十分震惊。

29军守喜峰口，不仅守住了，还取得了大捷，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守古北口，却没几天就丢了，太不可思议，也太没面子了。

失守的原因很复杂，还涉及到各派系军队的内部矛盾，所以蒋介石不可能对杨杰一个人开刀问斩，但你要说他不失望那也是假的。

从这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象已经初步在蒋介石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很快蒋介石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对于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在军事会议上，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语出惊人，说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

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中央军后撤，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埋伏，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事到如今，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杨杰的计策听起来很好，可是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关东军有多强，中国军队有多强，就算你将其围起来，哪里能“歼”得了对方。

更何况，长城尚有险可守，放进来之后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那还不把平津给直接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却又熟知杨大炮的脾气个性，所以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直接点破，就任他在那里胡乱放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儿，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古北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象”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蒋介石难得到前线，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那天会场上还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在分析战况，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蒋介石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最近可都很平静。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蒋介石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何应钦，你是华北战局的总负责人，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到前线，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对方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这时候蒋介石的心里肯定一声叹息。

用杨杰错矣！

马谡失了街亭，杨杰丢了古北口，同样是言过其实，同样是不可大用，如再不对指挥官进行调整，南天门亦将不保。

不久，杨杰便被免去古北口总指挥一职。

杨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虽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他喜欢放大炮的毛病竟丝毫未改。

很早以前，杨杰的军衔就是中将，然而等到小字辈的顾祝同、陈诚等人升为上将，他仍然是中将。

杨杰对人发牢骚说：我20年前是中将，现在仍是中将，不知道20年后是什么将！

大概这话让蒋介石给听到了，便派他到苏联去做特使，顺便将其由中将升为上将。

到苏联是去争取军援的，因为那时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可是杨杰很快就在异国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相关报告在蒋介石桌上放了一大堆。

蒋介石忍不住了，问他究竟有没有弄到军援。杨杰却答非所问地说，他在苏联见到一个人，此人掌握一项秘密武器，只要把它弄过来，在华日军便会全体死光光，只是需要一大笔钱购买（难道是原子弹？似乎又不像）。

杨杰的语调极其神秘，可是蒋介石再也不问他了。

直到日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身在苏联的杨杰事前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件事之后，他被调派回国，从此再未能得以起用。

多少人生机遇，在别人看来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就这样一一错过了。

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实在太渴望太苛求出现一个完美的军事家了，可惜杨杰不是。

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顽童。这个顽童一手拿着一叠漂亮的纸片，一手拿着剪刀，在大人们的惊叫和惋惜声中，把纸片剪得粉碎，然后扔在了阳光里。

你们哭，我就笑，你们笑，我却哭，这才是杨杰，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人。

接替杨杰的，是徐庭瑶。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分量不轻。

他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是戴安澜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出自其门下。

很多年后，当戴安澜在缅甸处于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徐长官”的过，后者当时正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徐庭瑶是主动向蒋介石请缨去古北口征战的，不过当他到达前线时，古北口已经丢了，他只能据南天门防守。

与杨杰那样的学院派不同，徐庭瑶属于纯粹的实战派，此前大小仗经历过不计其数，他不是待在斗室，而是老老实实地对前线进行了勘察。

阵地战，依赖的就是工事的坚固程度。徐庭瑶亲自督促，工事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他自己检验后也感到十分满意。

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占领古北口，除了中方指挥紊乱外，炮战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最后，关东军把首次带来的炮弹几乎都用完了，但就是依靠这种高强度炮击，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提早离场和古北口防线的全盘崩溃。

徐庭瑶的工事顶住了大炮。

日军一万发炮弹，也仅能破坏守军一个连的工事，徐庭瑶轮番调遣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实行车轮大战，从而使得前线又逐渐稳固下来。

在古北口一线作战的，是关东军绝对主力——弘前第8师团。该师团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此前曾多次创造出类似“128个骑兵攻下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可以说，整个热河之战，几乎就是弘前师团一家搞定的。

因为这个缘故，古北口一线始终是长城抗战中打得最为激烈的战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喜欢热闹的都爱看“大刀宋明轩”，懂得门道的才知道徐庭瑶的身手其实也十分了得。

派上徐庭瑶后，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可以交代得过去，蒋介石对此很是满意，认为这次用人用对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南天门之役已足以振奋军队士气。

可是似乎命中注定，徐庭瑶仍然要失败。

29军曾向参加淞沪会战的19路军取过经，不过19路军的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上却未必见效。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特种部队，但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这一作用在淞沪会战中并未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金泽第9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南天门不是上海，甚至不是古北口，这里既无地势之利，又乏关隘之险，正是机械化作战的理想战场。

见大炮无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专门配置给弘前师团使用。

这就是坦克战车。

日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以砍掉陆军四个常备师团编制为代价，将经费省出来，用于组建特别部队，其中之一就是战车队。

他们一开始想拿钱买。

在上海市区大出洋相的维克斯轮式坦克，就是从英国买来的。当时一共进口了10辆，结果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维克斯很差劲，只是城市巡逻用车，但这并不表明英国坦克都很烂，事实上，它有好的，英制最新式坦克时速达到3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可是人家不卖给你。

英国人说我们自己家的部队还没装备哩，先给你，怎么可能？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于是又去找法国。

法国人一摊手，要新坦克没有，还没造出来，旧坦克倒是又多又好又便宜：雷诺坦克。

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雷诺。那会儿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次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只英法这两家，强一点的都能自行制造，用不着买你的。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于是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中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呢。

对着日本人，法国人只说了一半实话，雷诺又多又便宜是真的，好却未必。

地球在不停旋转。一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武器技术早就突飞猛进，你要再说雷诺有多么了得，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

日军拥有的雷诺坦克，一部分是直接购自法国，另一部分则是“九一八”后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

在上海庙行战场，法国雷诺曾被金泽第9师团投入使用。可是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对手会把你们当活靶子给干掉的。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淘不到好的，日本人不得不咬咬牙走国产化道路，89式中型战车应运而生，可是刚刚出场时也没弄出多大动静。

东北战场上天气实在太冷，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坏，加上速度慢，不客气地说，马占山的骑兵都比它好使。

在上海庙行，89式曾与雷诺一起上阵。论地形，庙行的确比江湾要平坦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那里开起坦克来也一样不爽，由于转动不灵活，89式的履带经常陷在泥巴里动弹不得。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针对中型战车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日本人又研制出了92、94系列的轻战车。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儿，优势互补，在大部分为开阔地面的南天门如鱼得水。

它们不是英国维克斯，没有轮子可给你炸，它们不是法国雷诺，不会“间歇性死亡”，它们的装甲很厚，你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榴弹都射不穿，轰不破，对于严重缺乏反坦克装备的中国军队来说，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天敌。

徐庭瑶在南天门连筑六道预备阵地，但当关东军战车队发动冲击时，别说六道，十道都顶不住，基本上一道阵地，只能坚持一到两天。

徐庭瑶手下的三个师长，杜聿明就不用说了，刘戡向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狂得很，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猛人，面对坦克汹涌而至，也变得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因为丢失阵地，刘戡一度急到了要抹脖子自杀的程度。

前线死伤累累，以血肉之躯挡新锐之器，却仍挡不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徐庭瑶内心无疑受到了极大震撼。

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数万男儿千里迢迢，满腔热血地来保卫长城，未料几个回合不到，理想的帆船就已经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事实证明，光有美好愿望，却无足够力量，还是必然会在风雨中折戟的。

从那以后，在徐庭瑶和他的弟子们脑海里，就一直回响着这两个字：坦克，坦克，坦克！

中国未来的装甲兵团将从这里隆隆驶出。

虽然防守很困难，但徐庭瑶毕竟也只需要负责一个南天门战场，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却要协调整个华北战局，自然难上加难。

为了不致把这位军政部部长的肩头压垮，蒋介石又派来了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实行双头领导，即何应钦主抓军事，黄绍竑主抓政治。

在北平，何应钦和黄绍竑常去一个地方，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致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

快撤，刚才还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中国不是日本，说是协调华北战局，其实关键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样把大家伙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当然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前线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1933年4月9日，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

此时的关东军，已与本庄繁时代有很大区别。经过那次大规模改组，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成为关东军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司令官。

武藤信义，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死后由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当年本庄繁使尽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马占山，但武藤上任后，不仅迫使马占山退出东北，还把东北义勇军逼入绝境，因此被日本人誉为“满洲的守护神”。

毫无疑问，武藤时代的关东军正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滦东战役从4月9日开始发起，到4月17日结束，仅仅八天时间，关东军便击破了由晋绥军商震镇守的冷口，驻防滦东的十几万东北军更是到了望风披靡的程度。

外界都以为是冷口失守在前，导致29军腹背受敌，喜峰口才会失守在后。

实际上在滦东战役之前，喜峰口就已经丢了，只是宋哲元怕因此砸了29军的招牌，才对外隐瞒了消息。

只剩下一个南天门，不过也就最后两道预备阵地可守了。

前线军事一塌糊涂，几乎不可收拾。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作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悠闲，多么放松，也间接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平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行，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力，远不是能够惹是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人说话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何应钦和黄绍竑在北平城里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不用亲自到现场，通过一份份电报往来，蒋介石就已断定何、黄二人再也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必须再派一个人去北平。

经过内部商讨，南京政府出台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起用已迁居上海的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元老，在华北威望很高，但是他年纪一大把，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实属强人所难。

第二个是起用山西王阎锡山。

在中原大战之前，华北地盘本来就是属于阎锡山的。你现在要他去主持，他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这样必然会引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华北其他派系不服，同时阎老西也可能会趁势而起，在华北形成新的地方势力。

两个方案都被否决，蒋介石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最佳人选。

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蒋介石的义兄，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当年也是一个不惜性命也要推翻满清的热血青年，但终其一生，却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其后他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内阁总理。

再后来，他又出任南京政府第一届外交部部长，是“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而所谓“改订新约运动”，即“革命外交”的前身。

北洋和国民党，一北一南，那时是势不两立的死敌，这个圈子绕得有多大，可想而知。

显然，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思想也非常复杂的人。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蒋介石——就好像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悄悄流了过去。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有一处著名别墅，叫白云山馆，主人便是蒋介石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完全湮没的人。

1933年春天，白云山馆的主人离开莫干山北上，从此他将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

这个人能拯救华北危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