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泽起龙蛇
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100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儿都快穷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路军不是“九一八”时的东北军,其军事主官久经沙场,意志如铁,随时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准备。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个突袭,便占领了天通庵车站。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闸北前线的张若嵩团有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交战地点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打人家2000,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三个连作为预备队。
等到正式交火,发现难点果然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陆战队有坦克车作为前导掩护。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名为维克斯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西,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两到三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若嵩急忙打电话到指挥部,请求增援。
蔡廷锴没有马上增兵,而是问他: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张若嵩回答,原有1700人,已伤亡1/3。
蔡廷锴点点头。
尚有千人,要什么增援,最低限度,你团要在闸北坚守三天,三天之后才可以换防。
张若嵩不敢再说什么了。
蔡廷锴打过的仗不计其数,前线能不能顶住,能顶多久,你瞒不过他。
张若嵩只得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收复阵地,击退了日军。
虽然没有派一个子的援兵,但蔡廷锴遣来了首席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
在第19路军的大帐之中,翁照垣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只不过这颗明星经常会给自己惹祸,用嘴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大发议论。
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儿不过一少爷而已。
说这些话容易得罪人啊,可是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嘴巴上安个闸。
翁大嘴说话率直,做事也极富冒险精神。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飞机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作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痰,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翁照垣赶到前线时,正值陆战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现在,“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待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的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上成了一残疾人。
再也不怵坦克车了,手里有什么就都往上面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再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